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 -李梧龄1016-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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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时有了一个甄别（30）的政策，于是把农场中的右派都集中到白云山来成 立了一个队。这就是所谓的右派队。共有约80多人，其中大约一半是来自安 徽省的右派，那是当有几年农场划归安徽省时调来的。
右派队就设在分场部，紧靠公路，共分三个小组。我在的组几乎都是当年在 校的大学生。在好几年与没知识的人相处后，来到了这里心情特别愉快。我 一到便遇见了当年复旦数学系二年级的李治章同学，他非常热情地帮我安排 了铺位。一问之下，他是因为看了报上新闻系副教授舒宗侨的文章，写了封 致敬信，不料舒将信缴了出去，他也因而被打成右派（31）。他是一位很有才华 并好学的青年，即使在农场里还保留了许多书籍，文学、哲学一应俱有。我们 因而在劳动之余得以讨论切磋。复旦来的还有物理系比我低一年的张亚新同学 和新闻系二年级的姚福申同学。同济大学毕业班的黄建基和钟亮明同学等也都 是高材生。后两位是福建人，只身来上海求学，不料遭此大难，还不敢告诉家 中。钟亮明说起一件事，真令人感叹不已：
60年时他已饿得进了病号队，就得到了保外就医的机会，于是回到老家福建。 但回到家中一看，竟也困苦不堪，便不敢说出自己情况，含糊住了两天，又离 家出走。在路途中又被偷走了全部路费。他比我勇敢，在走投无路时并未选择 回农场的路，而是到了广州想谋生路。但在那个没有身份证件寸步难行的年头， 他又能到哪里去找饭吃呢？不得已他加入了乞丐的行列。然而乞讨也“犯法”！ 他被关入收容所，每天两顿稀得面上冒着水泡的粥，饿得瞎说了一个来历，原 想混到广东的一个农场去，心想总可能比安徽好些，谁知那里竟比白茅岭更惨。 最后不得不说出自己真正的来历，于是被押回了农场。
另一位华东纺织工学院的唐焕新同学也早已逃到家中，由于他家在无锡，上海 公安局虽然通令捕他，但无锡公安局却应付而已，到他家去过几次，都被其父 搪塞过去。他因此得以在家住了很久。但是听到了有解决问题的消息了，才自 动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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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承认“干了一些蠢事”，应该“让人家讲话， 天不会塌下来”于是又开始号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保证“不抓辫子、不扣 帽子、不打棍子”。除彭德怀等少数外的右倾冤案将被平反，对右派也将甄别。 然而不久就又出尔反尔，推翻自己的话。至于不到一年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则更将中国推上了绝路。 31 平反后，舒对李说他并未能收到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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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右派队的气氛比较宽松。大家都认为不久便可以回家了，连农场的干部也 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派来了一个被认为是水平比较高的干部当右派队的指导员。此 人之所以被认为水平高，是因为他本来是当分场长的；后来因为搞腐化被降了级。
右派队规定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经常请农场的一些头目来做报告，大讲所谓的形势 大好。其中农场的吕镇中场长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据说是因为包庇他的当地主的哥 哥才从市委的职位上降下来当农场场长的。又传说他是一级报告员，意思是说他口 才好。报告员而有级别真也是十分可笑。此人说话随便，但也许武侠小说看多了， 有些妙语是这个时代不大有人说的。例如有一次讲到越南战争，他说“肯尼迪不过 是个啃烂泥的，他斗法那能斗得过我们的胡老道（指越南的胡志明）呢，更不用说 咱们毛道人了。因为胡老道不过几百年道行而咱们毛道人却有几千年的道行”。后 来他为这句话在文革中吃够了苦，这是后话且不去说它。
头两个月日子过得轻松愉快，劳动不重，晚饭后“学习”前的个把小时乘凉、散步、 谈天说地。大礼拜时溜到白云山上去凭吊古战场，更多的却是溜到西面不远处的小 镇管村去搞吃的。有一次，我也去了管村，走进一家农户向一位中年农妇买吃的， 买好后在煮时随便聊了起来，我见她家没有男人便问：
“你的当家的呢？”
“死了，给共产风刮跑了。”
“哦！”我不禁为她难过起来。
“现在可好了，日子好些了。…”她说。
