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权力-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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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理查德·诺伊施塔特指出的那样，总统的权力能产生权力。在艰苦斗争中能够很好地行使领导力量的人会发现在未来的斗争中自己的声誉和力量都在增长。在美国政治中没有什么比总统加上国会的力量更强大了，国会中两党合作产生的巨大胜利能为总统带来更多的政治资本。这就是领导艺术的魔力所在。预算案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批准使克林顿达到了总统生涯权力的顶峰。不幸的是，他没有保持住。
围绕预算案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的斗争预示着我身上要发生一些倒霉事。预算案斗争之后，许多白宫同僚对待那些没有支持总统计划的民主党中立派的态度令我很不安。俄克拉荷马州的大卫·博伦等参议员和戴夫·麦克迪地等国会议员都被起了绰号，有传言说他们都成了地位低下的贱民。我认为这么做很愚蠢，因为克林顿表示要做新民主党人，像博伦和麦克迪地这样的人都是关键人物。为了将来的斗争需要，最好原谅他们，忘掉过去，欢迎他们回到这条战线上。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问题是自由派放弃了他们的总统。密歇根州的国会议员大卫·伯诺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组织人们反对克林顿。这在过去可算是大逆不道。要是林登·约翰逊的话，可能会把伯诺赶出城去。所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争斗”结束之后，我焦急地等待着公正是否能占上风。为制订日后的行动步骤，工作人员在罗斯福套房召开会议，希拉里到会，总统没有参加。我觉得该是我讲话的时候了，就说了下面的话，大意如下：“我注意到由于民主党中间派在预算投票问题上反对总统，他们事后受到了何等的惩罚，我相信伯诺先生将会受到同样的惩罚，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比中间派对总统所做的还要过分。”
我的话亵渎了神灵，房间里一片死寂，希拉里愤怒地盯着我。最后大家同意应当邀请伯诺先生于当天到白宫来喝下午茶，以加强关系，弥补裂痕。毕竟伯诺对立即要着手进行的卫生健康改革很重要。显而易见，如果总统认为自己是新民主党人的话，他在自己的白宫里也一定是少数派。不久，我得知因为我的发言，我和第一夫人的关系恶化了。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惊人后果还不止于此。总统慷慨地感谢了自己班子和民主党里勇于支持他的许多成员，但却只敷衍了金里格奇和共和党人，人们对此议论纷纷，可他依然我行我素。我很后悔当时不该起来发言。人们能想象得到金里格奇会是多么地恼火，因为共和党人的合作只换来那么少的回报，国会里的朋友告诉我，纽特发誓再也不可能让克林顿利用共和党。
比尔·克林顿9 体会坐过山车的滋味（4）
一项重大决定
1993年１２月的一天下午，我很晚才回到办公室，看到一条留言，写着“给鲍勃·凯泽回电话，有要事。”这位《华盛顿邮报》的总编为什么打来电话？我感到不安，就像听到医生看了你的验血报告后打来电话一样。
克林顿在立法上取得胜利，即使这样也很难让我赏识他，因为他正在走向深渊。
５分钟后我和凯泽通了电话，他说：“我很少给你打电话，除非事情紧急。我们觉得在‘白水事件’上，我们在推诿搪塞一些事情，我想让你了解这一点。”在电话中他谈到了《华盛顿邮报》记者寄给克林顿总统顾问布鲁斯·林赛一封信，他是总统最信任的顾问又是来自阿肯色州的克林顿多年的老朋友。信中提到克林顿夫妇入主华府前几年间存在的财政问题。此信于两周前寄到，至今林赛尚未回复。《华盛顿邮报》的敏感嗅觉已触到克林顿夫妇的过去，他们已经蠢蠢欲动了。
于是我解释到：“鲍勃，这封信的事我是第一次听说，我会调查此事，然后给你回复。”我觉得他和我同样清楚在克林顿高层机构内，我仍然是一个新面孔，我的到来唤起的是一些年轻同僚们少之又少的热情。我的影响力能起多大作用，谁也没有把握。但鲍勃和我在“水门事件”时就有过接触，当时也是一个在《华盛顿邮报》供职，另一个在白宫。我们还都记得那些日子那种无形的隔阂在我们之间产生了多么消极的影响。６０年代初期，我们曾一起在《耶鲁每日新闻》共事，当时鲍勃就擅长写调查报道，并以此闻名。他很公正，但却固执。而且，一旦受到误导，会变得非常固执。
当晚我首先拜访的是麦克·麦克拉蒂，此人的诚实与友善我一直赞赏。他似乎也不知道那封信的事情。做了进一步调查后，我向麦克建议由林赛、季恩和我去《华盛顿邮报》对其记者所需要的材料进行整理分类，季恩和我也好做出下一步行动计划。当时季恩已出任联络部主任。麦克同意了我的建议，于是，几天过后，我们这支白宫的“三重奏”乐队约好在傍晚相会。也许建议去《华盛顿邮报》是一个错误，应该是反过来的，这是否让他们感到我们太过心急了？但我只想给邮报留下这样的印象：这一届的白宫工作人员是极其友善并乐于助人的。
