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野火集-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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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到后台,蓦然看见一个满脸大红大紫的年轻女人坐在板凳上,背靠着戏台
的柱子,正在给怀里的幼儿喂奶。
她长得很丰腴,穿着短裤,露出两条大腿晃呀晃的。涂得鲜红的嘴唇
圆起来,正在哼着歌仔戏词,一副悠游自在、天塌下来也没关系的坦然。孩
子有一张圆润的脸,长长的睫毛,满足地吸着奶,在女人的怀里轻轻晃着。
前面锣鼓已开始响起来。
我定定地站在那里,泫然欲泣地看着她,看着她抱着婴儿,像看一幅
永恒的图画;心里的虔敬比我站在罗浮宫“蒙娜丽莎的微笑”前的感受还来
得深刻,来得真实。鄙俗吗?是的。肮脏吗?仍旧。落后丑陋吗?怎么可能
呢?还有什么比这幕后戏台的母子更美丽、更深沉?茄萣乡的意义,不是由
我这种过路人来赋予的。它的价值,它的尊严,就在它的鄙俗之中。在它的
土地上耕耘、海水上挣扎生活的,是眼前这个母亲、这个婴儿。为茄萣乡在
意义的座标上定位的,是阔嘴、是驼背嫂,是满脸油粉喂奶的戏子母亲,是
要在茄萣乡的土地上生生世世的这些人。
啊,这样的生命力!
苏黎世圣诞节的前晚,大雪覆盖了大地,厚厚的一层白雪,像条温柔
的毛毯,无声地覆盖。
黑夜里,雪片漫天漫地地翻滚下来。我突然听见歌声。打开门,赤脚
站在结冰的阳台上张望:纷纷的大雪中站着四个人,手里捧着一点烛光,在
安静的街上,唱歌。藉着雪光与烛光,看得出原来是几个五六十岁的人,胡
子上沾满了雪花。
一首又一首。街边公寓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不知何处的阳台上有
人合唱起来。
甜蜜的歌声里带着感恩、带着祈求,一条街充满着人间的祥和;烛光
在雪地里闪着。
赤脚站在阳台上听歌,冰冷的雪花纷纷洒了一身。
※※※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写出“野火”那样的作品来。我给过不同的答案,
却从来不曾想过“野火”和我一度引以为耻的茄萣乡有任何关连。在陌生的
苏黎世、在大雪中听歌的一刻,却突然又想起了不重要的茄萣:卖到茶室的
儿女、海上失踪的阔嘴、被捕的大学生、自杀的警员、借贷的母亲? 。啊,
促使我写“野火”的。难道不是像茄萣乡那样与我有过交集的鄙俗乡里?我
对台湾的感情,难道不是来自那些我一直认为与我不同国度的人——阔嘴、
黑鼻仔、驼背嫂——他们却其实早就默默地深深植根于我的民族意识之中?
