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焦点访谈-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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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访谈出头露面的往往是主持人、记者，而观众看到的那些优秀的节目、精彩的画面都是幕后一批出色的摄像记者拍摄而成的，他们的名字虽然不为人所知，但一个好的作品没有记者和摄像的精诚合作是不行的。
据说做烤鸭也有许多道工序，最后食客享用的美味就是各个工序共同努力的结果。
体验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焦点访谈十岁了，我在访谈也已经五年了。或许最初的新鲜早被习惯所代替，曾经的风风火火，年少轻狂也被沉稳取代，就连烤鸭也不觉得有味了。
但烤鸭毕竟是烤鸭，千百年来它都是我们饭桌上的一道美味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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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刮脸事件”／喻晓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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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老子打儿子，那是天经地义，老子生了你，养了你，难道还不能打你？后来，为了表示对老师的尊重，有了这么一句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下闯了大祸，有些老师按照这个逻辑认为，他打学生就如同老子打儿子，也是理所当然。据某权威机构对全国中小学教师的一项调查表明，有66。7％的教师认为，体罚也是一种教育方式。这下好了，学生到学校是来受教育的，要是不幸碰上了这66。7％中的任何一位，体罚也就难免了。古人到底有古人的局限，他们罚学生，不过就是打打板子，面壁思过之类的小儿科，而如今有些老师真是敢想敢做，罚学生罚出了创意，像安徽淮南的李蕴英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仅仅因为学生好奇，看了学校的演讲会，不小心推开了演讲会的大门，她就硬逼着九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当众用刀划破自己的脸，不见血还不罢休。李老师的说法是，这些学生脸皮太厚，要用刀刮薄些。
受伤孩子的家长都是煤矿的职工，有的下岗，有的伤残，日子过得都不宽裕。他们苦巴巴地熬着，就指望着孩子能争口气，奔个好前程。以前，孩子也经常挨李蕴英的打，家长说，只要不过分，我们还感谢老师，她帮我们教育孩子。偶而发现，孩子手臂被打青了，头上被打肿了，家长还是打落门牙往肚里咽，埋怨孩子不听话。家长的宽容，纵容了李蕴英的粗暴。直到“刮脸事件”发生后，看到孩子血淋淋的小脸，家长才忍不下去了。最初，他们只向学校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求李蕴英和校方在全校范围给孩子道歉，澄清事实。因为事发后，老有同学在孩子身后指指点点，孩子已经不敢去学校上课了。学校却说这是扩大影响，没有必要。僵持几个月后，家长去请教了律师。律师告诉他们，李蕴英的做法，已经侵犯了孩子的人格尊严权，按照法律，他们可以要求精神赔偿。于是，家长在坚持道歉的同时，提出了每个孩子五万元的精神赔偿。于是，学校说，这些家长归根结底就是要钱，这个价格太高，我们赔不起。第二轮的谈判又僵持了几个月，仍然没有结果。孩子不敢去上学，家长急，学校没诚意，家长气，虽然是又急又气，却是无可奈何。后来，安徽省的一个律师事务所主动提供法律援助，六名家长终于将李蕴英和校方诉诸法庭，这起“刮脸事件”才被披露，这时，据事情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半年。
我见到了七名被迫刮脸的孩子，五名是女孩，都是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让他们回忆往事是很残忍的事，孩子们最后都泣不成声，哭成了一团。要不是职责所限，我也跟着一起哭了。我不知道这件事带给他们的伤害有多深，他们的家长说起来就掉眼泪。刮脸事件发生后，孩子们经常做恶梦，晚上都会哭醒。女孩姜维玲的妈妈讲了这样一件事，她带孩子上街买衣服，正在讨价还价时，孩子突然扭头就跑，抱住了一个陌生人的腿，还冲着她做手势，让她别作声。她转回头一看，眼泪就下来了，在不远处，孩子学校的老师在那儿，虽然不是李蕴英，但孩子已经吓得不行。类似的事情每个家长都能说出几件，他们说孩子变化大了，变得胆小，不爱接触人，变得暴躁，容易发怒，变得不爱读书，害怕学校等等，这些变化让他们的家长揪心，总觉得是欠了孩子的。那天结束采访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几个孩子坚持要送我们到巷口。小女孩周文推着他爸爸的自行车，深一脚浅一脚的在前面领路，那辆车有她大半个人那么高，姜维玲紧紧地攥着我的手，还争着要替我拎包。我能感觉得出，他们信任我，对我怀着希望。这让我很惭愧，对于他们的痛苦，我无能为力，相反，为了完成采访，我强迫他们去回忆，让他们又经历了一次痛苦。我只有祝福，希望这些孩子别再受伤害，轻轻松松地成长。
说了这么多，不能不说说李蕴英。很多同仁听说“刮脸事件”之后，都提出了一个问题：她是不是有病？确实，像这样的事，很难相信是正常人所为。当初，我们和学校接触时，就提出希望采访李蕴英。和学校软磨硬泡了两天，最后，那个校长特别诚恳地对我们说，我们实在不知道她在哪儿，况且，万一她压力太大，有个三长两短，那怎么办呢？我们只能作罢。李蕴英伤害了九名未成年的孩子，她受到的惩罚是“开除留用”。我不知道这个“留用”如何理解，是不是等风头过了以后，李蕴英又要重新走上讲台呢。学校对这件事的态度很暧昧，一方面，迫于压力，他们要说些义正辞严的话，另一方面，他们觉得家长不该把事闹大，实际上，他们对家长比对李蕴英更恼火。学校的一些老师则对李蕴英充满同情，认为她是好心办了坏事，其实这件事算不了多大的事，是“闹”大的。采访中，我们得知了李蕴英的一些事情，她中年丧夫，十年来，带着一个儿子过活。当然，不能因此就说她有病。另外，她的丈夫据说是因为她而死。十年前，李蕴英就经常体罚学生，一个学生被她打的小腿骨折，家长吵到李蕴英家中，结果李的丈夫一气之下，脑溢血发作，抢救无效死亡。这事是真是假，我们没深究，替孩子们打官司的律师据说进行了调查，拿到了相关证据。李蕴英有没有病，那要等医疗部门鉴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她早已失去了作为老师应该具备的正常心态，而这种失常与她个人的素质和所处的环境有关。
