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夏天 [苏]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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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爱上了这个小伙子。如果不是爱上了他，她就不会随便跟他结合，该能自制的吧？］谢尔皮林心里想。
“我们要去办结婚登记手续，”副官急忙说。“我今天就要去，可是她不同意。”
“为什么不同意？她怎么，要取得我的同意吗？”
谢尔皮林站起来，副官也紧接着站了起来，他担心谈话会到此结束。尽管他到这里来的时候对这次谈话感到非常害怕，但如果谈话到此结束，他感到更加害怕。
“你坐着，”谢尔皮林说，同时用下臂仍在隐隐作痛的手把他按在椅子上，自己来回地走着。
谢尔皮林在长椅旁边踱来踱去，副官的目光跟着他左右移动着。副官回想起今天早晨安娜的面容，那时，天还没亮，女孩子还要过很久才醒来，可她已经急匆匆地催他起身，穿好衣服。他还回想起她说的话，她说，她现在很不幸，可是尽管这样说，她的眼睛里却闪烁着幸福的光芒。还回想起她把这张便条塞到他手里，把他推出门外。他之所以迟到，是因为他虽然早已来到这里，却一直在花园里徘徊，不敢拿着这张便条来见谢尔皮林。这是他自从服役以来第一次迟到。
而谢尔皮林来回地走色心里想的不是他，而是儿媳妇。“这么说，她不敢来！所以派这个人……”他朝副官膘了一眼。她这样做，有点不象她的为人。这只有一个解释：大概她写的确实是自己心里的想法——不敢来见他，不愿意硬着头皮来。
“那么以后怎么办呢？难道以后跟她谈话一直要通过这个人转达吗？”他暗自思量，他对“这个人”并没有什么恶感，只是想到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愚蠢做法。
实际上他一生中总共只看见过儿媳妇五次：两次是在同一天，即去年二月他在自己的寓所等待斯大林召见和召见后回来的时候，三次是现在，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她带了孙女儿来看他。在这中间，她只写信到前线来。
她甚至从来没有叫过他的名字和父名——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在他们相识的第一天，她对他说“您”，“您坐”，“您吃吧”，“您睡吧”，“您休息吧”。后来在寄到前线的第一封信上写：“您好，爸爸。”大概她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她认为，既然他是她亡夫的父亲，就应该这样称呼他。
（按照俄国人的习惯，媳妇称呼公公一般用名字和父名，人称代词用“你”，这里用“您”，表示安娜对谢尔皮林特别尊敬。——译者。）
她经常来信，但写得很短——小练习本上的一页纸，下面用印刷体代替孙女儿附上几笔，具她的名。
就这样，在儿子牺牲以前和他素昧平生的这个女人和孩子，逐渐在他紧张的战斗生活中占了一席之地。他通常每隔两封信，在收到第三封信的时候回一封信——不会更多，还给她汇军饷，寄包裹。最后一次是在秋天，就是这个因事到莫斯科来的副官顺便捎来的。
他们就是在那时相识的，副官回来后，对他描述过这次访问，管儿媳妇叫安娜·彼德罗夫娜，还讲她怎样请他喝茶。不，那时候他们之间是毫无关系的。否则，他一定会觉察到，因为副官向来是一切都露在表面的。正象有些人所说，他老实得甚至有点儿傻气。首先由于这一点，由于可以绝对地信任他，谢尔皮林才赏识他。
谢尔皮林想到了面临的损失：对一个不象他那样孤单的人说来，这种损失也许算不了什么。而他将受到损失，那是无可讳言的。因此，她在他面前感到不好意思。从她的性格来说是会感到不好意思的。她今天没有来，她感到惭愧，因为他的儿子去世还只一年，而她已经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了。她感到惭愧，因为曾经在寄到前线的信中对他说：［您好，爸爸］；她感到惭愧，因为她领了他——亡夫的父亲——的军饷，却跟另外一个人结合了。现在她将不再领取他的军炮，也许她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
当然，他要让她来和他谈谈，免得事情搞得很僵，但损失反正是不可避免的。
不仅是损失，而且是双重的损失，因为叶弗斯吉格涅耶夫一定会和她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这样一来，他也好象是谢尔皮林的亲戚了。而亲戚是不能当副官的。只得让他离开，虽然让他离开也是很难受的：对他默默地跟在自己身边已经习惯了，已经一年多啦，在战争中每天在一起。
“她看中了他什么呢？……非常简单，看中他年轻力壮。还有，可能是象小牛犊一样地温顺。怎么能不爱他呢？比他差的人也有人爱。难道他比不上我的儿子吗？”谢尔皮林象往常一样力求公正地想。“她过单身生活已经一年多了。怎么是一年多呢？”他记起在儿子牺牲以前他们夫妇俩已经有一年多不见面了，就纠正自己。“不是一年多，而是两年多。一个女人这样长期孤苦伶仃地生活下去，倒会使人感到奇怪的。”
谢尔皮林朝副官看了看——在他踱来踱去的时候，副官的眼睛还是一直盯着他看，——接着说：“别把脖子扭伤了。靠边一点儿坐！”
他坐下来，把双手搁在长椅背上，又朝副官瞟了一眼。现在副官的眼睛直看着靴尖。他笔直站着的时候，象个大人，而现在不戴制帽坐着的时候，看上去还是个孩子——象小孩子一样皱紧眉头，板起了嘴。
“你把详细情况谈一下。”
副官的抖动的嘴唇极得更高了。他声音很低，但语气十分坚决地说：“详细情况——我不说，司令同志。”