我所关切的人,难道不正是那个歌仔戏子怀里闭着眼吃奶的婴儿?富而有礼
的苏黎世人在赞美上天的恩宠、祈求世间和平时,茄萣乡的人还在为生活努
力、为作人的基本尊严挣扎;什么时候,茄萣乡黝黑的渔民也和苏黎世人一
样,温饱、自由、人权、尊严,都已是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在月明的
海滩上只需要发出幸福的、感恩的歌唱,为世上其他受苦的人类祈求?一九
八六年,台湾两年前,我眼中的台湾是一个逆来顺受、忍辱吞声、苟且懦弱
的台湾;“野火”的第一把火,《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是一声忍不住
的怒吼与指责。两年后的台湾,却是一个相当不一样的社会。草根阶层发起
环境自保运动,表示民众生气了。大学校园里发生冲突,表示学生生气了。
反对人士组成新党,表示党外也终于忍耐不住了。《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
气》这篇文章大概不可能在一九八六年出现,因为“生气”的中国人已经很
多。
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注重环保等等都是执政者面对“生气”的社会
所作的因应措施。但如果政府的觉醒永远落在民众觉醒的后头,如果改革永
远来在民众“生气”之后,这个政府是吃力又不讨好的,因为它一切的革新
努力都显得被动、被迫、勉强。聪明的政府要走在人心思变的前头,主动地
改造环境。
“集外集”收集了“野火”之后所写的社会批评,事实上是一个“野火
的告别”。
人既然已经在欧洲,我就不可能继续专注地审视台湾。不同的环境有
不同的刺激,我写作的触须必然地要伸向新的草原。“集外集”同时是一个
历史的见证。一九八六年的台湾社会发生了这么一个“野火现象”,为什么
会有这个现象?支持者为什么支持?反对者为什么反对?“集外集”,更是
不作假的“小市民的心声”——平常不敢吐露的心声。
一千多封来信中,有些信令我惊诧:所谓的市井小民对台湾的问题有
那样透彻的了解,对时事有那样尖锐的批判。有些来信则令我难过,最令我
难过的,无宁是那篇高三女生的“野火烧死台湾”。她的信中一字一句似乎
都出自肺腑,而每一字每一句又都是僵硬的意识形态的灌输结果,像口号一
样的喊出来。她的历史诠释、民族意识、是非判断,百分之百地配合官方政
策需要。面对这样一个中国的下一代,一个完美的灌输案例,我的心情特别、
特别的沉重。
※※※
茄萣乡那个戏子怀里的婴儿,那个脸颊丰润、眼睛清澈的中国婴儿,
有权利要求我们给他一真正开放自由的社会。
一个冷冷的声音
戴小华那天,当我知道她应新加坡《联合报》系之邀,将于今年五月
底出席第五届国际华文文艺营时,就拨了个长途电话给她。
电话那头传来的是她清脆又略显焦灼的嗓音:“看顾孩手的保姆刚离
开,两个儿子,一个五岁,一个岁半,如果找不到帮手,我真担心去不成。”
想不到,这位勇敢又洒脱的女性,和一般女性相同,照样有她放不下的一面。
时间: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地点:新加坡人物:龙应台、戴小华龙应
台终于顺利成行。这天,我俩结伴在新加坡的大街小巷闲逛。她对所见的一
切都觉得新鲜、好奇,不时摸摸这儿,看看那儿。
眼前的她,一点都不像六年前曾在台湾“兴风作浪”的龙教授,而更
像位天真快乐的少女。
她兴奋地说:“这是个内容非常丰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语言,全汇聚在这块土地上。”我想如果她来到马来西亚感受定会更
加强烈。
时间:一九九一年六月三日晚上十时人物:龙应台、戴小华、马来西
亚中国报摄影记者一袭轻便的套装裹住龙应台纤细瘦小的身躯,显得楚楚动
人。唯一能将她流动在血液中那股叛逆不羁的性格泄露出来的是,她那头鬈
曲蓬松不太受“控制”的长发。
虽有许多人仍怀念过往她所发射出的尖锐锋芒,然而,人到欧洲后,
似乎让人觉得她已不再对这个混乱中充满生机的时代怀抱使命。
到底她已不再关切?还是另有所属?从以下的对话中,她会为我们道
明因由。
戴:到了欧洲后,你的关切面似乎已不在台湾,是因为台湾的社会已
合乎理想?还是你扩大了视野?龙: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当我在台湾时,
