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01期-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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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56个民族，中国的小民族需要我们多多帮助。民族问题一定要解决好，苏联的解体是因为民族问题，南联盟的战争说到底也是因为民族问题，中东、印度的焦点还是民族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会影响今后的发展。费孝通是研究民族问题的专家，他有很多少数民族的朋友，和黎王、苗王、瑶王们关系都很好。
费孝通一生尊敬老师，尊重妇女。他和吴文藻、冰心一家感情颇深。费孝通和杨庆塑都是吴文藻的学生，一天，杨庆 夫妇从海外回国探望恩师吴文藻，冰心高兴地设家宴款待杨庆 夫妇和费孝通一家。孟吟看到冰心在厨房里忙上忙下，便戴上围裙弹奏起锅碗瓢勺交响曲。孟吟的烹饪手艺极佳，不一会儿就帮着冰心做了一桌好菜。席间，孟吟剥了蟹黄夹到杨庆塑夫妇的碗里，宗惠和小龙也礼貌地给长辈敬酒。冰心得知杨庆 的儿子娶了个洋媳妇另立门户居住，而费孝通一家却儿女绕膝，颇有感慨。冰心的小说《空巢》里的主人公，就是以费孝通和杨庆 为原型写的。
吴文藻先生是1985年去世的，临终前他对家人说：“我遗留的藏书都要捐赠给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但是捐赠前我想留下一些书给我的学生费孝通作为纪念。至于留下哪些可由费孝通本人来挑选。”
当冰心把丈夫的这个决定告诉费孝通时，费孝通的心情很激动。他知道老师遗嘱的分量。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就是书吗？先生允许自己先去挑选书，正是他一生开风气，育人才的生动实例。费孝通在吴文藻众多的书中挑选了派克老师所著的两本书：一本是《引论》，一本是《论城市》。他之所以挑选这两本书，是因为吴文藻和派克这两位老师是他一生从事社会学的学术源头。他要把这两本书作为纪念，永志不忘。
在民族学院居住期间，他和冰心家住的很近。一天，他正和友人在院子里散步，突然看到冰心摇着轮椅走了过来。他立刻绕到了马路牙子上缓缓而行。当冰心经过他的身边时，他以恭敬的目光注视着冰心，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
费孝通很重感情，当年王同惠遇难后，费孝通把妻子的遗体埋葬在广西梧州西山公园的山冈上，还亲手撰写了碑文。抗战时期，一位叫做张文芬的女士在山冈上行走，由于劳累她坐在一块石头上睡着了。敌机前来轰炸，震耳欲聋的炮弹声把她惊醒，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身边有一个很大的弹坑，里面有尸骨，尸骨旁有一个倒了的石碑。她扒掉浮土，定睛细看，石碑上竟然刻着费孝通的名字。她被费孝通撰写的情真意切的碑文深深地感动了。她觉得是王同惠的亡灵在保佑自己，使自己能在敌机的轰炸面前虎口逃生。为了使尸骨和石碑免遭涂炭，她用云南的红土把尸骨和石碑掩埋了起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到处都在挖防空洞，这块石碑被梧州的一个中学老师发现，他看到碑文后明白了原委，怀着激动的心情把石碑树立在金秀广场。后来，王同惠的尸骨被火化了，骨灰撒向了大地。费孝通在北京八宝山为王同惠建了一个墓。每次去凭吊同惠，他都觉得她没有死。她只不过是在这里寂寞冷落地睡着了。
如今，王同惠去世68年了，费孝通一直很怀念她。王同惠家没有男孩儿，把一个堂弟过继到家里。这个堂弟叫做王嘉儒，费孝通全家一直和他有来往。费宗惠至今仍然管王同惠叫做“同惠妈妈”。
一个男人能够这样深情地去爱自己早巳去世的妻子，并且整整爱了近70年，王同惠的在天之灵要是晓得，一定会感动得热泪盈眶。费孝通的一生遇到了两个好妻子，他和王同惠志同道合，是事业上的知音。王同惠像一个设计师，描绘并推动了他的社会学事业；而孟吟则像一个营造师，帮助丈夫实现了毕生的志向。如果没有这两个女人全力以赴的支持，费孝通的事业不会这么成功。
老骥伏枥，志在富民
费孝通毕生最大的目标就是富民。他在1938年写的《江村经济》，最后的结论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贫穷，就是生产力太低。中国人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提高自己的生产力。调查农村是他的学术起点，研究如何提高农民的生产力。后来，他提出了工业下乡，指出乡镇企业是一条解决农村贫穷的有效道路。乡镇企业发展以后，他又提出了小城镇的建设问题。当小城镇建设处在高潮，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已经初步解决后，他又提出了中国人富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也就是说随着中国人正在逐步走出贫困，他的目光又瞄到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以及安居乐业上来。
他的心时刻牵挂着中国的老百姓。几年前他过生日，我们到家里看望他。一进门，发现他坐在小板凳上，面前放着一张中国地图。他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着红蓝铅笔在地图上画圈。他说：“中国有592个贫困县，我画圈的地方就是我去过的地方，今后我要多走一些贫困地区。”
90年代初，费孝通在江浙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看到那里的农村富了，农民的口袋鼓了起来，小城镇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小城镇的繁荣又推动了乡镇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再也没有比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更令他开怀的事情了，他仿佛沉醉在陈年老酒里，别提有多惬意了。
那些日子，他如痴如醉地研究东南沿海地区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他好像是一只章鱼，触角敏锐，预感到大小城市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那里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城乡人口的流动会越来越频繁，人们的社会生活因而会出现一个大的变化。
