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命活下去 [苏] 尤里安·谢苗诺夫-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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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钥匙。
战略局驻外负责人多乌恩斯在伦敦会见了西班牙共和目前总统涅格林,多乌恩斯说,如果弗朗哥追随轴心国家,而且允许希持勒军队通过西班牙,国内可能要爆发一场内战,而且“一场大规模的游击运动——不客气地说——在所难免”。
由于西班牙国内毫无开展游击斗争的基础,多乌恩斯所有的人员都被逮捕并被运往马德里的普埃特·杰利·索利地下室,在那里遭到了严刑拷打。有几个人经不住,供认出他们是被美国人从摩洛哥派遣来的。
西班牙外长召见了美国大使哈伊耶斯:“这是—次对我国内务空前的干预活动!这一事件可解释为无端的侵路行径!你们正在我国策划一场流血事件!”
而这时驻马德里的战略局人员分头向各私人官邸送去成盒的香水,而且散布出经周密考虑的假情报:“这仅仅是个开始;渗透将继续下去,因为白宫担心佛朗哥将为德国国防军打开西班牙的大门。”
弗朗哥由于害怕游击斗争,寻机——通过一条复杂的接触渠道——向华盛顿通报,他决不许可帝国军队过境。
当这一情报传至美国后,国务院授意哈伊耶斯向弗朗哥保证,派遣“共产党恐怖分子小组”一事不是美军或秘密情报机关干的,而是西班牙共和战士和美国共产党人的冒险活动;曾给予他们某些财政资助的人“已被驱出国家部门。”
的确,多乌恩斯在战略局中的职务被免去了,但过了整整两个月又被任命为艾森豪威尔将军司令部的特别行动顾问了。
曾十分愤怒地反对过杜诺万及其下属的哈伊耶斯大使同“蛮子比尔”签订了一项“友好”条约,所以从那时起大使馆的第一助理就成了战略局的军官……
“怎么样啊7”缪勒问,“卡纳里斯搞得不错吧?”
“相当出色。”施季里茨把卷宗还给缪勒,“有关战略情报局活动的情报截止到一九四二年吗?”
缪勒哼一声:“施季里茨,我是那种收集情报至死方休的人。”
舒伦堡也好,缪勒也好,或者纳粹党国外部也好,都不了解在此之后杜诺万的地位被强烈动摇了。
在战略局欧洲局负责人艾伦·杜勒斯的兄弟亿万富翁约翰·;福所特·杜勒斯出任托马斯·杜威竞选活动外交小组领导人之后,猛烈地攻击了罗斯福,要求对“红色威胁”采取强硬措施,他用共产主义恐吓美国人,而且他有许多文件都是直接从自己的老朋友和党内战友杜诺万那里得到的,总统要求提出报分是谁负责检查战略局的工作,谁为其远景计划之外的活动提供经费,又是哪些团体可以从国家政治情报部门获取非正式的情报。
研究了部分收集到的材料之后,罗斯福对自己最亲密的助手库普金斯说:“哈恩,您不觉得杜诺万该离开战略情报局吗?”
库普金斯问:“理由呢?”
“理由很明显,”总统回答,用一个手指敲着眼前的卷宗。
……在白宫进行的这次谈话,时间是在一九四五年三月,施季里茨返回德国刚刚一个半小时。
在这个世界上,万物那有着无形的奇怪联系——伟大与渺小,可笑与可池,局尚与卑鄙;同时,命运的某种转机又无法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仿佛是偶然的,然而事实上这种偶然性恰恰是无形的发展的基数。
第六章 盖世太保在行动——(一)
柏林市中心遭到轰炸。在巴贝尔斯贝格上空没有飞机,所以街上的灯没熄火,尽管所有灯泡象平日一样昏暗。
“汉斯,请不要给我拿糖,”施李里茨说,“我喝加糖精的咖啡。”
汉斯从厨房探出头:“您可真瘦,博尔金先生,我的上司得留心每一块面包,他常饿着肚子走路。”
“印度的瑜珈认为,饥饿状态对人最有益处,”施季里茨说,“所以我们德国人生活在最有益处的条件下——几乎人人都挨饿。”
厨房里没有回音,汉斯绝不会对施季里茨的话做出反应——显然,他想起了缪勒的指示,注意到在不同场合如何行事。
“也可能是我草木皆兵7”施季里茨想,“这小位子也许真是来保护我?这不是一个国家,而是装有毒虫的罐子,要弄清行为的逻辑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必须凭着自我的感觉……然而如果我不能摆脱我的警卫去和报务员接头,那么我到这里来干什么呢?回到柏林又有什么意义?我向缪勒暗示我进行特殊游戏的可能性是对的,让他去想吧。从各种迹象看,缪勒对我的答复感到高兴,尽管我们还没有真正谈过话。”
咖啡味道很好,照上耳其方法煮的,施季里茨感兴趣地问:“咖啡煮得这么好,是谁教的?”
“分队长的儿子弗里茨。他是懂得很多事情的孩子,会讲英语、法语,整天埋头在书本里。煮地道的咖啡的方法就是他搞来的。不要放在炉子上,要与炉台有距离,还要注意起沫的时间。他说起来就象是个学者。”
“分队长的儿子现在在哪里?”
汉斯把果冻推到施季里茨面前:“这是我妈妈熬的,请吧,博尔金先生。”
“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还想请您尝尝我们家的沙拉。我父亲用老法子做的,所以里面放了很多玫瑰配科。您看看,漂亮吧?”
“恩,是的。”施季里茨回答。他明白,这小伙子什么也不会说的。“很高兴尝到您家乡的沙拉。您是什么地方人?”