节目播出后的一个星期，我接到了家长的电话，说法院的判决下来了，要求学校和李蕴英道歉，另外，每个孩子赔偿一千元，问我怎么样。我无言以对，要是孩子的伤害能用钱来补偿，那倒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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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采访随想录／陈远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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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的春夏之交，时隔两个月后，我和刘文再赴广东，虽然这次拍的是非典型肺炎，知道的亲戚朋友都千叮咛万嘱咐，周围的人都对我们躲之不及，可我发现我俩对“非典”总是很难集中注意力，反而像落下了毛病一般：那就是看到警察、保安和广东大街上特有的棒子队，第一反映就是——绕着走！
这里首先声明，我和刘文绝对是部里最为遵纪守法的良好公民！出门在外绝没有任何投鸡摸狗的行为！可如实招来的是，自打2月份我俩拍了那个反映收容遣送的片子，我俩一到广东，心里就有点打鼓，因为我俩知道，虽然我们怀里揣的都是伟大首都北京的身份证，可在这里可都算是进城外来人员，一在广东无合法工作，二无那要命的暂住证，这要是一旦被查到，诸位兄弟可就只有到收容站去赎咱俩了！
关于收容遣送的黑暗，以前听许多人说过，但亲身经历今年2月份可还是第一次。
收容遣送制度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它开始于5、60年代，主要是收容在城市里的国民党残兵、城市伤残贫民。这是一种带社会福利色彩的社会救济行为，所以从那时开始，这项工作就一直由民政部门来负责。80年代，关于收容遣送的第一部法令颁布，这就是《城市流浪乞讨人员遣送管理办法》，这部法令规定在城市里流浪乞讨的人都要遣送原籍。收容遣送开始有了以限制公民自由为代价，来换取城市靓丽形象的作用。
到了九十年代某届政府的时候，国务院下了个通知，把“三无（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不全）”人员正式列为需要收容遣送的对象。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所有的中国人，包括那些以采访为名全国各地到处溜达的人们，理论上到任何地方（当然是城市，中国的农村向来是最开放的，来去自由）超过3天的都必须到各地公安机关办理暂住户口和暂住证！不然哪一天，在任何城市的街头碰上各种各样的“棒子队”，你都有不由分说被塞上“猪笼车”，遣送原籍的危险！
接下来就该说说“钱”的事了。这里您可能会问，这收容遣送跟“钱”有啥关系呀？实际上您想在我们这年代，各行各业哪个部门不都和那“劳什子”有关系呐，收容遣送自然也是一样！因为要收容要遣送那都要花钱，钱从哪里来？各地的财政当然都得往外掏，有往外掏的自然就有人要挣这笔钱，加上抓来了人，各种罚款、收费、外快自然也就钱出有门。
比如在广州捞一个人的明码标价是1500元！有高额的利润，各地派出所、执法对也就有了抓“三五”人员的兴趣。所以广州市收容所外只要每天一上班，你会看到斯皮尔伯格《辛德勒的名单》里的场面，一车车的“人”！没有犯任何罪的人！就那么一车车得拉进收容所，然后大家奋勇上去开始捞人，想尽一切办法捞人！没有人要的，或者捞不出来的，又一车车拉出去！那场面刹是热闹！
我们的线人就是这样，它先是在南海被抓，又因为口袋里实在没什么油水，于是广东湖南的收容部门就废物利用，把这样的“人”一车车批发到湖南的许多农场、茶场去干活，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的去干半年的活！这样的劳动力基本上是不需要任何成本的，每个人只要交50元，所以在一家茶场，茶场的人就明明白白告诉我们，这就是奴隶，21世纪的奴隶！
拍完这部内参片子我还想，在以后拍片的经费里是不是也应该加上办暂住证的费用，这样比较符合国家的法令，也会省去将来万一那位兄弟被抓紧去以后赎人的费用。当然此为不成熟的想法，大家可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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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与劣之辩／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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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货市场看洋货》节目播出前后，关于假货与劣货之间谁更可恶的争辩在周围同事之间时有进行。本来是无可辩之辩的问题，之所以辩，一方面是因为劣的危害是直接的，假的危害是隐性的，买假之人甚至还可以体会到假的好处，如本人手腕上佩带的手表，吕少波夫人提的皮包，司机牛师傅穿的T恤，（这本来都是为了拍摄需要而不得已为之购买的，现在却在忠实的起着该起的作用），当然天性使然，凭空地多添了些没必要的解释，不想总怕台纪委的同志，什么时候来摆一道阔气名牌的来历。
说起来，假与劣之辩，还是从目前的现实引发来的。天津洋货市场的假货多，多到只要去过的人没有不留下深刻印象的，而且这种假你在全国的许多地方，都可以找到它的踪影，就连北京你也可以一二三地点出几家大的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