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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不堪回首 -李梧龄1016-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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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时有了一个甄别(30)的政策,于是把农场中的右派都集中到白云山来成 立了一个队。这就是所谓的右派队。共有约80多人,其中大约一半是来自安 徽省的右派,那是当有几年农场划归安徽省时调来的。
  右派队就设在分场部,紧靠公路,共分三个小组。我在的组几乎都是当年在 校的大学生。在好几年与没知识的人相处后,来到了这里心情特别愉快。我 一到便遇见了当年复旦数学系二年级的李治章同学,他非常热情地帮我安排 了铺位。一问之下,他是因为看了报上新闻系副教授舒宗侨的文章,写了封 致敬信,不料舒将信缴了出去,他也因而被打成右派(31)。他是一位很有才华 并好学的青年,即使在农场里还保留了许多书籍,文学、哲学一应俱有。我们 因而在劳动之余得以讨论切磋。复旦来的还有物理系比我低一年的张亚新同学 和新闻系二年级的姚福申同学。同济大学毕业班的黄建基和钟亮明同学等也都 是高材生。后两位是福建人,只身来上海求学,不料遭此大难,还不敢告诉家 中。钟亮明说起一件事,真令人感叹不已:
  60年时他已饿得进了病号队,就得到了保外就医的机会,于是回到老家福建。 但回到家中一看,竟也困苦不堪,便不敢说出自己情况,含糊住了两天,又离 家出走。在路途中又被偷走了全部路费。他比我勇敢,在走投无路时并未选择 回农场的路,而是到了广州想谋生路。但在那个没有身份证件寸步难行的年头, 他又能到哪里去找饭吃呢?不得已他加入了乞丐的行列。然而乞讨也“犯法”! 他被关入收容所,每天两顿稀得面上冒着水泡的粥,饿得瞎说了一个来历,原 想混到广东的一个农场去,心想总可能比安徽好些,谁知那里竟比白茅岭更惨。 最后不得不说出自己真正的来历,于是被押回了农场。
  另一位华东纺织工学院的唐焕新同学也早已逃到家中,由于他家在无锡,上海 公安局虽然通令捕他,但无锡公安局却应付而已,到他家去过几次,都被其父 搪塞过去。他因此得以在家住了很久。但是听到了有解决问题的消息了,才自 动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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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承认“干了一些蠢事”,应该“让人家讲话, 天不会塌下来”于是又开始号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保证“不抓辫子、不扣 帽子、不打棍子”。除彭德怀等少数外的右倾冤案将被平反,对右派也将甄别。 然而不久就又出尔反尔,推翻自己的话。至于不到一年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则更将中国推上了绝路。 31 平反后,舒对李说他并未能收到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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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时,右派队的气氛比较宽松。大家都认为不久便可以回家了,连农场的干部也 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派来了一个被认为是水平比较高的干部当右派队的指导员。此 人之所以被认为水平高,是因为他本来是当分场长的;后来因为搞腐化被降了级。
  右派队规定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经常请农场的一些头目来做报告,大讲所谓的形势 大好。其中农场的吕镇中场长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据说是因为包庇他的当地主的哥 哥才从市委的职位上降下来当农场场长的。又传说他是一级报告员,意思是说他口 才好。报告员而有级别真也是十分可笑。此人说话随便,但也许武侠小说看多了, 有些妙语是这个时代不大有人说的。例如有一次讲到越南战争,他说“肯尼迪不过 是个啃烂泥的,他斗法那能斗得过我们的胡老道(指越南的胡志明)呢,更不用说 咱们毛道人了。因为胡老道不过几百年道行而咱们毛道人却有几千年的道行”。后 来他为这句话在文革中吃够了苦,这是后话且不去说它。
  头两个月日子过得轻松愉快,劳动不重,晚饭后“学习”前的个把小时乘凉、散步、 谈天说地。大礼拜时溜到白云山上去凭吊古战场,更多的却是溜到西面不远处的小 镇管村去搞吃的。有一次,我也去了管村,走进一家农户向一位中年农妇买吃的, 买好后在煮时随便聊了起来,我见她家没有男人便问:
  “你的当家的呢?”
  “死了,给共产风刮跑了。”
  “哦!”我不禁为她难过起来。
  “现在可好了,日子好些了。…”她说。
  这就是说在办人民公社的这阵风中,她家的男口给饿死了。她说得相当轻松,一 点不露悲伤,当然她也许不愿在外人面前流露感情。但我却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可 怜的老百姓啊,那年头,安徽农村饿死的人不不少少,男的比女的更容易饿死,因 为他们的食量本来就比女的大。有很多村子,几乎都只剩妇女了。但是后来李葆华 当了省长,政策规定允许种自留地,农民的生活又好了一些。于是到处都能听到歌 颂李青天的趣闻轶事,有的根本不可信,例如说他微服私访,拿了粮票排队去买米 ,因为拒绝搭配购买山芋叶磨的粉而和粮店人员吵了起来,被关进了拘留所。然后 他说了地址,查出了是大省长;他不肯离开拘留所,弄得公安局长狼狈不堪云云。 但老百姓却仍到处传说。不但对李歌功颂德并且对以前死了这么多人毫无仇意。难 道他们是善良?而不是麻木、无知?
