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人生 作者: 王峥-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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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有一个导演跟我私下里说，前面几轮下来，大家都觉得你是最好的，但是我们有一些导演就觉得你还不够漂亮，这个节目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找一个标准更高一点的，所以你别气馁，咱们再考一轮。我说还要考几轮啊，他说是的，马上就登《中国电视报》公开招了，后来又有好几百人来参赛。我那时候觉得，这一行大概跟我没什么关系，而且当时正是毕业分配要自己找工作的时候，特别忙。虽然电视是挺诱人的，但是我还得脚踏实地去找工作，所以我就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处去面试，就是想去找一份工作。
朱军：不管怎么说，过五关斩六将，你还是如愿以偿地到了中央台。为什么要做主持人？
杨澜：做主持人一定要内心有一种东西，要跟别人去交流。如果只是站在那儿，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那谁来说都是一样的。最后一轮我就讲了我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和同学用勤工俭学攒的钱一起去黄山。我说旅游给我最大的一种快乐，不是到名胜古迹前拍了一张到此一游的照片，而是我在那个山水里体会了一种很深的感动。我在黄山上爬那个石阶的时候，所有的雾都在我身边弥漫着，我听到远处传来人们敲石头的声音。我说如果我要做《正大综艺》节目的主持人，就要把这种感觉跟我的观众分享。
朱军：回过头来看自己在《正大综艺》的时候，现在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杨澜：觉得很土，但是还算真诚。（热烈掌声）
朱军：还记不记得《正大综艺》第一期节目，就是你跟姜昆老师庄严宣告说“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见面了”，那天晚上你在做什么？
杨澜：我就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双手冰凉，全是冷汗，等着音乐开始。我到现在都不敢听这音乐。我想每一个莽撞少年从学校走到社会上，可能都要接受一个社会对你的一种裁判，是不是能够接受你，是不是肯定你。一个人的忐忑，青春年少的梦想，但是同时又非常不自信，各种东西交叉在一起的。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是不是这样？（掌声）
朱军：我刚才在看《正大综艺》从第1期到第200期，我一直在看杨澜的眼神。我就觉得第200期当中的杨澜的眼神，跟以往都不一样，眼神是游离的。
杨澜：这是我做的最后一期。因为快哭了，怕眼泪掉下来。赵老师说不要在镜头面前随便掉眼泪，要控制住自己。
北京人在纽约
朱军：现在回过头，其实你当年劝说我离开兰州去一个更大的天地闯荡的时候，也正是你在进行决策的时候。
杨澜：对。
朱军：是你正在想离开还是留下的那个时候。
杨澜：就是哈姆雷特说，是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我们俩当时想，是留下还是离去是一个问题。（大笑）
朱军：你要离开中央台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去，那真是前途未卜。记得那个时候，你见了身边的人，问了最多的一句话是说，你美国有朋友吗？还有一句话，你知道纽约房租是多少钱吗？
杨澜：我记得当时因为有谢国民先生给我提供的奖学金，我还觉得心里挺有谱的，大概每月能有500美金的生活费。那时候，《北京人在纽约》刚刚播完不久，有一次在一个朋友聚会中我碰到王姬，然后我就问，这点钱是不是可以租一个大点的公寓了，她说也就跟人家合住吧。当时就是不相信，那么多钱还不够住一个独立的房间吗？到了纽约以后，真的发现那点钱就只够跟别人合着住的。
朱军：那个时候，你在中央台、在观众的心目当中，显然已经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主持人了，连续主持了好几个春节晚会，栏目收视率也很高。就在那样的时候，你选择离开。
杨澜：我觉得大概年轻气盛不懂事吧。年轻的时候，当你一开始得到太容易了，你就觉得那是我努力的结果，只有回头了，当你再更成熟了以后，你发现实际上是很多人托着你的。但是年轻气盛的时候，我总觉得还可以做更多的事儿，我还要见一个更大的事儿，大概年轻的可贵和鲁莽都在这一点上。所以当时去兰州时候，我其实都不记得，我无意中跟你说，如果你能够知道自己十年以后做什么，还有意思吗？其实我现在想起来，不见得没意思啊，如果你真的爱这份工作，十年以后还做这份工作也是很好的。
朱军：可是你离开之后，观众说的更多的是，她疯了，她真疯了，说真是不能理解。这么多年过去了，显然我们该经历的都经历了，该走过的都走过了，有过后悔的时候吗？
杨澜：有过，而且好几次都挺后悔的。刚到美国的时候，有一次晚上打论文打到晚上两点钟，好不容易打完了，机器死机了，我所有的论文都没有了，因为写一篇论文你要参考七八本书，有些都忘了从是哪页里面摘出来的。半夜里我哭得很厉害，觉得第二天九点钟我肯定交不了这篇论文了，甚至都没有勇气把那七八本书再翻一遍。你知道纽约那种老房子，管道里面有老鼠。我坐在那儿，周围很安静，管道里面老鼠爬来爬去，那种感觉是挺凄惨的。还有一次，我在纽约大学参加一个三个月的电影培训班，每天中午我们同学都会拿着披萨、汉堡坐在学校的一个广场上，大家一块聊天。我记得当时有两个同学问我，杨澜你在中国是做什么的呀？我说做电视主持人。然后他们特别好奇，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好像那个时候，我参加商业演出，一场就有三四万块钱，在1993年的时候，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记得他们四五个人，同时把手里的披萨放下来说：那你还来读什么书啊？
