见证焦点访谈-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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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运”的日子除了工作以外，我们同居一室的兄弟姐妹也有许多快乐的时光。在同一个屋檐下我们会经常互相探讨节目怎么做、怎么剪；在编片累了的空隙我们会活动活动筋骨切磋几盘乒乓球（至今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位英明的好心人，在有限的空间给放了一个乒乓球台）；在午餐和晚餐时，我们会拿着盆盆碗碗去“工运”的大食堂买饭买菜，然后围坐在乒乓球台边象一个大家庭似吃饭；在偶尔闲暇时的周末夜晚，我们会关掉所有的灯，点上蜡烛，唱几曲思乡的情歌，放飞自己的心情我们同居一室的兄弟姐妹有：赛纳、王小鹏、孙膑、李正梅、陈新红、曹荭、杜晓静、石秋萍、小荣、杜大力还有许许多多短暂居住来来往往的同事。我想那些因为访谈在“工运”停留过的人们肯定不会忘记我们曾经有过的那些充实而温馨的日子。
1994年7月，记者一组、二组从“工运”搬到军事博物馆租用的办公楼。男同胞和女同胞终于各自有了一间宿舍，女同胞们也终于有了一个有点女人味的空间。机房有了单独的房间，这下再也不会打扰睡觉的人们了。
编导们还在不停的熬夜。大伙在苦中求乐，在傻干中求乐。于是“军博”有了“三傻”：王大傻、陈二傻、邹三傻。据说要加入傻子系列还得有不少优秀的条件。具体什么条件得问访谈的老人栗严。
生活在继续，访谈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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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因你而精彩／王文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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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拿起话筒之前，我从来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电视记者；在来中央电视台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焦点访谈》中的一份子。说这话有点穷人乍富的感觉，但事实的确是这样。
对于北广毕业的学生，进电视台是顺其自然的事，对于北大，人大这些著名高校的毕业生来说，成为记者也不算难。但对我来说，记者曾经是一个一度以为已经无法实现的遥远的梦。
1992年，我从一个理工院校的中文系毕业，分在一家国营企业的办公室当秘书。看了三个月的报纸，喝了三个月的茶水之后，我向领导递上了辞职报告。我不知道今后我到底想走什么路，但我知道眼下的路一定不是我想走的。
人家都说学中文的是万金油，我在私企卖过电脑，在外企做过文员，但是不知为什么，就是始终找不到感觉，直到有一天，一位朋友提醒我：你不要拿自己的短处和别人的长处去拼，你要去做能够发挥你长处的工作。
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才知道为什么一直对工作进入不了状态，也是这时候，要当一名记者的想法才开始清晰地在脑海中出现。
那年是1994年，传媒的发展还不像现在这样迅猛，报社和电视台的用人体机制也不像现在这么灵活，拐了不知道多少道弯托了多少人，我终于在省台找到了一个学习的机会。
当我在1994年5月满怀好奇小心翼翼地第一次走进省电视台的大门时，我不知道一个标志着中国新闻改革重大突破的栏目＜焦点访谈＞在一个月前开播了，当然更意识不到我将来会与这个栏目产生什么关系。我那时只是一名省电视台的学习者，随时都有可能离开这里，因为那些老记者们对我说：打破头想进电视台的人太多了，你没有任何背景想留在这里是不可能的。
我想留在这里吗？太想了。从我第一次摸编辑机起我就意识到这是我终身想要从事的工作，这种感觉以前从来没有过，而我在编辑和采访方面的悟性也让那些老记者称道。也许就是因此，我的“学习”期限一再延长。记得有一年的时间，我只做节目，不拿工资和稿费，电视上了不打我的名字，即便这样，我也一百个心甘情愿，我只有一个目的，别让我离开电视台，离开电视，让我多学点知识，让我多学点技能。我要感谢当时我们的新闻部主任南晓明（现在为珠海电视台台长），在我学习了一年之后，我的名字终于出现在报道中的记者一栏里，虽然直到我离开那里时还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临时工，但他却一步步让我担当起制作重要新闻的重任。
我在当时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在你没有选择之前，什么都是可能的，当你决定了选择的目标，就意味着失去了其它的可能。我现在选择了做记者，虽然同时意味着我不可能出国留洋，不可能去经商，不可能去赚很多钱，但我丝毫不觉得遗憾，因为我喜欢成为一名记者，我找到了我真正喜欢也真正适合我的工作，做自己喜欢的事，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愉快的。
这期间，＜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成了我每天有空必看的节目，不管是敬一丹、方宏进的主持，还是关海鹰、赵微的采访，都成为我学习的典范。我几乎叫得上每一位焦点访谈记者的名字，记得每一期播过的节目，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自己也会成为其中的一员，因为他们离我太遥远了，我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奇迹发生在1997年，对我来说那的确是一个奇迹。
1997年初，我采访编辑了一个系列新闻报道＜120万元扶贫款哪去了？＞，领导让我送到＜焦点访谈＞，看看＜焦点访谈＞能不能播。当时是焦点访谈二组的副制片人叶小林看的节目，之后，他对我说：你这期节目做得很好，你想来焦点访谈吗？
就是这么突然，就是这么简单，这与我毕业之后积累的一些社会经验太不相同了，我跟叶老（部里同事对叶小林老师的尊称）几乎是第一次见面，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我可以不送礼不请客，凭着一期节目，就可以登上中国电视新闻的最高处，对我来说，这就是奇迹。
