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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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长征途中鲜血染红了碧绿的湘江 2
无奈，李德指挥失误，在过了潇水之后，忽地命令红军改变队形向湘江前进。所谓改变队形，即把左翼换成右翼，右翼换成左翼。这一换，延误了行军时间，加上前进的速度本来就慢，当红军前锋侦察部队到达全州城下时，发觉城门紧闭，湘军已抢先一步入城！抢占全州的，是由湘军参谋长刘建绪所率的主力部队。这是何键得知桂军撤防，便派刘建绪部队急行军，抢占全州城。何键致电蒋介石，大骂桂军，“全州以上，无兵守河”！红军晚了一步，陷入被动。因为原本因蒋桂矛盾而曾松动的“铁三角”，被湘军补上了。桂军呢，在十一月二十八日接到蒋介石电报，骂他们“纵匪西窜”，严令“速以大军压迫”，于是不得不调五个主力师回防，跟红军作战。红军在全州觉山跟湘军刘建绪部队打了两天，无法取胜，只得选择全州以南的界首镇渡湘江界首，一个只有四百多户的小镇，东临湘江，西靠大山，一时间成为红军临时司令部所在地，博古、李德坐镇指挥，周恩来则在对岸组织渡江。
朱德虽是红军总司令，但他被排斥在“三人团”之外，只能遵照“三人团”的指令行事。还好，湘江这时水正浅，有些地方可以趟水而过，虽说水冷刺骨。只是那些辎重令红军伤脑筋，不得不借助于木船。十一月二十七日夜，一军团、三军团已经大部分过了湘江，而大部队则积聚在湘江东岸待渡。就在这一条湘江把红军切成两半的时候，蒋介石下令发动总攻击——兵书上所谓的“半渡而击”，是最厉害的一招。“铁三角”猛烈地收紧：由北向南推进的是欲立“大功”的何键湘军，由南向北推进的是奉命回师的桂军，由东向西冲过来的是尾追红军的“中央军”。
十一月二十八日，空前酷烈的湘江之战开始了！蒋介石给部将们下达的命令中，引用战国兵家尉缭的话：“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待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击溺人。”蒋介石要求部下，依托有利地形，发挥优势兵力，上下同心，追得上，堵得住，打一个歼灭战！由四十万大军组成的“铁三角”，要把“流徙”的红军全歼于此！湛蓝的天空，朵朵纤云，忽地冒出黑压压的机群，轮番轰炸着静静流淌的湘江。红军没有高射炮，连高射机枪都没有，那些飞机在大模大样地在俯冲，有时甚至贴着树梢飞行，机翼上的青天白日标志清晰在目。
大炮也在轰鸣着。炮弹落在渡口，落在湘江，在人堆中开花。每一声爆炸，都溅起一摊鲜血！碧玉般的湘江水，被红军的鲜血染红了！一方在抢渡、在强渡，一方在狂轰、在滥炸。雪花般的传单从天而降。传单上印着“蒋委员长劝降令”，声称“不投降就要葬身湘江”！“铁三角”在不断收紧，枪声在没完没了地响着。
湘江上用木船搭成的浮桥，一到天亮，便给炸得稀烂。到了傍晚再度重建，翌晨又被炸成碎木片！江面上，漂着一具具戴八角帽、穿列宁式制服的红军战士尸体、马匹尸体，漂着斗笠，漂着散乱的文件、书页，漂着“蒋委员长劝降令”……
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一日，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湘江西岸战斗也极端激烈，林彪、聂荣臻所率一军团抗击着从全州扑来的刘建绪湘军。如聂荣臻所忆，“在二十多里地的战场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在茂密的松林间，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拼杀战”。湘江之战，成为红军有史以来最惨重的败仗！据统计（尤大云：《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中央红军人员损失概况》，载《红军长征大事文集》，陕西省党史学会一九八八年自印）：
主力红军过第一道封锁线时损失三千七百余人；
过第二道封锁线时损失九千七百余人；
过第三道封锁线时损失八千六百余人；
过第四道封锁线（即湘江）时损失三万零五百余人！
这时的主力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锐减到不足四万，伤亡折损过半！
在诸军之中，打得最苦、最惨的，莫过于红三十四师。这个师隶属于红五军团。红五军团是全军的后卫，这个师又是红五军团的后卫，乃“后卫的后卫”，一路抵挡着国民党的追兵。当大部队渡湘江时，红三十四师在后面跟十几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十二月一日中午，当红军主力已渡过湘江，红三十四师且战且退来到界首，那里已被国民党部队占领。
师长陈树湘只得率全师一千多人在当天下午到另一渡口凤凰嘴，那里也已落入敌手。翌日，红三十四师企图在凤凰嘴强渡湘江，那里水浅，可以涉水过江，但遭到敌军重创，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阵亡。
陈树湘师长率余部七百多人退回江东，沿途不断遭国民党部队袭击，每日都有一批战士倒下。十二月十日陈树湘在战斗中，因腹部中弹而被俘，他把自己的手伸进腹部伤口，忍痛绞断肠子，死于押往敌军指挥部途中！红三十四师全师只剩九十四人，在一名姓杨的团长带领下，躲入深山打游击，大都死于深山之中。
陈树湘是湘南长沙小吴门人，死后其首级被高悬在家乡的石柱上！《大公报》登出《陈树香（湘）之首级解省悬挂示众》的报道……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毛泽东说“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大败仗在红军中激起大震荡，大不满。博古、李德受到全军上上下下的指责。从广昌失败引起的怒火，此时在红军中炽烈地燃烧着。一江鲜血，使博古、李德在红军中的根基完全动摇了。
