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下台内幕-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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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党的出现，随时都可能起到削弱国民党的作用，同时也会导致许多对国民党不满又不满民进党的选民转向支持新党，岛内政局和力量对比因此出现新的变数。当然，新党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挑战，新党是从国民党非主流派脱胎而来，所以带上了“外省人党”的胎记；新党现有的基础是在台北等都会区，所以带上了“都会党”的印痕；新党强烈反对金权勾结，所以开展政治活动所需的巨额活动经费和不断攀升的选举费用成为沉重的负担；新党的“关键性少数”是建立在国民党和民进党对立的基础上的，如果国、民两党合流则新党的“关键性少数”成为“无用的少数”。
新党的诞生（2）
新党一成立就活跃在台湾政坛。一是在公职选举中的竞争力稳步上升。在1993年底县市长选举中，新党获得554％的选票，跨过5％的政党门槛。1995年底第三届“立法委员”选举中得票1295％，1996年初第三届“国大代表”选举中得票1367％，由建党时的6席“立法委员”，增为21席，“国大代表”有46席。在1998年底的选举中，也有11席“立法委员”。二是随着选举的历练，组织机构与党员人数不断发展壮大，高峰时曾建有10多个党部，建立起100多个大小不等的义工团体，党员人数达到7万人左右。三是新党的影响范围逐渐扩大。新党被冠有“外省党”、“北部党”、“都会党”的帽子，经过新党的努力，影响逐渐扩大，尤其是在第三届“立法委员”选举中，成功跨过有台湾政治南北分界线之称的浊水溪，在桃源、台中、高雄抢滩成功，在中南部及外岛地区均有发展。
新党取得成就的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新党的理念与主张，在李登辉主导的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具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二是广泛联合对国民党和民进党不满意的政治势力，整合第三势力，特别是联合被李登辉排挤出国民党的林洋港、郝柏村、陈履安等重量级人物，发展支持群体。三是灵活运用选举策略。新党核心成员如赵少康、王建煊、郁慕明、陈癸淼、周荃等是国民党多年培养出来的精英骨干，专业知识、民意基础、社会声望均属一流。他们善于谋断、灵活运用策略，为新党赢得选举提供了保证。
新党的成立和发展，因与国民党“票出同源”，直接削弱了国民党的力量，国民党对以职业团体和军眷人员为主的所谓“铁票部队”的支配力也逐年下降。在1993年县市长选举中，台北市的眷村票至少流失七成。此外，新党“反急独”、“捍卫中华民国”的信念冲击着民进党的“台独”诉求，民进党内激烈的政策路线之争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新党的影响。因此，新党曾经成为左右台湾政局的重要力量，台湾政坛上组成了“一大一中一小的三党格局”。
然而，新党历经1995—1996年的发展，便因政治诉求失焦、内讧不断等原因逐步陷入泡沫化的危机。
一是诉求失焦。高举“反台独、反黑金、反李登辉”大旗的新党，在成立之初吸引了大批“反李、反台独、要求统一”的选民支持，并在1995年第三届“立法委员”选举中一举夺下21个席位，成为“立法院”中的关键少数。但是1997年后，为了拓展中间票源，新党主要政策出现混乱，如为了凸显关键少数的作用与民进党在“立法院”进行“策略结盟”的举动，使其反“台独”的色彩有所减弱。新党“10人小组”于1998年2月提出所谓的“一中两国”概念，引起党内有关两岸政策的路线之争，使新党的支持者无所适从。
二是内讧不断。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面前，新党一再出内讧，不仅创党元老之间因权力分配不均而矛盾逐步公开化，创党元老与新生代之间由于从政经历以及党内地位不同也不断产生矛盾。互相叫骂式的内斗使新党团结、清廉、战斗力强的政党形象大打折扣，一些原先对新党抱有希望的支持者也开始由希望变为失望，逐渐回流国民党。新党的民意支持度也逐年降低，由1996年的10％逐步下滑到1999年的3％—4％。
三是票源流失。在2000年3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新党在“反扁恐独”的心理下，公开号召新党的支持者全力支持独立参选人宋楚瑜。以宋楚瑜为党主席的亲民党成立后，不仅新党的部分公职人员为了政治出路等原因，纷纷投靠亲民党，新党苦心经营的选票与地盘也有全盘被亲民党接收的危险。亲民党为了自身的发展，不断争取新党优秀人才，进一步加剧了新党的泡沫化危机。
总之，新党的出现，是李登辉制造国民党内恶斗的结果，是国民党分裂、全面走下坡路的开始。
党内大老出走（1）
国民党第二波分裂潮出现在第一次直选“总统”时期。“总统”公民直选是李登辉的既定方针。他通过“三阶段修宪”，定于1996年3月举行台湾第一次“总统”直接选举。
和早年做学问时认真严谨一样，李登辉在政治改革上当然也是深谋远虑。作为台湾地区的一位政治活动家，他不会轻易对某一政治体制进行无意义的修正。他之所以极力主张进行“公民直选总统”，是有多种政治考虑的。