1996年，他在浦东新区实地考察时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这种变化的深刻性不能光靠书本来获取，而是需要研究者亲自去接触沸腾的生活，体验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上海对社区发展研究得比较早，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不少可以借鉴的东西。
三年之后，他在上海大学成立了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想以研究上海的社会发展为主要对象培养出既掌握系统的理论知识，又能贴近社会实践的研究工作者。
1999年春节，我们到费孝通家里探望他。费老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我送给他一套自己刚刚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山脊——中国扶贫行动》和一个日本生产的血压计，一边给他量血压一边跟他开玩笑：“费老，您特别爱吃肥肉，血脂、血压肯定高，您一定要多注意身体呀！”
他风趣地对我说：人爱吃什么，一定是体内需要什么。我说您这个观点不对，要这么推理岂不是说酒鬼一定是体内需要大量的酒精，烟鬼体内需要大量的尼古丁了？
他笑得皱纹都舒展开来，和蔼地说按照中国人的老传统，全家人在一起吃顿年夜饭，过了春节，人就长了一岁。这样算来，过了节我就90岁了。老实说我心里有些害怕，毕竟年纪大了，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但是想做的事情还不少。20年前我曾经讲过10块钱的话，意思是说我希望还能再工作10年。现在一算已经过去了20年。而且从我的身体状况来看，头脑还清楚，估计再干五年不大成问题。从1957年到1980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没有机会做什么工作，白白损失了23年的时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恢复了工作。上帝还算公平，到今天，归还了我20年。这20年里我做了些事情，其中一件就是重建社会学。
他翻看着《山脊——中国扶贫行动》，高兴地说：“你这本书是写中国的贫困问题，你们年轻人，哪儿穷就往哪儿去，有志气。你是一个教中文的大学老师，为什么专门往贫困地区跑呢？”
我说是受您和我父亲的影响，我父亲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副会长，虽然身为部级干部却几乎走遍了中国的贫困地区，为西部大开发做了很多贡献。他当年也是北大的学生，他经常教育我要深入社会，关注西部，热爱百姓。父亲让我好好地读您的著作，我是怀揣着您的《江村经济》上路的。现在很少有人能像您那样把中国的社会学事业看得比生命都重要，我们这一代人现在最缺乏的就是您身上那种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无私的献身精神。
他说农村是一个大课堂，我是从研究农民问题起步的，提出了工业下乡的问题。之后，又研究乡镇企业和与之相关的小城镇建设。现在则是在串糖葫芦。
我收起血压计，打断他的话：“费老，啥叫串糖葫芦？”他说就是沿着京九铁路线上的一系列中等城市，了解它们对周边农村的辐射作用。近一年来，又想研究研究大城市的一些问题。在这些研究过程中，我的脑子里产生了许多想法，甚至想到太空里去取物资的问题。
他的手挥舞着，仿佛真的要从太空中抓回点什么。我抚摸着他的手，给他点着长寿穴位；他的手很宽厚，很绵软，很温暖，正是这双手为国家和人类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精神食粮。点穴的手法很讲究，轻了没有感觉，重了又会疼痛。我恨不得使出浑身解数，恰到好处地打通他的经络，让这位智者永远健康长寿。
后来，我又应司法部之邀走访了全国10多所女子监狱。当我把自己的拙作《中国女子监狱调查手记》送到他的面前时，耄耋之年的费老在百忙中亲自为我作序。他说监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也是社会学工作者观察、了解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监狱中的这个特殊人群，已经被贴上特殊的标签，他们的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已经与常人不一样了。帮助他们回归社会、回归常人的生活，就需要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你做的调查采访工作的意义，不仅在于你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耐性和技巧，与那些女囚犯建立了一种心与心交流的氛围，从中获取了真实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在于你的调查采访活动成为这个特殊群体自我经历的再梳理过程，这是一个不断强化自身自新意识的极有意义的过程。从这个角度上说，你成功地完成了参与式的社会调查。你的调查采访活动可能对这些特殊人群的自新过程，也就是再社会化过程产生积极的作用。
费孝通不久前在广州碰到了林兰英，他们是老朋友，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林兰英早年在美国读书，是研究半导体的，搞的是通讯材料。她回国的时候从美国带回一些半导体材料，那时中国还没有半导体。这次老友相聚分外高兴。闲谈时费孝通说在21世纪里，人类大概可以实现到太空里去取回有用物资的可能。
林兰英肯定地说，这个事情不用50年，大概20年就可以做到了。当费孝通与林兰英在羊城讨论这个问题时，并不晓得林兰英已经利用人造卫星在太空里成功地制作了单晶硅，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太空里完成这样的试验。证实了人类是能够做到从太空里拿回物资的。回到北京，他才晓得了林兰英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绩，越发觉得这次羊城对话简直太绝妙了。
费孝通怎么会想到有关太空的问题呢？原来，他为了写一篇关于知识经济的文章，翻看了不少参考书。其中有一本书是他的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