朱军：你都挣那么多了，你还来干什么？
杨澜：因为我一直认为很理所当然的，我就想出来读书，所以他们那么一说，我也开始怀疑自己了。我觉得是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做了一件特别傻的事儿？我想可能还是年轻的时候太好奇了，太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所以那种好奇心已经超越了对风险的评估，人家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应该做一些冒险的事。有一次我回到北外，很多师弟师妹希望我有经验可以跟他们分享。我就跟他们说，年轻的时候，最大的财富不是你的青春，不是你的美貌，也不是你充沛的精力，而是你有犯错误的机会。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都不能追随自己心里的那种强烈的愿望，去为自己认为值得干的事儿冒一次险，哪怕是犯一次错误的话，那青春多么苍白啊。（掌声）
朱军：人家说，杨澜真正的让大家觉得有特别明显的改变，是因为去了美国。我想在美国你可能遇到了在国内不可能遇到的困难或者叫挫折，或者叫打击。也许我的这个想像有点太过于偏激。但是我想问你的是，在美国那段生活，你有没有觉得最难的时候，难到什么程度？
杨澜：我觉得其实美国并没有为难我，虽然有过计算机死机的时候，但是每个同学都遇到过，这些没有真正为难过我。但是当时我自己的个人生活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我的第一段婚姻是在那个时候结束的，这是我第一次否定自己一段感情，非常痛苦。这涉及另外一个人，我不想多谈。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很大程度上责任在我。
好学生与约翰·克里斯朵夫
朱军：你在中学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
杨澜：好学生。
朱军：好到什么程度？
杨澜：好到就是我的成绩在我们年级都是属于前面的。我高考的时候是文科全校第一，然后有一次高考预考的时候，是全海淀第一。
朱军：在我们搜集到的材料当中的，说你在中学的时候，最喜欢读的一本书叫《约翰·克里斯朵夫》。你无数遍地读过，爱不释手。
杨澜：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这样，所谓60年代出生的这些人。约翰·克里斯朵夫是一个犯过很多错误的年轻人，他只有两点很真诚，一个是对爱情，一个是对艺术。我觉得在这之前我们接触到的所有小说的主人公，都是高大全完美无缺，这是第一次接触到一个有这么多甚至是重大缺陷的人。而且他的青春奋斗，包括矛盾，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有很强的一种震撼，就是原来年轻是可以犯很多错误的。《序言》当中有一句话我抄在日记本上，傅雷先生写的，他好像也是引用罗曼·罗兰写的一句话：“什么是快乐？只有创造才是快乐，其他都是没有意义的在地上飘浮的影子。”这句话被我当成了自己的座右铭，我觉得一定要创造一个新的价值，那才是人生的快乐。
朱军：杨澜说60年代生人，是当今中国的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
杨澜：这不是我说的，有些传媒这么说。但是我们的确小时候理想主义多一些。我觉得这么说对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肯定不是特别公平，现在的年轻人有现在年轻人的理想。但是60年代的确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代，大概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中国社会的那样一种转型，很多东西都感同身受。（掌声）
相信家庭的力量
朱军：父母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杨澜：我觉得我的父母给我的是非常正面的影响。这从何说起呀，我觉得我一切都跟父母有关。首先，我觉得父母给了我一个充满爱的家庭。在我的记忆里面，我们家永远是有笑声的，我爸爸妈妈永远都跟我是平等的，他们俩感情也很好。这让我一直以为全世界的家庭都很幸福。他们让我对这个世界保持一种很正面的态度，乐观、相信家庭的力量、相信应该去努力、相信这个世界大多数人都是好的。其次，他们也从小就教会我一种责任感。可能一般人会觉得，我们家就我一个孩子，应该挺娇惯的。记得上高中的时候，母亲身体不是特别好，爸爸妈妈就把我像大人一样看待，除了周末要扫地、洗床单，还要换煤气、买菜、烧饭。大概就是因为这种家庭太紧密了，我也有很反叛的时候。上了大学以后，就迫不急待离开家，虽然我们家就在北外，而我又在北外上学，完全可以住在家里。有一年父亲出国了，就妈妈一个人在家，她非常希望我在家住，但是我就一定要到宿舍去住。周末回来拿起几件干净的衣服马上就走，那天妈妈哭了，她说：“澜澜，你就不能在家多待一会儿吗？”可能年轻人真的不是特别懂父母。但是总的来说，父母跟我是很好的朋友，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我的宝贝。（掌声）
朱军：虽然你是学外语的，到了美国以后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