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智慧-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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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一身民族服装，跳一段民族舞蹈，泼出一盆盆向征友谊的银水，映出
一张张笑脸，这些热烈感人的画面，这些动态的沟通效果，是再多的语言也
难以表达的心灵感应和情感交流。适时而自然地运用非言语的动姿沟通方
式，是缩短交往主客体之间距离，排除因历史的因素造成的沟通障碍的有效
途径。作为一位全国各民族的总理，能这样由衷地去作，是非常可贵的，它
一下子拉近了总理人民之间的距离，这种精神的吸引力、凝聚力是无法估量
的。
总之，周恩来善于运用语言和非语言方式与少数民族群众相互沟通思想
感情的娴熟艺术，达到了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各族人民维护国家团结统
一，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社会功能和交往目的。
以诚相待感动盟友——加强统一战线的凝聚力
周恩来一生全方位、多层次地结交了无数“畏友”、“净友”，成为他
们最尊重和信任的共产党人。这是因为周恩来一贯尊重盟友，对他们以诚相
待，真正做到了与他们肝胆柏照。
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具有真诚性，而真诚性就是指
对盟友态度诚恳，不留水分不掺假。
他为统一战线工作制定的工作《守则》第二条就是“：谦诚的态度”。
他历来强调对盟友“宜采取严格的态度，批评宜真诚”；应当照顾中间派，
“不要剑拔弯张，而要仁至义尽”。他在《论统一战线》这篇发言中还说：
“有人说我们只争取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这是不对的。我们还要争取自由资
产阶级。”他着重说明了争取他们的方法我们同国民党不同，“国民党是采
取压迫的方法”，“我们的方法是同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合作”。“压迫”
与“合作”形成鲜明的对比。“合作”显然是与同盟者平等相处，进而达到
感化和率领他们一道前进的目的。用周恩来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使他们不
感觉我们是在领导。”1946 年初，他总结国共会谈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四
要四不要”的原则，每条都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诚恳。建国后，他多次
强调各党派朋友间要相互商量，“彼此要推心置腹，要有基本的信任。”仍
然讲的是对盟友要真诚，他还曾对夏衍说过：“对过去不认识、不了解的人，
第一件事就是要解除他们对共产党的疑惧。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
把你当作朋友”。周恩来不仅要求所有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这样去做，
而且他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对民主党派的批评建议，周恩来总是虚心倾听，
从善如流。盟友的话“只要有一点是对的”，他都非常重视。黄鼎臣曾回忆
他1949 年作为致公党选派的代表，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情况：“我
们在中南海勤政殿开会，由周恩来主持会议并主持起草‘共同纲领’。在整
个会议过程中，他非常重视民主党派代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的意见。”
周恩来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总结自己长期的工作经
验，提出了“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方针。在交友上他更强调要
交诤友、畏友。所谓·‘畏友”与“净友”，就是说，“他敢于提出不同意
见，敢于批评对方的短处，习惯了就不是畏友而是净友了”。他还要求“党
内外应该相互多交朋友，特别是共产党员应该主动多交党外朋友。每个共产
党员都得有几个党外朋友来往，可以多交新朋友，也可以有些固定的朋友，
能够反映一些意见，敢于提出意见的。”而周恩来本人在这方面的典范事例
更是不胜枚举，坚持一生，乐此不倦。交友的目的在于广泛地团结盟友。在
这方面周恩来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赤胆忠心，与朋友真正做到了肝胆相照。他
不仅认真听取各种朋友的批评建议，还要求党外人士做到“知无不言，言无
不尽”，使他们在各种会议上敢于说话，还要求对盟友的意见“哪怕只有一
分是对的都应接受，然后再对不正确的部分加以分析批评。这就是以斗争求
团结的方法。”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朋友，在共同战斗的
几十年中能够做到甘昔共尝，并肩前进。
周恩来对盟友以诚相待，还特别表现在他对盟友政治上关心，生活上关
怀，抗战胜利后，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因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
主，于1946 年7 月中旬在昆明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周恩来闻讯后，立即
向园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国民党惩办凶手，安莽死者，通令全国追
悼，抚恤死难者家属。接着又在上海记者招待会上，含愤发表声明，谴责国
民党杀害李、闻的罪行，指出这，赤课裸地暴露了国民党特务残暴的法西斯
本质”。稍后，他又发起在上海、重庆等地为李、闻举行追悼会，并亲自为
二位烈土写了悼词。7 月25 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因躲避国民党迫害而受刺
激太深，劳累过渡，也突然去世。周恩来得知后，痛心疾首当晚就向党中央
发出了《对进步朋友应多加关照》的电报，提出“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
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他还面示潘汉年、伍云甫，对进步朋友“要多给
以经济和物资的帮助，政治方面亦需时时照顾”。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教授
因抨击官僚资本被蒋介石下令逮捕，周思来积极奔走，多方营救。马寅初获
释后因经济拮据，生活困难，周恩来又指示《新华日报》全文刊登其《中国