脚踩在土地上,我跟那儿的人面临的是同样的命运,任何不合理的现象,我
有权利批评。现在,我离开台湾,人在欧洲享受别人所建立起来的比较优美
的环境,再去批评台湾的话,对那儿的人就不公平了。
第二,九十年代的台湾,跟八五年的台湾不同了。八五年的台湾是一
个在蒸汽锅里,被锅盖盖着,沸腾了四十年,汽没处发的时代。整个社会需
要代言人,我适时出现,就被当成文化英雄。现在锅盖已被掀开了!他们自
己可以走上街头,不再需要文化英雄来代替他们说话。现在的台湾是一个比
较成熟、比较自信的社会。
第三,近几年,欧洲发生了划时代的剧变,刚好我在,难免会从原本
局限在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社会的关切面,扩展到整个世界所发生的种种
变化。
换句话说,台湾变了,我也变了。一个社会有时候需要的是大声疾呼
的文化英雄,有时候需要的是一个冷静的声音。
作家自己也需要成长,我不能够因为留恋“野’火”时代的掌声而作
茧自缚。读者的期望往往是一个圈套,作家自己要去突破自己的过去,不管
那过去多么辉煌、美丽。
戴:这两年,你一直住在德国,请问东西德统一后,整个社会发生了
什么变化?龙:非常的复杂。现在的东德人,不是,应该称“德东人”。他
们的心理非常不平衡,在围墙倒下前,心里追求的是自由,但在追求自由的
时候,心里有一个附带的梦想,就是认为当自由获得时。也就会享受到和“德
西人”一样的物质水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心理就不平衡了。
戴:那么德西人又是什么感觉?龙:德西人一样不高兴,因为他们的
损失已经够大了;七月一日为止开始加税,加了百分之七或八。德西人所以
有今日的物质享受是他们四十年来努力的结果,现在却凭空让穷兄弟来分
享,可是德东人还觉不够;所以,兄弟之间的情绪是不太和谐的。
戴:难道说统一后的德国反而不如以前?龙:那也不是。
德国统一后,单看现状是问题丛生,人们怨声载道,德东人每两家就
有一家失业,可是我个人仍觉得乐观,因为在那层很薄的怨声载道下,有非
常浓厚的民族感情做基础。
毕竟血浓于水。加上西德的经济实力非常雄厚,假以时日,这个国家
定会变成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
戴:有时是非正义并不这么容易就显示出来,由于资讯的被垄断,可
能会影响正确的视觉角度。
龙:这是人的悲剧。纳粹的真面目,历史的真相,德国的知识分子在
二次世界大战的前期也不知道。日本的知识分子也是到很晚才知道。
戴:不能有全面的资讯来源去判断真正的是非,这是我们寻找真相的
最大问题。
龙:一个人的判断,是要靠所知道的真相,而真相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都不会是全面的。你只有去设法扩大资讯的来源。人民很可能被执政者对资
讯的垄断所蒙蔽,而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希望把这个蒙骗的层面揭开。这是
长期要做的工作。
戴:如何训练一个人敏锐的观察力及独立思考的能力?龙:这需要培
养,而培养的方式最重要的就是教育,从小训练孩子用自己的眼光去了解事
情,用自己的质疑方式来下结论。譬如过去给我们的作文题是:“台湾是大
有为的政府”。,如果要训练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作文题应是:“什么的政
府才是大有为的政府”。我们不应先给结论,而是训练孩子自己去寻找结论。
戴:如果学校并不鼓励这种独立思考能力的训练? 。龙:就得多看教
你思考方法的逻辑以及哲学的书,另外多读好的文学作品,可以对人生的了
解多面化。此外,多接触各方面的资讯,才能做出对比;但如果资讯来源的
管道都被控制了,就有困难。
戴:学院的训练,使你有缜密的思维,看好的文学作品,让你懂得剖
析人性,但是和你一起受同样教育、看同样书的人,未必就有你这种凡事掀
开锅盖一探究竟的性格,是否家庭的成长环境也对你有所影响?龙:我倒从
未仔细想过这样的问题? 。(陷入沉思)嗯? 。我想母亲确实影响了我。
在表面上,看不出我跟母亲有何相同的地方,这是因为我们教育程度
的不同,我也没有她的强悍,可能因为我生活比较好,不需要强悍就能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