面对惨败，面对数万同志的死伤，博古的良心受到震撼。他再也没有开始西征时披着俄式斜纹呢大衣、腰别勃朗宁手枪、骑在枣红马上的那般潇洒。聂荣臻目击了这么一幕：
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聂荣臻回忆录》，上册，第二百三十二页，战士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这次过湘江，进一步暴露了教条宗派集团在政治上和军事指挥上的逃跑主义错误，促使人们从根本上考虑党的路线问题、领导问题。如果说博古还是有良心的话，李德则是“崽卖爷田心不痛”！红军战士们投来的愤愤的目光，使他心烦意乱。他竟迁怒于人，为了发泄心中的怒火，把周子昆大骂一通。那是在行军途中，李德见到周子昆正在和妻子曾玉说什么，他便指着周子昆骂道：“你带的是什么兵？整个部队都被你带垮了，老婆倒带着！”周子昆被骂得莫名其妙。李德骂了一通，周子昆才明白，因为李德说了一句：“红三十四师全师覆没，你这个师长倒逍遥自在！”原来，李德弄错了！周子昆在一九三三年三月至一九三四年二月，担任红三十四师首任师长。李德刚进入中央苏区时，周子昆正担任红三十四师师长，所以他有这个印象。可是，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彭绍辉接替他任红三十四师师长。一个多月后，又由陈树湘接任师长。至于他的妻子曾玉，原是留在苏区的，是她自己拼着命跟着部队走，千辛万苦才追上来，找到了丈夫。李德骂周子昆是“萧劲光第二”，要警卫班把他绑起来，送交军事法庭审判。据伍修权回忆：“可是警卫班的同志就是不肯动手，李德大为恼火。当时博古和毛泽东同志正好在场，博古对此默不作声，还是毛泽东同志出来解了围，说把周子昆交给他去处理，这才使李德下了台阶。”毛泽东挥挥手，让周子昆走了。
周子昆后来在延安任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一九三八年一月任新四军副参谋长，一九四一年牺牲于皖南事变。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日趋活跃，开始抛头露面了。
西征开始的时候，尚未从恶性疟疾中完全康复的毛泽东，是躺在中央纵队的担架上过来的。他这个“加里宁”，本来就是个空头政府首脑，离开了中央苏区，连政府也徒有虚名。行军之事，“三人团”主宰着，容不得他过问。不过，这么一来，他倒有时间跟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以及在同一队伍中的张闻天经常交换意见。
毛泽东一直关注着中央红军的命运。在发生福建事变时，他曾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遭到拒绝。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即将西征之际，毛泽东给中央军委去信，建议红军主力出击湖南中部，“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他的建议，又遭拒绝。
在冲破国民党部队的第二道封锁线时，毛泽东曾对李德的指挥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指出，由于李德指挥失误，部队失掉了差不多一星期的时间。李德也不得不承认，“这段时间里，兵力强大的粤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开始在后面紧紧追赶，使得第五、九军团好几天都陷入损失巨大的后卫战斗中”，但李德辩解说，这个错误是由于“没有地图可循”、“情报侦察的不准确”造成的。
李德注意起毛泽东的一举一动。李德十分恼怒毛泽东“不顾行军的纪律”，因为毛泽东“一会儿待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待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李德：《中国纪事》，第一百一十九页，现代史料编刊社一九八○年版。
湘江大败之后，毛泽东马上尖锐地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毛泽东再也不能容忍李德的瞎指挥，再也无法容忍他“崽卖爷田”了！过了湘江之后，红军的指挥权虽然仍在“三人团”手中，但“实际上已由周恩来担当起来”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卷，第二百八十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只是湘江惨败之后，损兵折将，虽然过了湘江，蒋介石军队尾追甚急，无暇顾得上开会。周恩来答应稍微安定时召集会议，加以讨论。甩掉尾追之兵的唯一办法，只有钻进大山之中。所幸广西东北部有的是高山，何况那些沉重的印刷机、造币机之类，早已被扔在湘江东岸，红军的步履反而变得轻捷起来，就连那位唯一获准坐着轿子参加长征的“大知识分子”傅连暲，也不得不把轿子扔在湘江彼岸，怯生生地爬上了马背。
进了山，路变得又窄又陡。傅连暲回忆道：一天下午，部队走在一条狭窄的山路上，这条路只有二尺宽，一边靠山，一边临河；山是一座高山，河又是一条大河，河面很宽，水流也很急，老远就听到河水哗哗地流……我骑着马走在这条路上，眼睛往河里一看，就好像站在高楼顶上往下看了一眼一样，不禁有些头昏眼花，连人带马跌下河去……傅连暲：《长征中的雪里送炭》，《解放军报》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五日。幸亏，傅连暲掉在河边，水浅，被战士们救起。那匹马连同马背上的被子，全被激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