工业化与民主》一文，并付以最高稿酬。1941 年在重庆，著名戏剧家洪因政
治黑暗，生活困难，对前途悲观，举家服毒自杀，被人发现，经抢救脱险。
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人前往探访慰问，并资助其生活和医疗费用。诸如此
类关心盟友疾苦，急盟友之所急，帮盟友之所需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
正因为周恩来对盟友以诚相待，关怀备至，体贴入微，才使中国共产党
在统一战线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巨大的凝聚力，使各方面的盟友在潜移默
化中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周恩来曾要求“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
感觉到我们是在领导。”这也是他在领导统一战线中高超领导艺术的经验之
谈。许多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都发过这样的感慨：“文化大革
命”中我们虽然程度不同的受到迫害、摧残，但同共产党合作共事的初衷不
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看在周恩来的份上。
值得指出的是，即便对国民党这个阶段性的同盟者，周恩来仍主张同他
们以合作的真诚态度相处。华北事变后，民族危亡加深，共产党首先发出了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但经过十年内战的国共两党毕竟有过血海深
仇，要建立包括蒋介石在内的统一战线，其困难之大是可以想象的。周恩来
却能在这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毅然向蒋介石通函寄语，向他晓之以理，动之以
情：“共产党与红军则亟望先生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
作共同抗日之域”。“天下汹汹，为先生一人。先生如决心变更自己的政策，
则苏维埃与红军准备随时派遣负责代表与先生协定抗日大计。”这封信是在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之前数月写的，当时根本未料将要发生事变。嗣后，西
安事变爆发，把周恩来参与和平解决事变的实践同这封政治书信对照起来
看，充分说明共产党、周恩来态度诚恳，说话算数，信义昭昭，可表天日。
尽管如此，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其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的此强彼弱是随着国际
国内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转化，其一党独裁专制的统治政策始终不肯改变，致
使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的反共摩擦此起彼伏，接二连三，造成统一战线的发
展更加曲折，抗日战争的进行更加艰辛。然而，终究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政策的坚定性、一贯性、灵活性和真诚性的合力作用下，经过这次
统一战线，最终赢得了民族解放的真正实现。
特别重要的是，由于周恩来对盟友以诚相待，感动盟友，能把各方面的
进步人士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实现最大限度的孤立顽固派。这一点，
不仅为中国人民称颂乐道，而且在国际上也受到了很高的赞誉。美国前总统
尼克松曾从内心发出感慨，“周恩来是我深感敬慕的人物”。日本友人称誉
他“具有毫无私心、诚实而又有容人雅量的罕见的品格”。
以理服人打动盟友——使统战对象在不知不觉中为之折服
在统一战线中处理内部事务及多党派相互关系的重要方式只能是政治协
商，而在政治协商中必须以理服人，不能强加于人。
在1946 年1 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作报告，总结了
阿共两党在抗战开始之前和抗战胜利之后两个时期举行会谈的经验教训，其
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这就体现着以理服人的思想。周
恩来说，既然是政治解决，就是要互相协议，而不是一方面决定了，通知别
方面去做，这样是无法求得解决的。“此次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对于这一点
若能处理得更好，一定可以树立起一个协商的楷模。过去许多纠纷，常因不
能互相协商，徒然引起隔阂，树立更多障碍，朋友间处理一件事尚不能如此，
何况两党的事，关系国家人民的事！”他强调：“我们希望，在政治协商会
议中，对于国家人民的大事，能在协商的空气中求得解决。”
周恩来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
令”，同时靠“领导者起模范作用”。领导群众应该这样，那么，领导统一
战线同样应该这样。周恩来自己正是这样做的，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许
多爱国民主人士常常是在不知不觉之中，跟着周恩来走，接受了共产党的领
事。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胡厥文，在回忆与周恩来的交往时说：他“给人以教
益，却又不自居人师。他思想极为敏捷，但毫不烽芒毕露。。。从没有听到
他对朋友指手划脚，说‘你应该干什么’，他的讲话朴实无华，总是给人以
启迪，使人不愿离席。即使对方一时想不通，他也不强加于人，而是耐心地
不断地做团结教育工作。。，使人在不知不觉之中为之折服”。
周恩来这种以理服人的高超艺术，也深为国际友人所佩服。在重庆的美
国驻华大使馆外交官谢伟思曾回忆道：周恩来“试图使我们赞同他（和他的
党）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是深信无疑的。但是，他这样
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词，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和世界知识，
以及对事实和细节的深入的了解，人们会被说服（或受到教育），但不会被
压服，也不会因为持不同意见而受到责怪。”
依靠这种平等待人、以理服人的工作，周恩来常常使许多党外人士不顾
个人安危；克服各种困难，为革命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党外著名爱国民主人
士、救国会领袖“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抗战初期在大后方开办了数十家
“生活书店”，宣传抗日民主思想。国民党中央多次用威胁利诱办法，要生
活书店与国民党官办书店“合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