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6年第4期-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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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逃避
卡夫卡的朋友、遗嘱执行人马克·布罗德认为，当你记日记时，通常记下的仅仅是那些难以忍受的或令人不快的内容。把痛苦的印象记在纸上往往是为了摆脱它，而卡夫卡在日常生活中则有一种鲜明、天真、坦率的天性，他记下的这些文学观念、故事的开端、掠过头脑的沉思等等，都成为了他与周围有敌意的世界相抗衡的方式。“三天躺在床上。一小群人站在床前。骤变。逃避。彻底的失败。总是关在房间里的世界史。”这些并非为发表而写下的“私人性文字”，因其自由并具有隐私性，而显得坦率、直白、急切，过分自我，充满暗语，甚至有些晦涩，“只有我一个人懂得我自己”。卡夫卡的这类“私人性著作”实在是太多了，在他的九卷本全集里，日记和书信就占了五卷，这还不包括从他的日记里生长出来的那些小说和随笔。
苏珊·桑塔格在《诗人的散文》中说：诗人的日记其焦点往往是诗人与日常的自我之间的差距，以及两者之间往往并不成功的相互作用。这些日记充满保护诗人的自我的各种规则；绝望的鼓舞箴言，屡述危险、沮丧和失败。日记成为了避难所、黑暗的心灵角斗场和盔甲，“在每个方面都无能为力，而且是彻底的”，“我肩负着什么？什么样的幽灵悬在我的四周？”除了反讽、抱怨、沉思、灵感、梦幻之外，日常的自我被无情地牺牲了。“德国对俄国宣战。——下午游泳。”这就是日常生活的所有隐喻，确切地说，日常生活不会出现在日记中。
但这不是一个天然的避难所，虽然这是一片私人的领地，不是写来发表的（不像有些大人物那样修饰着注定会留于后世的只言片语），但这些文字的主人注定了其不朽性。在生命垂危之时，卡夫卡曾留遗言说“将我的一切手稿销毁”，一个肉体消失了，尘世的一切都与己无关了，而手稿，大概是留存在尘世的惟一遗物。一个人到了何等脆弱、绝望和孤独之后，才会立下这样的遗嘱？一个热爱文字近乎癫狂的天才，却要在彻底离开之前亲自将这一切否定，这种极端热情与极大怀疑之间的鸿沟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大概他是不放心，以致不愿将自己的遗迹留在世上被人窥视。根据昆德拉的分析，卡夫卡所让销毁的应该就是这些“日记”，这些不愿被公开的东西，不销毁他就会感到巨大的不安。每个人都不愿被偷窥，即使是擤一把鼻涕，我们也愿意把窗帘拉起来——这是我们感到自由和舒适的最基本途径。也许是出自这种本性，卡夫卡才在怀疑、恐惧、疏远、迷茫和极大的不自在中立下了那份遗嘱。但这注定是一份被背叛的遗嘱，也就是说，这遗嘱本身只是卡夫卡在尘世的最后一件作品，也是他一生主题的精彩概括：销毁，一切都不值得留在这世上。当然，一切都会留存。而这遗嘱本身也许仅仅源自卡夫卡“害羞的本质”，他只是想出自本能地“藏起来”，一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一切——躲避。
3。 迷惘
卡夫卡的日记里充满了迷惘，甚至包括他的其他作品，惶恐、不安和迷惘都是一种基调。“目标是有的，道路却没有，我们所说的道路，不过是踌躇而已。”这迷惘即是一种矛盾，也是一种无言和神秘。进入迷惘意味着深入更广阔的现实，深入人类更巨大更黑暗的真实。真实的一部分是晦暗不明的，连聂鲁达这样的人民诗人都曾说过“一个诗人，若不是现实主义者就会毁灭；可是，如果仅仅是个现实主义者也会毁灭”。连杜拉斯这样的作家也曾说过：激情、疯狂和热情，其意思是“心中有神”，“有致命的爱才有小说”，而我要说“有致命的迷惘才有诗”。诗歌不是自明的，而是迷惘一团，有太多的不可说，不可说本身即是真理，说破了，就成了妄言。
迷惘。迷惘首先与信仰有关，没有信仰，也就无所谓迷惘。信仰是迷惘的镜子，而不是墙。信仰不是用来依靠的，而是用来映照自我的迷惘。有人不相信自己，就去寻找更大的依托，比如宗教，比如语言，语言本身即可自成宗教。用肉身去面对巨大的迷惘，面对人的虚无感，这是卡夫卡的选择。这位稀世天才对宗教有着独特的看法，但他并不相信上帝，他既非宗教作家，也非犹太教神秘主义者，他是一位诡秘的嘲弄者，“这种嘲弄源自一种精神上的无比甘甜”；他是一位焦虑大师，尽管他认为焦虑乃人生惟一的原罪，忍耐才高于一切，也是人类生存下去的惟一手段。但他的焦虑仍然不可遏止，如布鲁姆所言，他的那些叙事作品无论其长短，在情节、语调和困境等方面都显得那么严厉冷酷，似乎可怕的事情总是即将发生；而他写下的那些情书，则表达了世上最为忐忑焦虑的心情。
如卡夫卡《日常的迷惘》所叙述的A和B的交错与偶遇一样，这种绝望和困惑看似不可能，如梦幻，很多时候却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这也是卡夫卡最独特、最富有创造性的天赋之所在——“他的故事似乎出自我们遗忘记忆的回归，并始终让我们觉得我们在继续忘掉所经历和感受到的陌生性。”（布鲁姆）
