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命活下去 [苏] 尤里安·谢苗诺夫-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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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明白，现充在华盛顿并非所有的人都会向他说出对俄国在战后世界中的作用的看法。
他知道，国内的某些传统势力有多么大，有些人的概念是多么的古板，这些人同上一所大学，同去一个俱乐部，看同样的书，在同一个场地打高尔夫球，他们对报界赞扬的事物津津乐道，对《纽约时报》、《巴尔的摩太阳报》或者《邮报》对事物进行的实用主义的和不大令人信服的攻击感到厌恶。
因此，总统试图弄明白，在他给斯大林的信件中——完全是坦率的、最友善的口吻——到底是什么激怒了克里姆林官的巨头。
在听取自己大本营成员的意见后并同他的圈子里的人保持最良好的关系的同时，罗斯福独自做出了特别重要的决定。如果文件中有某个词在他看来过于含糊、不够明确，或者不必要的强硬或者相反太软弱的话，他都亲自修改。他迷上了肯特的书。他觉得因果关系同规律这一概念有必然的联系。由于因果关系中包含着连续的思维的必要性，最终通过语言影响生活这一方式是生活的必要性的表达，所以总统两次让副官给他拿来装有关于伯尔尼事件的信函的卷宗。他深入地分析左右局势的东西，在神职学校受过教育的斯大林绝不会随随便使地对待一个词，罗斯福对此很清楚。
非常挑剔地看完自己的信之后，总统觉得文字完全得休。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政治斗争的战略家，他知道在国务和党务活动家口中说出的话里预先安排的爆炸性词汇的价值。
所以，罗斯福勾勾划划，连一个标点也不放过，然后以认为自已是公正的和对同盟者真诚的心情把信放在一边，手指叉在一起，他心里明白，有一些他暂时不能、也许是不愿意回答自己的问题时时在折磨他。首先，为什么斯大林只字不提丘吉尔同德国人的来往。从杜诺万的报告来看，亚历山大元帅领导的英国人是第一小提琴手。其次，关于这些谈判，丘吉尔为什么对他罗斯福守口如瓶。最后一点，战略情报局对这些谈判至今未做一定的分析——仅限于挑选和淘汰那些不完整的文件，这些文件似乎来自驻巴黎的英国人和英国驻美使馆负责情报的密友手中，这该如何解释？
罗斯福心中承认，对这些问题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俄国在战争年代受到可怕的损失，却也在世界上赢得了巨大的声望，被看作是反对希特勒惨无人道的极权制度的主要力量。
军方交给他的一份备忘录证明，在西线各地段的纳粹分子投降能带来实际好处，但俄国人并没有认识到这种可能性，其责任在外交宫身上。军方使总统相信，没有一个美国军事指挥员参与同纳粹的接触。与此同时，昼夜忙于在旧金山举行联合国大会的国务院也向白宫提交了一份纪要。从中可以看出，原则上讲，同敌人进行试探性接触是适宜的，哪怕是沃尔夫这样令人厌恶的纳粹分子。但是外交官们坚决主张美国在欧洲的代表与他们接触时不得惹人注意。“况且，我们不能排除一些中立国的学者和实业家发挥个人主动性的可能，纪要中指出，“他们关心战后欧洲局势，尤其是在红旗即将飘扬在柏林上空的时候。这种个人的试探恰恰是由于对美国在欧洲的利益感到不安而进行的……”
罗斯福注意到“实业家”这个词，立即想到传说中的杜勒斯兄弟的传闻。罗斯福总统改变了邀请杜诺万参加晚会的壬意。他谓副官准备伯尔尼活动站的详细档案。“现在，情报局局长无所不知，而总统则少见寡闻。这种状况未必有利于美国。”
听了罗斯福这番愤愤不平的话后，杜诺万立即和他的老朋友戴维。兰斯讲妥，晚上七点在“迈克尔·基尔克”饭店吃饭。
在那里杜诺万向朋友介绍了情况。
“那么好吧，”兰斯边说边把餐巾铺在尖瘦的膝盖上，“我明白，局势不是乐观的，不过，杜勒斯的行动连法律的边也没沾。”
“让他触犯法律才好呢，”杜诺万打断了兰斯的话，“这样有关这件事的情报就不会落到罗斯福手初他束缚在正人君子的道德规范中，我无法想象现在我们的艾伦·杜勒斯的全部买卖该如何收场。”
“它不能不以美国的最大利益而结束，比尔，您十分清楚……如果罗斯福在雅尔塔同意俄国人进入柏林，并由此提前几十年获得反希特勒主要胜利者殊荣的话，如果他批准建立由斯大林组阁的共产党波兰的话，如果他承认铁托是南斯拉夫头号人物的话，那么在这个国家中有谁能认真考虑我们的未来？在我们同沃尔夫建立联系后，我立即得到了切实保证，从现在起德国所有的港口已经可以分配给我们的公司。此外，施罗德报告了林茨地区矿井的位置，那里集中了从法国、俄国、波兰、意大利的陈列馆掠来的著名大师的绘画，价值数千万美元。”
“价值九亿七干三百万美元。”杜诺万阴沉着脸更正说，“已经估算过了。这个地区有我的人。”
“是吗？祝贺您。不过据我们所知，英国人和当地反政府力量在这一地区的活动越来越频繁。”
“在林茨没有合法政府。”杜诺万打断了话头。
“唉，从字面上看，而不是从本质亡讲，目前纳粹毕竟是合法政府的化身，比尔，他们是选举出来的。”
“您同我一样，知道德国的选举是怎么回事。”
“是的。但是我们国家同这样选举出来的政权保持着外交关系——在柏林举行招待会，向希特勒发了生日贺电。”
