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5期-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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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下面这段话简要而通俗地叙述了日俄战争爆发前后东北的命运：
庚子年（1900年），俄国趁拳乱派兵占领全东北三省。《辛丑条约》订了以后，俄国不肯退出，反向我要求各种特殊权利。假使中国接受了俄国的要求，东北三省在那个时候就要名存实亡了。张之洞、袁世凯竭力反对接受俄国的条款，日本、英国、美国从旁赞助他们。李鸿章主张接受俄国的要求，但是幸而他在辛丑的冬天死了，不然东北三省就要在他的手里送给俄国了。日本、英国看见形势不好，于壬寅（光绪二十八年）年初，缔结同盟条约来对付俄国。关国虽未加入，但表示好感。中国当时的舆论亦赞助同盟。京师大学堂（以后的北京大学）的教授上书政府，建议中国加入同盟，变为中日英三国的集团来对付俄国。俄国看见国际形势不利于他，乃与中国订约，分三期撤退俄国在东三省的军队。条约虽签字了，俄国以后又中途变计。日本乃出来与俄国交涉。光绪三十年（1904年）两国交涉失败，就在我们的国土上打起仗来了。
那一次日俄战争，倘若是俄国全胜了，不但我们的东三省，连高丽都要变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倘若日本彻底的打胜了俄国，那高丽和东北就要变成日本的范围，中国左右是得不了便宜的。幸而事实上日本只局部的打胜了，结果两国讲和的条约仍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不过划北满为俄国铁路及其他经济事业的范围，南满包括大连、旅顺在内，为日本的范围。这样，日俄形成对峙之势，中国得收些渔人之利。（《中国近代史》，第150页）
即便到了1931年，《时代》在报道“九一八事变”时，着眼点之一仍是日本与苏联在东北的利益竞争与分割，并且是将其作为事件发生的背景原因的第一条，小标题是“市场与满洲”：
满洲、蒙古，实际上还有整个中国，对于日本，就像加拿大对于美国一样，她的首要市场是粮食。未开发的满洲，对于有人口负担的日本具有特殊价值，在依赖日属朝鲜之外，这里是日本扩张的一个理想目标。蒙古这一在北平北部和西部的国家，生产羊毛、皮革、猪鬃、人织毛线、肠衣。许多世纪来，这些产品由骆驼长途跋涉南下运到原来意义的中国——如北平和天津的港口。但在蒙古和满洲的北面，还躺着一个俄罗斯。多年来，苏联一直从它的那一面进入到中国。甚至就在上周，在日本军队采取突然袭击行动迅速控制南满铁路地区并占领沈阳之前，俄罗斯对蒙古的控制正备受非议。俄罗斯已将皮革、羊毛、猪鬃运到莫斯科。这对货物奇缺的日本和天津的贸易来说，是一沉重打击。有日本商人为占领沈阳而欢呼，但不是对中国人的愤怒，而是出于对俄罗斯的恐惧。（《时代》，1931年9月28日）
一百年前，日俄战争后，日本对东北的占领在某种概念上说实际上已经开始。据《剑桥中华民国史》，日本的渗透就是以管理南满铁路为标志。中国领土上的铁路，管理者却是俄国和日本。战败了的俄国，交出的是它先于日本而蚕食的“一杯羹”，如今，它拿出来不过是要与日本共享而已，这正是崛起后野心勃勃的日本所需要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写道：
日本在1906年建立了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以管理根据朴次茅斯条约由俄国转让的铁路线，达到了向中国有效渗透的新水平。……满铁是按照日本商业法建立的一个合股公司，50％的股份掌握在政府手里，余额出售给日本和中国的投资者，但是在1906年10月5日最后期限结束前，没有任何中国人购买股份。由于中国人缺席，公司就这样全部归日本人所有。（第104页）
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基地在大连。在满铁管理下，该城迅速发展成东亚主要商港之一和满洲的门户。从那个基地出发，公司几乎像一个独立政府那样运作。最初管理铁路的授权不久就扩大了。
……日本政府为保护它在关东租借地和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权益，建立了关东军。它的司令部设在旅顺，它的各分遣队驻在租借地以外。根据朴次茅斯条约，每公里铁路线最多允许驻兵十五名。这允许日本在和平时期有一个整陆军师团驻在满洲，这些部队很快就成为日本渗入中国的先头部队。（第195页）
具有一定政府功能的满铁株式会社，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在东北出现；日本关东军也似乎名正言顺地应运而生。在他们的部署与保护下，大规模的日本移民东北的垦荒计划得以实施。而这却不是目标的终结，只是走向目标的开始。
最后的目标就是侵吞。对日本来说，广袤而富饶的东北实在是最诱人的一片土地。因此，日本对东北的觊觎，早已不是秘密，它欲将之吞并窃为已有的意图，也早为外人深知。
早在1907年10月31日，德国驻北京的公使在致德国首相的公文中这样说：
我现在要假定，目前无论欧洲列强或美国都不想瓜分中国，但是，日本要在不久时间以内用它的行动强迫列强进一步从事于中国问题。……我极端相信，把日本天皇搬到北京是浮现在日人眼前的最高目标。（《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28页）
几年过后，1912年7月25日，德国代理外交大臣的记录中这样写道：
附在此间的节略在我看来似乎建
议对日本作一个太广泛的迁就。南满终究不能避免被日本归并之命运……满洲是中国将来最富饶地区之一。德国在该处的商业在中国统治下将比在日本统治下有更好的前途，是不容怀疑的。一旦日人感觉他们完全是满洲的主人翁，尽管门户开放的一切保证，在大的经济问题上，像所谓政府买卖，将没有什么留下给德国人，而小商业显然也将全部转入日人手中。（《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三卷，第443页）。