他以为要他说他们俩结合的详清细节。
“怎么‘不说’？你终究要了一个寡妇，还带着一个四岁的孩子，况且她比你大六岁。对这一切你都有了思想准备吗，都考虑过吗？我是问你这个！”
［我什么也不管，甚至不考虑，］他带着幸福的狂热情绪，用相当响亮的声音诉说着。［她自己也没有对我说过将怎么办。她怎么说，就怎么办。］
［‘她说，她说’，］谢尔皮林生气地说。［怎么，现在看来还要等女人来替你拿主意吗？］
他还想说几句难听的话，但突然一转念，就不说了。
［她是你生平第一个所爱的女人，是吗？］
［是第一个，］副官低声说，同时抬起眼睛，盯着谢尔皮林的脸，仿佛这个佩着军官肩章的、长得高高的男孩子将来是否还会象以前一样地爱你和尊敬你，就决定于你接下去再说什么话和说话时的表情。
［她当然不会忘记，自己比你大六岁，还拖着一个别人的孩子，她是绝对不会忘记的。］谢尔皮林感觉到副官看他的这种目光，心里思忖着。［可是不管怎样可怕，还是下了决心。这就是说，她既相信你的爱情，又相信自己的力量。］
他还想到了一点，他想到了战争，想到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不顾一切地扑到一个一星期以后就要远离她重返前线的人的怀抱里。
副官望着谢尔皮林沉静而忧伤的面容，重新对他怀着负咎的感觉，他想，司令的脸色所以这样难看，一定是想起了自己死去的儿子。
［我今天给妈妈写了信，］副官仍旧望着谢尔皮林的脸说。
［哦，原来你还有一个妈妈，］谢尔皮林仍带着忧伤的脸色点了点头，继续思忖着。［身在千里之外，每天盼着一封折成三角形的信，说明儿子还活着，每天担心会收到‘英勇牺牲’的通知，而现在从一封三角形的信中马上就会知道，自己做了婆婆和奶奶。然而她看了这封信，还不知道对她来说最重大的变化。对母亲来说，最重大的变化—一这在她收到信的时候多半已经发生——并不是儿子娶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而是为了这件事，他不能再当集团军司令的副官，要重新下部队去打仗，更加接近前线，也就是说，更加接近死亡。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不可能继续让他当副官，而安排他到后勤部门去工作，他自己又不愿意。”
“我说，阿纳托利，”谢尔皮林违反平日的习惯，直呼副官的名字，这无意中使所说的话变得缓和了。“假如你需要取得我的同意，那么可以认为，我已经同意了．你们两人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办吧。不过我想说明一点。等我们回到了前线，你考虑一下新的工作。列宁早在二十年代就教导过我们，亲戚不要在一个部门工作。”他微微一笑，用这种微笑又一次来缓和斩钉截铁的语气。
“我明白。我今天早晨已经对她说过了。”副官回答。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没有说谎，确实对她说过，然而从他的睑上还可以看出另外一点，谢尔皮林这样快采取这个决定，使他大为震惊。
“她明天做哪一班？”谢尔皮林问起儿媳妇的工作。
“第二班。”
“你对她说，叫她明天白天上工以前到我这儿来。”他顿了顿，在想明天他要做哪些治疗，在什么时候做。“把吉普车给她用，让她在十三点以前来。一个人。”他看到副官脸上露出惶惑不安的神色，又补充说：“别害怕，我不会责怪她的。你在我心目中并不比其他任何人差，也许更好一些。”
说这话的时候，谢尔皮林不仅想到了他和她，而且还想到了自己死去的儿子。“去吧！”
副官急忙站起来，戴上制帽。
“要不要让她把小女儿也带来见您？”
大概他认为，她带着孩子到这里来会好过一些。
“已经说过了：让她一个人来。”虽然谢尔皮林心里很想看看孙女儿，但明天的谈话，有女孩子在场不妥当，对她没好处，何况儿媳妇还可能哭哭啼啼。
副官举手敬了个礼，沿着小路走了。
“叶弗斯吉格涅耶夫！”谢尔皮林喊住他。
“是，司令同志！”
“召见的事怎么办？”
“他们答应明天办好手续。”
“假如明天办好手续，那么你准备一下，后天就走。”
“明白了。可以走了吗？”
“走吧。”
副官重新转身走了。谢尔皮林站着，久久地望着他的背影，直到他拐弯为止。谢尔皮林怅然若失，要是副官看到这个刚才一下子轻而易举地决定他命运的人的这种脸色，一定会大吃一惊。
谢尔皮林感到怅然若失，这是由于他想到了自己。他对副官说，“你在我心目中并不比其他任何人差，也许更好一些”，这句话表露了他对副官恋恋不舍的感情。
当副官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有时是靠某个人的情面、有时是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原先是巴久克的副官。巴久克为了“培养”自己的巴拉班诺夫，把他派去当团长以后，就从军官预备队里要了这个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有一次在吃晚饭的时候，巴久克称赞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汽车开得很好，抵得上司机，并且说，这个小伙子是在对德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和他巴久克一起喂过虱子的一个已故的老同学的儿子，这次偶然碰到，就把他留下来当副官。
这是谢尔皮林在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成为他的的副官以前所知道的一切。
谢尔皮林突然奉召赴莫斯科的时候，把自己原来的副官放走了，吩咐给他另外安排一个工作，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