对岛内，完善政党政治制度。李登辉上台后，看到各界反对最为激烈的，是往日存在的蒋家父子独裁和国民党专制统治；看到最易在社会上获得民心的，也是修正、取消以往的专制体制。李登辉为学者起家，本身没有蒋经国推行专制独裁的资本，还不如结束专制制度，实施“宪政改革”。政党政治的基本要求，则是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和所有行政长官和“民意代表”的直接民主选举。因此，李登辉要搞“宪政改革”，必须在逐步调整政治机构的同时，实行“公民直选总统”。其次，即使继续实行“国大代表”间接选举“总统”方式，也和第一届“资深国大代表”时期大不一样。在改选后的“国大代表”中，国民党籍“国大代表”不会像以前的“资深国大代表”为蒋经国背书那样，为李登辉当选“总统”承担义务；在野党籍“国大代表”更不会选举执政党的候选人出任“总统”。也就是说既然“国大代表”选举“总统”也要冒风险，还不如直接由选民选举，因为国民党在动员、组织、调动选民方面，毕竟要比在野党更有成效。只要当选“民选总统”，行使权力时力度大增，可以“民意”挡住在野党的进攻，让在野党失去攻击的着力点。既有利于扩大自己的权力，也有利于为由“当然执政党”向“选举型政党”转化的国民党争取时间。在已经实施47年貌似民主实为专制方式选举“总统”的台湾地区，谁决定“公民直选总统”无疑会得到别人无法相比和超越的政治资本，成为台湾舆论所说“台湾的华盛顿”。
对国际，谋取“国际实质独立地位”。李登辉上台后，施政重点有三，分别是岛内政治革新、重新定位两岸关系、谋取台湾“实质独立地位”。李登辉为争取台湾“实质独立地位”和“国际法人资格”，无所不用其极，实施“总统”民选则是其中一项。在李登辉看来，“民选总统”是西方衡量国家主权的标准。按照他的“务实主权论”，“人权包括国家主权以及政治的自主”，“从世界发生的各种问题看，尊重各地区人权的问题，包括主权的再解释，以及政治的自主，是建立世界新秩序很重要的条件”，而“公民直选总统”显然是“最高的人权”，只要实行“总统民选制度”，也就拥有“国家主权”，这显然是把具体法律（人权）和立国之本（主权）混淆在一起。其次，“民选总统”是西方衡量“政治民主化”的主要标准。一个地区有没有民主，能否实现“民选总统”是主要考察点之一，这显然过分看重了行使民主的形式。因为世界上的民族文化和传统习惯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实施民主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没有必要千篇一律地遵循某种形式而否定另外的形式。第三，“民选总统”容易受到西方的认同。第四，如果当上“民选总统”，可以从西方得到更多的支持。不可否认的是，西方亲台势力对李登辉上台后台湾地区出现的政治革新思潮，十分欣赏，如果实施公民直选“总统”，无疑是向西方亲台势力提供了最好的广告宣传。西方亲台势力一方面借此宣扬台湾已经实行“民选总统”，应该是“主权独立国家”；另一方面借此大做文章，大肆宣扬台湾所谓的“民主成就”、“政治改革奇迹”。对于李登辉来说，也可以凭借“民选总统”头衔，凸显台湾“事实独立”，有利于到国际间活动。
对大陆，宣示“分裂分治政治实体”。李登辉上台后处心积虑、妄图解决的就是台湾与大陆划清关系问题，并为此做出一系列动作，声称四百年前台湾是“无主的土地”，“中国是一个含糊不清的名词”，“国民党是一个外来政权”，“中国从未在台湾收过一毛钱的税”。在李登辉看来，无论是理论上解释，还是现实中落实，无论是反复声明，还是行动中抗拒，要想宣示台湾拥有“独立主权地位”，要想宣示“中华民国在台湾”，只有割断台湾与大陆的天然脐带，取消国民党当局逃台后带去的以“统一的中国”为核心的政治象征，将建立在“一个中国”基础上的“中央民意机构”和政治体制加以篡改。其中，最为关键的无非就是变更最高领导人产生方式，直接在台湾地区由全民投票选举“总统”，也就是说李登辉不想当从蒋家父子手里继承、以“中国”为主体和内涵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的“总统”，而是要从体制上确定海峡两岸为“分裂分治的政治实体”，确定“一个分治的中国”。其次，借“民选总统”来彰显所谓祖国大陆为“不民主地区”。台湾当局无数次地攻击大陆政治不民主，对社会主义制度有着刻骨的仇恨。第三，借“民选总统”来掩盖破坏两岸关系的罪名。李登辉一直缺少发展两岸关系的诚意，他之所以在大陆政策上放宽一些限制，并非是为了发展和推动两岸关系，而是进一步退二步，为祖国统一的完成设置障碍。他当上“民选总统”后，就可以对种种干扰、破坏两岸关系正常发展的行为，打出“民意”的招牌；拒绝“一国两制”时，可以“民意”为借口。第四，借“民选总统”增加与大陆谈判时的筹码，以“民选”为依据，凭借“民意”要挟。李登辉只要不搞“两个中国”，只要在“一个中国”内规范自己的行为，“民选”或是用其他台湾人民接受的方式，选举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都是无可非议的，正是他的“民选”有着许多说不清道不白的潜台词，所以大大降低了李登辉主持“宪政改革”的政治价值。这样走下去，他不可能成为“台湾的华盛顿”，只能成为“台湾的摩西”。
党内大老出走（2）
国民党内关于“总统”选举的风波不断，核心是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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