读这些德国人多年前的观察与分析，就该知道黑色“九一八”的降临，远不是一个偶然。
5 幻想破灭了
目光从柳条湖移到旅顺口，从1931年上溯到1905、1900、1894……我看到了东北由来已久的苦难，看到了中国不断地被蚕食的悲哀，也就更加有必要去细细体味中国民众当年面对日本的崛起和虎视眈眈所产生的复杂情感：反省、痛切、尴尬与忧愤，它们无奈地缠绕、混杂、交织在一起，伴随着一个民族的兴衰与救亡。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清王朝舰队全军覆没，台湾因而被割让，这对中国人的精神打击恐怕更大于鸦片战争中败给西方列强。一个习惯于以泱泱大国姿态傲立于东方的古老帝国，忽然发现自己竟是如此不堪一击，一夜之间就败在历来被轻视甚至被藐视的一个小小岛国邻居手下。然而，在这场战争中被打败后，中国与日本却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崛起，为渴望实现强国梦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戊戌变法失败后，日本是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的避难所，是他们创办刊物的首选地。义和团运动之后，赴日留学掀起高潮，在世纪初奔赴日本的青年人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多重要人物的身影：秋瑾、蔡锷、黄兴、廖仲恺、陈独秀、蒋介石、汪精卫、阎锡山、孙传芳、鲁迅、李叔同、周作人、周佛海等。孙中山等志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党人，也把日本作为主要活动基地。1905年，同盟会在此成立；1914年，国民党前身中华革命党也在此成立。辛亥革命后，赴日留学再掀高潮，在后来诸多重要历史人物中，可以看到周恩来、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人的身影。
这的确是世纪之交时中国出现的特殊现象。痛定思痛，中国青年想亲身考察日本崛起的奥妙，清王朝则想借派人留学为自己培养未来的人才。不管动机如何，最后发展方向如何，有一点则是明显的，它影响着中国未来的发展，也深深影响着现代中国与日本的复杂关系。
在注意留学高潮的同时，更值得注意的、对现代中日关系影响更为直接的，是大批反清志士前往日本寻求日本政府、民间势力的支持，在大量中国留学生中发展新生力量。有一点必须正视，一些革命党人为了急切地借助日本力量达到推翻清王朝的目的，从而淡化或忽略了日本对台湾的殖民化和东北的蚕食。当孙中山的同盟会最初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时，不少仁人志士还停留在排斥满清政权的明王朝遗民的意识上。他们想恢复的是几百年前汉人的王朝，他们把统治中国几百年已经与中华融为一体的满清，还视为“异族”，甚至把关外的东北，还看作是征服明王朝之前的游猎民族驰骋的荒漠大地，与传统意义上原有的中华无关。他们的这种口号和意识，对一般民众也产生一定影响，使他们更关注列强对自身利益和权利的侵害与蚕食，而对遥远的关外中国领土上正在发生的更大范围的侵害与蚕食，相对淡漠，反应也不强烈。这一点，直到“五四运动”前后民众的国家意识开始得到加强、爱国主义成为社会主题之后才有很大改变。当我们研究近代史时，需要研究这一特殊现象，才能更深刻和更全面地认识东北问题的历史渊源，乃至中日关系的复杂性。
与日本崛起并打败中国相伴随的，还有更为复杂的一种情感存在于近代中国的革命家心中。这就是对西方列强的强烈敌视和对同为东方民族的日本的幻想。这在孙中山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1924年秋天，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离开广州，前往北京与奉系军阀谈判合作，共同对付直系军阀吴佩孚，以尽快统一中国。他先到上海，取道日本长崎、神户前往天津，最后抵达北京。几个月后，他因病在京去世。
神户是孙中山熟悉的地方，1913年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流亡日本，首先抵达的地方就是神户。1924年他又来到这里，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次访问。11月28日，在妻子宋庆龄的陪同下，孙中山来到神户高等女校，出席由神户商业会议所、神户新闻社等五团体举办的演讲会。他在这里发表一次重要演讲，阐述他的“大亚洲主义”思想。前来聆听演讲的，一说达三千余人，另一说则为两万人，甚至称“如此人数众多，实打破日本开国以来之记录”。（参见《宋庆龄年谱》）
孙中山特地提到了1905年发生的日俄战争。他的侧重点则是从一个亚洲人的角度出发，为历来备受西方白人列强欺压的东方民族，终于打败了欧洲列强俄国而感到扬眉吐气。他回忆说，当日俄战争爆发时，他正在欧洲，俄国舰队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时，他亲眼看到“欧洲全部人民为之悲忧，如丧考妣”。
这是孙中山在日本发表的最后一次演讲。
几年前，我曾到日本神户参观孙中山纪念馆。走出舞子公园火车站朝海边走去，不到十分钟，即可见高耸的明石海峡大桥旁有一幢尖屋顶共三层的老建筑。小楼原名移情阁，是神户著名华商、宁波人吴锦堂的私人住宅。楼房为六角形，系参照杭州六和塔而建，故又称“六
角堂”。1913年，孙中山流亡日本逗留神户时，应主人邀请，曾在移情阁居住。前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