当然我当时不知道，这正是从1993年开始的中央电视台的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也正是一直以来新闻评论部所倡导的用人理念。
能在＜焦点访谈＞混迹六年，得感谢很多人，如果不是他们，我无法取得今天的进步。而最重要的是这些人和叶老一样，与我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但是他们都可以完全是出于对电视的热爱、完全是出于对工作的负责来帮助我，他们的激情和理念，他们的前卫和沉着，在很长时间都感动着我，鼓舞着我。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刚走进＜焦点访谈＞的办公室看到的一张张笑脸，和立方、翟树杰、刘涛等等等等，我只是一个来试用的临时工，我是准备好了要先给老师们端几个月茶倒几个月水的，因为在此之前我到任何一个新单位都是这样开始新工作的。但是在这里，我看到的却是那些亲和的微笑。这微笑打消了我初来乍到的拘谨感，一个星期后，我就出差拍片了，临走前，一位老师对我说：祝你成功！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新闻评论部的创始人之一孙玉胜（现任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在1997年评论部年会上讲过的一番话，他说：“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有个理论，人有五种基本需求，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对于你们在座的来说，前四种需求基本上都实现了，所以我们做领导的，现在就要想方设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满足你们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这话让我的心潮澎湃了许久。很多时候，人们不是为了金钱而活着，就是为了那么一点点热爱和追求。而一个好的工作环境是多么难得。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98年下半年，由于种种原因，我几乎是拍一节目，折一个节目。那一段时间，我的精神几乎快要崩溃了，甚至曾经一度想到过逃离。而正是这时候，当时的制片人关海鹰（现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给了我坚持下去的信心。关海鹰初看起来不苟言笑，深沉严肃，但实际上内心却极其耐心细致。当你拿到一个选题，他会先给你假设各种不利于采访的可能，让你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采访中间遇到阻力，他也会不厌其烦地告诉你采取什么办法有可能取得突破；后期编辑时，他甚至逐字逐句地帮你改片子。随着节目一个个播出，我的情绪逐渐扭转过来，1999年，我做的一期节目＜吉烟现象＞竟获得了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正如新闻评论部主任梁建增在其著作＜＜焦点访谈＞红皮书＞中所说，在来焦点访谈节目组之前，我没有什么太出色的作品，个人也无多大的影响。但是在换了工作环境之后，我能很快一举夺得中国新闻的最高荣誉，站在中国新闻界的最高领奖台上，这要归功于焦点访谈吸纳人才，使用人才，管理人才的机制。
＜焦点访谈＞是“亿”人注目的栏目，每个在其中工作过的人都有自己的感悟，对我来说，因为有了焦点访谈六年记者的经历，我的生命变得丰富、精彩而格外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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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杨涛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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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电话改变了人生
“最近有事吗？”
“没什么事。”
“那我们这儿有个片子需要有个录音你过来帮个忙，大约十天左右，开车从北京到深圳，沿路采访挺有意思的。本来我想去；可我要做两会报道，头不让我去。”
“那行吧。”
“明天台里见面再说。”
这是我和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刘昶在９５年3月初的一次简短通话，那时刘昶已经在〈焦点访谈〉工作了一年，他是节目的元老之一。
那时，我也不想在原单位干了，在外边谈好了一部电视连续剧，去担任主录音师。该剧的导演现在已经是中国最具票房影响力的电影导演，当时就已经声名显赫。能够跟他合作，对于我一个刚刚毕业一年多的年青录音师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而且我是经过剧组再三选择定下来的。
不过，剧组何时开机还没定，出去半个多月，估计问题不大，所以我很爽快地答应刘昶的邀请。
没有想到，这么一个不经意的电话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与《焦点访谈》合作的十多天是紧张忙碌的，但我的心情非常愉快。这次拍摄让我大开眼界，我知道居然还有一些人是这样工作的：领导没有任何架子，平时随便和下级说笑，谈起工作来命令下达简单明了，下级有不同意见不用顾忌领导的面子当场就提，谁对就听谁的；同事和同事之间都像是兄弟姐妹，为了业务上的事可以争得面红耳赤，说完就完转眼又谈笑风生，大家都是以诚相待，其乐融融。
回到北京后，我向单位领导请假去拍那部电视剧，遭到了拒绝。我终于按捺不住在心中憋了近两年的怒火，和领导闹翻了。我至今还没想明白当时为什么火气那么大，也许是压抑得太久了，也许是刚刚感受完〈焦点访谈〉那种充满人文气息的工作氛围。应该说我的原单位也是一个带国字头的电视机构，但是当时那里的工作风气是你每天喝茶看报聊大天才是好同志，因为你安分守己。但凡你有什么新想法想干点片子，立刻就有人说你不安心本职工作。
复杂的人际关系让人身心疲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