  不久,安徽省的右派也的确陆续地回原单位去了。有的回去后还来了信,说是受到 了优待。但是上海的右派除了形式上一批批地解除劳教,成了所谓的场员外却毫无 动静。为此,大家十分焦急。许多人写信上访;一有回信就议论纷纷。后来,半天 学习也取消了。干部的态度一天坏似一天,显然政策有了变化。然而劳动生产的干 劲一时是恢复不起来的。到了收花生的时候,大家边收、边吃、边聊天。这种情况 引得分场助理大为不满,然而王英祥指导员自恃从前当过分场长,哪里买那助理的 账。两人经常为此大吵。一方认为生产上不去,当指导员的责无旁贷;另一方则胡 说什么知识分子最反动、最难管?
  然而我们这些人虽同为右派,同为受苦之人,却也各有各的想法。自有几个败类 妄想得些好处而做些小动作,有一个叫丁宝康的当过科长的,另一个叫陈开甲的 大学生,前者竟然会躲在蚊帐里记录人们的谈话去汇报,后者则为避免被发觉会 跳窗、钻洞绕过大家的视线去打小报告。这两个人是因为后来运动中仍免不了事, 自己被逼急了无耻地当众说出这些来向干部求饶、讨好、表示他们的确是“靠拢 政府,要求改造”的,而被大家看到其真面目的。其他这样为虎作伥的人也还有 不少。这种人被大家取外号曰“包龙图”,这可不是那宋朝包青天大人的意思, 而是因为上海话这三个字谐音为“包弄大”,善于制造事端也。有了这种奸细, 所以那怕是反抗情绪的流露都被干部一一记录在案。我当然成了他们的一个重点 目标了。
  到了中秋那天,有人发起聚餐。我们大家就将一只竹床搬了出去,聚在一起吃晚 饭。吃吃谈谈,时间过得很快,一会儿不觉已有九点多了。那个夏助理已有两次 经过这里,他因为值班而在巡逻;看见我们聚餐很是不满。何况又听见钟亮明当 他走过时故意指桑骂槐的话。但又因大多数聚餐的人是场员,名义上是自由的人。 地点又只不过是在宿舍门口,尽管有些恼羞成怒,但却一时想不出干涉的理由。
  后来,我们吃罢,有人提议去散步赏月。大家便三三两两地沿公路走去,殊不知 一场大祸即将降临到我头上了。原来此时夏助理和王指导员正在办公室里为此事 大吵,前者要后者干涉我们的聚餐,而后者认为十点钟未到不必干涉。于是,一 等十点钟响,这两个人便冲了出来,在宿舍门口未发现我们,就也来到公路边。 正好我们往回走,迎面碰个正着,发生了冲突。干部说“你们夜游,违犯纪律”。 场员则强调“我们是公民,难道没有散步的自由”?正僵持时,王指导员一眼看 见了我,马上涨红了脸,大声吼道“你这个劳教份子想干什么?”接着吩咐“把 他关起来”!于是他们带来的两个场员纠察马上如狼似虎地扑了上来,将我捆绑 并押解到禁闭室去。就这样,我被关了十天禁闭,后来不了了之地放了出来。
  然而,这番不公平的处罚却引起了许多人的同情。不但本队的而且其他队的许 多人都通过种种关系向我表同情、致敬意、甚至于设法送食物给我。后来还不 知怎的,传出了个谣言,说大学生中有一个读书会,李某人是头。这番谣言正 好给那王指导员所称右派队难搞一个证明。从此他就此大做文章。而我也因此 倒霉了。十月前后,王英祥调走,换了个庄指导员,他不象前者那样大大咧咧、 咋咋呼呼,而是表面客气,其实却很阴险。过了不久,右派队就解散,合并到 山下铺分场的饲养队去。那里的干部一上来就把我视为有碍他们管理的危险人 物。对我心怀敌意,无缘无故地和我过不去。有一次我发烧得很利害,请病假 休息,一个张管教队长查房间查到我处,问也不问就说:
  “你起来,给我出工!”
  “我发寒热,有医生证明。”我答道。
  “不行,你是假病。”
  “何以见得我是假病?”
  “因为你是右派。”
  “这里全是右派。”我据理力争道。
  “你还没有解除劳动教养。”
  “这算什么理由?”我毫不示弱“你还讲理吗?”
  “对你这样的人必要时就可以不讲理。”
  “必要时不讲理,就是从来也不讲理。”我学着他的苏北腔边讽嘲地又进一步 反驳他。
  他理屈辞穷便改用暴力,叫来了两个狗腿子,硬把我拖到工地去,我也硬是拒 绝劳动在工地上坐了半天。
  这些且不去说它。到了十一月的一天,下午忽然开大会,会一开始就宣布将我 关到集训队去。
  集训队设在山下铺分场五队,又被称为大房间,是用篱笆围起的一所农村房子, 房中共有三间较大的房间。这其实是个大型的禁闭室,专用来关逃跑的人的。 那时农场里逃跑的人比较多,特别是一些谋生有道的小青年。他们逃出农场, 到处流窜。有时被捕了,便被送了回来。这样关在大房间里一则自由比在场员 队小,不易逃跑,二则仍能出工劳动。
  我那天被送去时,大房间里只有一个病号,其他人出工还未回来。这个病号名 叫孙涌霖,还不满二十岁。我问他是为什么被劳教的。他说
  “因为白相(32)。”
  “怎么样白相会被劳动教养呢?”
  “在溜冰场门口冒充有钱人吃吃豆腐(33),就被户籍警捉来了。”
  “怎么样冒充有钱人呢?”
  “我喜欢站在溜冰场门口,脚抖抖,啃啃大头菜。”
  这话使我大为诧异,不禁更问道“啃大头菜是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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