“马格德堡,博尔金先生。我家在公路的岔路口。您记得去汉诺威的那个转弯的地方,还是去汉堡的路标吗?一座漂亮的房子,年代很久了,有一个绿色的大塔楼……”
“我常在这条路上走,亲爱的汉斯,唉,我一时想不起来您家漂亮古老的建筑…也许是红色的瓦,房脊漆成了鲜肉桂色?”
“正是这样啊!看,您全都想起来了!”
“我有些想起来了。”施季里茨说.“如果不让您为难,请再给我来一杯咖啡。”
“当然可以,博尔金先生。”
“要不要过会儿再去?您的咖啡要冷了,您喝完,汉斯。”
“没关系,我喜欢喝凉的。分队长儿子教会我做‘咖啡爱司’,您吃过吗?”
“是在装凉咖啡的高脚杯里加上冰激凌球吗?”
“是的。”
“很好吃。我吃过。您喝过‘卡普勒僧侣’式咖啡吗?”
“没有,我连听也没听说过。”
“记得中世纪时有一个云游四方的卡普勒僧侣吗?”
“我不喜欢神甫,他们都是叛逆,博尔金先生。”
“为什么是所有的呢?”
“因为他们空谈和平,而我们却要打仗,为了消灭布尔什维克和美国人。”
“总的来说您想得很对,也很好……来,我们还是说‘卡普勒僧侣’式咖啡吧——也就是在热咖啡中加冰激凌,然后就产生了难以置信的巧克力泡。我担心,只有等胜利之后,我才能和您尝尝‘卡普勒僧侣’式咖啡。去吧,亲爱的,我不耽误您了。请煮三杯,我也喜欢唱凉咖啡,一会儿我要工作。”
汉斯出去之后,施季里茨从上衣口袋取出一小片安眠药,放进汉斯的杯里。他点起一支烟,猛吸了一口,然后拿起电话,拨通了塔格玛·弗莱达尔的号码。舒伦堡把这女人的事交给他办。
这女人的嗓音很低,几乎是女低音了。施季里茨喜欢这样的嗓子。一般地说,上帝会赋予她们瘦高的个子,使她们变成运动员式的女人,有一副罗马人的面孔。
“你可什么都想得出来,伙计,”施季里茨心里说。“可又怎么样?”他暗自回答,“这挺好。应当把各种现象同你周围的各种人秘密地用不可知法则联系起来。你的概念、你的观点、你的主意将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只应当相信你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你的想法不是犯罪。”
“打搅您了,约克教授让我给您打电话。”施季里茨说,“我姓博尔金,马科斯·博尔金。”
“晚上好,博尔金先生。”女人答道,“我在等您的电话。”
“您有一双绿色的眼睛。”
女人笑了起来:“傍晚,尤其是空袭时熄掉灯后,它们是黄色的。总的说,您说得对,它们象猫眼睛一样。”
“真漂亮。您几时能给我点时间?”
“随时都行。您住在哪儿?”
“在巴贝尔斯贝格。”
“我住在波茨坦,很近。”
“您几时睡觉?”
“如果没有轰炸,要很晚才睡。”
“如果有呢?”
“那我就吃一片鲁米纳,天一黑就倒在床上。”
“我现在要给几个朋友打电话。我刚回来,有些事要和别人说。我会再同您联系的。如果您同意,今天我也许去找您,不过要稍晚些。”
“现在我的每句话都被录下来了,”他放下电话后想,“这可太好啦。问题是录音什么时候送到缪勒那里,马上送去还是明天呢?不管怎样,我有理由出去了。我看他的汉斯有多么坚强,四十分钟后他就得躺倒,两个小时昏睡不醒,不过他可能会换掉自己杯子,那我就同他一起去。和那个绿眼睛塔格玛谈过之后,我要在波茨坦遛一遛。如果我没有记错,她的房子距离报务员家只有三个街区。或许塔格玛家有合适的出口——只好爬栅栏,你什么也写不出来。莫斯科必须了解,鲍曼现在不再阻止与西方的谈判,而且在瑞土和瑞典都有重要人物准备行动。”
汉斯从厨房回来,给施季里茨倒上咖啡,然后喝掉自己那杯。他问博尔金先生早饭吃什么。他汉斯很会做火腿蛋。
“谢谢,亲爱的汉斯,不过小保姆会到我这儿来,她知道我早上吃什么。”
“博尔金先生,分队长说,小保姆在轰炸时死了……对不起,我只能让您感到伤心。”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还会做胡萝卜丸子。”汉斯说。
他把施季里茨提的问题充作耳旁风,这是规定他不能回答的。
“我在问您,汉斯,我的女佣什么时候死的?”
“我不知道,博尔金先生。我只能告诉您我所知道的。”
“瞧,您向我做解释时多么可爱,别人您话时—言不发,或者答非所问,是不大有教养的表现。”
“是的,这是不礼貌的,您说得对,博尔金先生。过我不喜欢胡说。在我看来,一言不发比说谎要好些。”
“走吧,我带您去看看房间。”
“分队长说,我必须睡在楼下。我要堵住到二楼去的通道。如果您允许,我就在椅子上过夜。您允许我把椅子挪到楼梯前吗?”
“不行,二搂没有洗漱间,我会惊动您。”
“没什么可怕的,您惊动了我,我会很快又睡着的。
“我说的是我自己。我不喜欢无故打搅别人。请把椅子挪过来吧……不,离楼梯再近些,不过要让我不惊动您就可以走过去。”
“不过分队长嘱咐我,要我与您形影不离。”
“您是什么军衔?军土?我呢,是旗队长。”
“我在保护您,博尔金先生。分队长会给我下命令的。对不起。”
“看来,您希望我给缪勒打个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