这就是说在办人民公社的这阵风中，她家的男口给饿死了。她说得相当轻松，一 点不露悲伤，当然她也许不愿在外人面前流露感情。但我却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可 怜的老百姓啊，那年头，安徽农村饿死的人不不少少，男的比女的更容易饿死，因 为他们的食量本来就比女的大。有很多村子，几乎都只剩妇女了。但是后来李葆华 当了省长，政策规定允许种自留地，农民的生活又好了一些。于是到处都能听到歌 颂李青天的趣闻轶事，有的根本不可信，例如说他微服私访，拿了粮票排队去买米 ，因为拒绝搭配购买山芋叶磨的粉而和粮店人员吵了起来，被关进了拘留所。然后 他说了地址，查出了是大省长；他不肯离开拘留所，弄得公安局长狼狈不堪云云。 但老百姓却仍到处传说。不但对李歌功颂德并且对以前死了这么多人毫无仇意。难 道他们是善良？而不是麻木、无知？
不久，安徽省的右派也的确陆续地回原单位去了。有的回去后还来了信，说是受到 了优待。但是上海的右派除了形式上一批批地解除劳教，成了所谓的场员外却毫无 动静。为此，大家十分焦急。许多人写信上访；一有回信就议论纷纷。后来，半天 学习也取消了。干部的态度一天坏似一天，显然政策有了变化。然而劳动生产的干 劲一时是恢复不起来的。到了收花生的时候，大家边收、边吃、边聊天。这种情况 引得分场助理大为不满，然而王英祥指导员自恃从前当过分场长，哪里买那助理的 账。两人经常为此大吵。一方认为生产上不去，当指导员的责无旁贷；另一方则胡 说什么知识分子最反动、最难管？
然而我们这些人虽同为右派，同为受苦之人，却也各有各的想法。自有几个败类 妄想得些好处而做些小动作，有一个叫丁宝康的当过科长的，另一个叫陈开甲的 大学生，前者竟然会躲在蚊帐里记录人们的谈话去汇报，后者则为避免被发觉会 跳窗、钻洞绕过大家的视线去打小报告。这两个人是因为后来运动中仍免不了事， 自己被逼急了无耻地当众说出这些来向干部求饶、讨好、表示他们的确是“靠拢 政府，要求改造”的，而被大家看到其真面目的。其他这样为虎作伥的人也还有 不少。这种人被大家取外号曰“包龙图”，这可不是那宋朝包青天大人的意思， 而是因为上海话这三个字谐音为“包弄大”，善于制造事端也。有了这种奸细， 所以那怕是反抗情绪的流露都被干部一一记录在案。我当然成了他们的一个重点 目标了。
到了中秋那天，有人发起聚餐。我们大家就将一只竹床搬了出去，聚在一起吃晚 饭。吃吃谈谈，时间过得很快，一会儿不觉已有九点多了。那个夏助理已有两次 经过这里，他因为值班而在巡逻；看见我们聚餐很是不满。何况又听见钟亮明当 他走过时故意指桑骂槐的话。但又因大多数聚餐的人是场员，名义上是自由的人。 地点又只不过是在宿舍门口，尽管有些恼羞成怒，但却一时想不出干涉的理由。
后来，我们吃罢，有人提议去散步赏月。大家便三三两两地沿公路走去，殊不知 一场大祸即将降临到我头上了。原来此时夏助理和王指导员正在办公室里为此事 大吵，前者要后者干涉我们的聚餐，而后者认为十点钟未到不必干涉。于是，一 等十点钟响，这两个人便冲了出来，在宿舍门口未发现我们，就也来到公路边。 正好我们往回走，迎面碰个正着，发生了冲突。干部说“你们夜游，违犯纪律”。 场员则强调“我们是公民，难道没有散步的自由”？正僵持时，王指导员一眼看 见了我，马上涨红了脸，大声吼道“你这个劳教份子想干什么？”接着吩咐“把 他关起来”！于是他们带来的两个场员纠察马上如狼似虎地扑了上来，将我捆绑 并押解到禁闭室去。就这样，我被关了十天禁闭，后来不了了之地放了出来。
然而，这番不公平的处罚却引起了许多人的同情。不但本队的而且其他队的许 多人都通过种种关系向我表同情、致敬意、甚至于设法送食物给我。后来还不 知怎的，传出了个谣言，说大学生中有一个读书会，李某人是头。这番谣言正 好给那王指导员所称右派队难搞一个证明。从此他就此大做文章。而我也因此 倒霉了。十月前后，王英祥调走，换了个庄指导员，他不象前者那样大大咧咧、 咋咋呼呼，而是表面客气，其实却很阴险。过了不久，右派队就解散，合并到 山下铺分场的饲养队去。那里的干部一上来就把我视为有碍他们管理的危险人 物。对我心怀敌意，无缘无故地和我过不去。有一次我发烧得很利害，请病假 休息，一个张管教队长查房间查到我处，问也不问就说：
“你起来，给我出工！”
“我发寒热，有医生证明。”我答道。
“不行，你是假病。”
“何以见得我是假病？”
“因为你是右派。”
“这里全是右派。”我据理力争道。
“你还没有解除劳动教养。”
“这算什么理由？”我毫不示弱“你还讲理吗？”
“对你这样的人必要时就可以不讲理。”
“必要时不讲理，就是从来也不讲理。”我学着他的苏北腔边讽嘲地又进一步 反驳他。
他理屈辞穷便改用暴力，叫来了两个狗腿子，硬把我拖到工地去，我也硬是拒 绝劳动在工地上坐了半天。
这些且不去说它。到了十一月的一天，下午忽然开大会，会一开始就宣布将我 关到集训队去。
集训队设在山下铺分场五队，又被称为大房间，是用篱笆围起的一所农村房子， 房中共有三间较大的房间。这其实是个大型的禁闭室，专用来关逃跑的人的。 那时农场里逃跑的人比较多，特别是一些谋生有道的小青年。他们逃出农场， 到处流窜。有时被捕了，便被送了回来。这样关在大房间里一则自由比在场员 队小，不易逃跑，二则仍能出工劳动。
我那天被送去时，大房间里只有一个病号，其他人出工还未回来。这个病号名 叫孙涌霖，还不满二十岁。我问他是为什么被劳教的。他说
“因为白相（32）。”
“怎么样白相会被劳动教养呢？”
“在溜冰场门口冒充有钱人吃吃豆腐（33），就被户籍警捉来了。”
“怎么样冒充有钱人呢？”
“我喜欢站在溜冰场门口，脚抖抖，啃啃大头菜。”
这话使我大为诧异，不禁更问道“啃大头菜是什么意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