等待我们的是一群编辑及记者，他们对问题的核心极感兴趣，他们抱怨克林顿的助手缺乏合作精神，能追溯到１９９２年大选，他们要求白宫准许他们查看一系列涉及“白水事件”的不正当行为及以前州长竞选活动的文件。林赛则认为白宫的文件不是很完整，如果公开，会引起误解。他还强烈地抱怨《华盛顿邮报》对“白水事件”的报道不公，交出更多的文件只会导致新一轮的负面报道。他的话很有道理，但我认为《华盛顿邮报》更有说服力。在比较了一些文件记录之后，季恩和我都认为最佳的解决途径就是交出《华盛顿邮报》所需的所有材料。
第二天，我把这一切全盘托出，告诉了麦克拉蒂，说明在《华盛顿邮报》有机会查到所有的文件并得以报道有关内容之前，我们应首先向白宫所有新闻媒介公开这些材料。当然，记者们对所有档案文件查阅之后，火力密集的负面新闻报道将很可能袭击我们，但是如果说“水门事件”对我们有所启示的话，那无疑是指作为总统必须得放下架子，接受指责，而不是隐藏事实，任由媒体一件一件地揪出曝光，进而给他的对手造成可乘之机，发起邪恶的调查。第一过程可能是不愉快的，但要是第二过程就可能导致灾难。麦克拉蒂也同意，他承诺与克林顿会晤，届时由我与季恩提出方案。
这次会晤定于１２月１０日星期五晚上７点在楼上总统的寓所进行。我被告知麦克及克林顿夫人也将参加。事情似乎要引起争议：克林顿夫妇的律师反对公布文件，而季恩和我却赞成。谁知道还有何人能起决定性作用扭转局面呢？林赛？他也许会反对。斯蒂芬波洛斯呢？也许他会赞成，最好等等看吧。
离７点钟还有几分钟，我和季恩在白宫地下室不安地等待电梯把我们带往白宫二楼的总统寓所。电梯到达，门自动开了，令我们奇怪的是麦克却走了出来，他把我们拉回到白宫西翼，告诉我们：“一切已经结束。”克林顿夫妇已经与其律师们提前进行了私人讨论，决定不公布任何材料，他们甚至不想听到此案被泄露出去。
我怒火中烧，他们的决定不仅愚蠢，而且这是管理白宫最拙劣的办法。我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几个月前他们请我加入白宫，目的是让我这个具有丰富传媒工作经验的人为他们提供个人建议以使他们避免更大的隐患。他们也承诺完全为我打开参与之门。到那一刻为止，他们基本上信守了诺言，但在此关键时刻他们竟砰地一声将门关紧。
我很少发火，我希望它能发挥一些作用。我坚持立即与总统会晤，麦克同意了。我们将在第二天上午克林顿总统发表完他的星期六电台演讲后与之会晤。麦克将会面地点安排在总统办公室外的小书房，以便我们边喝咖啡边安静地会谈。乔治·斯蒂芬波洛斯也加入了我们的会谈之中，使我感到高兴的是他和我的意见达成了一致。自从我被强迫与他一起工作的那一天起，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如今站在同样的立场上，我们却合作得极好。
总统洗耳恭听。我提出了将事件公之于众的三条理由。首先，与白宫媒体相反，我认为《华盛顿邮报》掌握有价值的调查材料，而且也会对克林顿夫妇做出公正的报道；第二，尼克松时代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将此事公开；第三，考虑到争论的本质和特点，此次与《华盛顿邮报》较量尤其冒险，因为它对“水门事件”的调查已使它一跃成为美国新闻业的一流机构。关于“白水事件”，《华盛顿邮报》不可能放弃原有的主张，打退堂鼓。事实上，如果此时戮它的眼睛，它会被激怒，继而与我们开战。
令人感到棘手的并非只是鲍勃·凯泽，《华盛顿邮报》的执行编辑莱昂那多·唐尼在“白水事件”中赢得了声誉，他是本·布拉德利的一个傲慢固执的继任人，他们和这家报纸的其他成员已感到克林顿政府在过去误导了他们好多次。我告诉总统说，如果这次我们不想出一个恰当的解决办法，《华盛顿邮报》会派出大队的记者对白宫进行调查，那样会导致其他媒体的全面追踪，他们会使其总统的位子濒临绝境。
总统说，＂我同意你的观点，我们应交出所有的材料。”
但又补充说他自己无法单独做出决定，因为在“白水”交易中他的妻子也是一位合伙人。他看着我说？押“你得同希拉里谈谈取得她的同意，如果她同意，我们就照办。”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要让我去与他的妻子争论这个问题，但我答应去见她。
周一的早晨，我给克林顿夫人的办公室打电话预约见面。他们答应说“给你回复”。当天我查到的答复是说她很愿意与我见面，但她的日程排得很满，接下来几天都没有时间，“再约吧。”很多次有人进入她在白宫西翼的办公室，很快就见到了她，她很乐意会见工作人员。可这次，事情有些不大一样，接下来的几天我得到的只是冷遇及拖延时间。拖延在继续，我一直找不到我的“听者”。
已经答应在这周内尽早给《华盛顿邮报》答复，我只好不情愿地给唐尼打电话告诉他我还需要一点时间。他有些同情我。我很沮丧地找到麦克拉蒂一起向总统汇报，又一次，我被告知此事要由第一夫人做主。那些天很快过去，紧接着又是整整一个星期过去。我意识到我们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如果没有克林顿夫人的同意，我们将无法前进一步，而她早已下定了决心。
最后，原定总统寓所的会晤被取消两周后的一个周五下午，我接到通知，第二天布鲁斯·林赛将向《华盛顿邮报》递交一封短信作为对对方索要文件的回复。事实上这通知已经在告诉我：“见你的鬼去吧。”
第二周刚开始，唐尼打来电话用肯定的语气说：“我们感觉你在犯一个可怕的错误，此事虽与个人无关，但我们决定追查。”他们也是这样做的。
越来越多的新闻机构加入到事件的调查之中，其中最有名气的算《纽约时报》和《新闻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