4。 信仰
W·H·奥登说，卡夫卡是我们时代特有的精神，“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他暗示我们，不能指望用心灵来拯救我们自己，甚至不能使我们免受自己的伤害。事实上可能不是这样的。
卡夫卡信仰的核心即是“不可摧毁性”（indistructibility）；“信仰意味着：解放自己心中的不可摧毁之物，或说得更正确些：解放自己，或说得更正确些：存在即不可摧毁，或说得更正确些：存在”。“人不可能没有对自己内心中不可摧毁之物的持久的信赖而活着，而无论这种不可摧毁之物还是这种信赖也许都长时间地潜藏在他身上。这种潜藏的表达可能性之一是对一个自身上帝的信仰。”（卡夫卡）一位自身的上帝而非真实的上帝，是对“自我”的最大肯定。“不可摧毁性”是人的一种基本特性，神圣而又世俗，是个基本的事实，即使我们面临多大的不幸，面对多大的迷惘，我们都不会真正的陷落，也不会失去实际上的不朽，因为我们的基本存在仍是不可摧毁的。
在卡夫卡这里，接近“不可摧毁性”的途径不是宗教般的朝圣，也不是坚守、坚持，而是一种看似毫无希望的、阴冷的、悖论般的反讽——K对城堡的无情攻击、乡村医生没有目的地的冬日骑行、骑煤桶者的冰山逃亡——这些人物非生非死，既非进行有目的的行动，也非处于停滞状态，行动但没有目的，在一种自我毁灭的背景下进行着一种忍耐。桑塔格说：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加缪唤起的是爱，而卡夫卡唤起的则是怜悯和恐惧。他的人物无一例外地充满了自我毁灭的倾向，无一例外地令人感到不悦。
卡夫卡那种绝对的和对个人的信仰，甚至使其对心理学都充满了怀疑，“心理学是烦躁”，“心理学是阅读一种倒写体，很吃力，就其永远正确的结论而言，又堪称成果累累，可是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布鲁姆将卡夫卡与弗洛伊德并称为当代犹太人的焦虑大师，纳博科夫却对此不屑一顾，“对那个维也纳巫医的性神话分析尽可置之不理”，他说。卡夫卡是一位伟大的幻想家，但他的幻想居于事实的中心，事实上经验的力量对他而言更加强大——他的幻想无不是事实，更巨大的事实。
与宗教哲学家薇伊的对比也许可以说明这一切。卡夫卡在现实世界面前的感受是“迷惘”，薇伊的感受是矛盾，“致力追求纯善的人，在尘世间会遇到不可调节的矛盾。矛盾是现实的尺度”。卡夫卡的信仰“不可摧毁性”使其成为尘世间身着盔甲的忍耐者，甘愿的失败者，而薇伊的信仰则更加让人望而生畏，她认为人的不幸是绝对的，上帝通过不幸在道成肉身中把神圣置入世界，人不应该在世界之外寻求神性，而应在爱中走向世界，“不能相遇的上帝永远在我的期待之中”，相同的是忍耐，不同的是她将信仰最终演变成一种生活实践，她纯洁地在尘世中生活并一无所求地承受苦难。卡夫卡自始至终都信仰一种“自身的宗教”，他通过自身的“不可摧毁性”来对抗世间的不幸、人的虚无感，而没有托付给宗教。“精神只有不再作为支撑物的时候，它才会自由。”“谁经历信仰，就不可能经历奇迹。白天是看不到星星的。”布鲁姆认为这也正是卡夫卡成为我们经典的精神偶像的原因——他不是一位宗教作家，但他把写作变成了一种宗教。薇伊的全部作品沉浸并承受着净化内心的强烈渴望，但她的言说已渡到了宗教这一边，“我们存在着，我们并不在；上帝即存在，自我隐没以便我们能存在。”“我受够了，可以消失了。”作为人，消失于上帝的爱之中。一个是表达，一个是信仰；一个在语言中寻找自我救赎，一个成为寻找上帝的具体途径；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圣人；英雄身着盔甲，圣人赤裸坦诚。“有些生活是典范的，有些则不是。那些堪称典范的生活中，有一些我们则带着一种混杂着反感、遗憾、敬畏的心理远远地打量。粗略地说，这就是英雄与圣人之间的区别。”（桑塔格）
5。 风格
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一次对昆德拉说：“是卡夫卡使我懂得了可以用另外的方法写作。”在这位魔幻现实主义的大师眼里，这另外的方法即是越过真实性的疆界，但并非为了逃避真正的世界，而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它。
昆德拉，这位自负的小说家不仅听不懂马尔克斯的话，同时也误解了卡夫卡。卡夫卡的越界难道仅仅是在把握真正世界的同时投入了另一场使人着魔的异想天开的游戏？难道仅仅是在严谨地分析世界的同时玩了一把自由自在、不负责任的小把戏？这太初级了。据说昆德拉还在卡夫卡那里发现了“性”，以及“它的可怕的无意义”，像是发现了什么宝贝一样。但他对卡夫卡的开创性风格还是有所把握，那就是梦幻与现实的结合：“十九世纪沉睡中的幻想被弗朗茨·卡夫卡突然唤醒了。卡夫卡取得了后来超现实主义者提倡但他们自己从未真正取得过的成就：梦幻和真实的融合。实际上，这是小说由来已久的美学抱负，诺瓦利斯曾暗示过，但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