“戴维，”杜诺万皱着眉头说，“想一想，我该怎样同罗斯福谈话，这是个难干的差事。在我去找他之前，我想找您试试。”
“请吧，试一试……”
“从各种迹象看，莫斯科已了解了杜勒斯的行动，尽管我们慎重精心地为这桩买卖涂上了伪装色。我不能保证克里姆林官不会了解到贝纳尔多特和杜勒斯通过穆吉副总统重新在蒙特勒开始行动的情报。”
“您不觉得这非常之妙？”
“什么意思？”
“让罗斯福和斯大林相互争吵吧。比尔，让他们去吵吧！甚至让斯大林知道得更多些才好！”
“这是一孔之见，戴维，不去阻碍才是正确的。在我们的部门有人主动帮忙时，聪明的对手就会觉察我们的兴趣，还有您的利益。真正使我感到不安的只有一点：如果罗斯福得知您现在同加罗德的接触怎么办？他会气得两眼发黑。如果有人在他的桌上放上一推材料，证明正是施罗德从一九三三年起就担任‘希姆莱之友’小组主席，而杜勒斯至今仍与他友情不断的话……”
“这就糟了，”兰斯说，“要洗刷干净。罗斯福总是妨碍我们的事。所有关于他的健康状况不适宜他去任何地方的议论，恰恰是他安抚那些察觉到他与斯大林进行游戏、将这个国家拖向深渊的人们的手段。”
杜诺万摇摇头：“没有必要，戴维。罗斯福用他的温情和绅士手段为这个国家争得了许多东西，我们希望达到这个目的，但是要使用自己的方法，而且成果一定要归我们，而不是归他们。总统的健康状况目前的确很好。”
“消息准确吗？”
“完全准确。我通过一位明友和他的医生交谈过。”
兰斯喝了口水，耸耸肩膀，面孔一下子变得苍老了许多：“比尔，每一项决定都是命运的表现。命运是用来表达内在的可信性的词汇。这里未来与生命相联系，必要性连接着死亡。”
杜诺万的身子离开椅子背，轻声地说：“您疯啦！”
他让服务员拿来一包香烟，撕了半天烟盒的封口，然后喘着粗气抽了一口烟，又重复了一强自己的话：“您疯啦，戴维。我想弄明白，怎样才能更可靠地保护艾伦，只不过如果把他从欧洲撤回来，那么我们的损失就太大了，这无论如何不行。”
“假如罗斯福得知现在与施罗德的接触，您明白，那我们就保不住艾伦了。所以我希望您考虑是否应当让俄国人得到点风声，了解到被格罗弗斯监护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人在干什么？”
杜诺万嘴里粗重地哼了一声：“怎么？好主意，声东击西，这手段真高明！我看，您在葡萄牙的那些商人同赤色的俄国人的外贸组织有可靠的途径，可以把情报泄露给莫斯科。这就是格罗佛斯和胡佛的事了，与我们无关。我不认为，我们搞的轰炸日本的玩意儿会引起斯大林特殊的兴趣，但他会首先想，我们为什么向他隐瞒了可以毁灭任何一个国家的武器的研制工作。好呀，戴维，这主意太好啦！”
但是在分别时，兰斯又说：“我很荣幸。比尔，您赞成转移视线的方法是有吸引力的。不过这毕竟只是止痛剂，应当一劳永逸地从根本上解决。”
他们带着这个念头分手了。
兰斯三番五次提到的那件事，杜诺万不许自己再去考虑。“疯子比尔”准确地制订出同总统谈话的战术。是的，同沃尔夫在伯尔尼的接触确有其事，这是必须做出的选择——在卡纳里斯身陷囹圄之后，维茨勒本被希特勒送上了天，而格特莱尔或许被绞死了，或许被关人地下监牢，特别是在希特勒的帝国行将崩溃的最后日子，必须准确无误地了解谁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体系，这是必要的。
谈话的纲要是准确的，得到了高度的评价——罗斯福对他所有的助手提出了这种要求：“首先是品格，它包含着理想与行为的一致、幽默、善良、有目的性等这样一些概念。”，那么施罗德呢？如果罗斯福深究施罗德的事，那他必然会了解到在杜勒斯抢救纳粹在世界各地的资产时杜诺万所给予的掩护，同时也会了解到达个与美国人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可怕的人的一切。
次日，罗斯福在收到杜诺万简短的纪要后，请他给杜勒斯发了密电，命令停止同德国人的一切谈判——从现在起无限期地停止
同时总统把致俄国领袖的信件副本转给战略情报局头子，通过副官向他发出了警告：“给斯大林的信是以战略情报局的情报为依据的，这一点他要负全部责任，当然令人难以承担的是道义上的责任——倘若出现此种情况，总统将和他杜诺万一起分担。”
绝密·斯大林元帅亲览
加里曼大使通知我，他收到了莫洛托夫先生的信、信中提及验证意大利境内部分或全部德军投降的可能性一事。鉴于该项工作没有苏军军官参加，故莫洛托夫先生要求将在瑞士进行的这项检查工作应当主即予以停止。
我相信，由于误解的缘故，致使您未能得到与此有关的一些事实的正确报告。事实是：数日前，来自瑞士的未经证实的情报称：基于某些德国军官的主张，在意大利抵抗其兵联军的德军有向亚历山大将军统帅的先头部队投降的可能。
华盛顿得到情报后，亚历山大将军已奉命派遣一名或数名参谋军官检验该情报的准确性。如情报确凿，就将与德军主管军官接触，在亚历山大将军的大本营内进行谈判，讨论受降的具体细节。此次协商之事如若谈妥，自然会欢迎苏联代表参加。
在瑞士进行的有关验证的情况将会及时转告苏联政府。一旦在伯尔尼最后商定在卡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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