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下台内幕-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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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道介入选举，一般而言，视其黑道帮派性质而略有差异。台湾黑道有社会型黑道、经济型黑道与政治型黑道之分。社会型黑道是以勒索、恐吓、威胁等索取金钱为主要目的，常以流窜型黑道分子或本地黑道与外地黑道结合进行，是选举血腥暴力的主要来源，给候选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经济型黑道多从事非法与合法的事业，介入助选则是以威胁、强迫等方式进行买票、盯票与护票，对选举结果影响甚大，与黑道及派系无关的中产阶级精英很难在这类选举中获胜，而有实力的黑道分子或黑道支持的人物则常常当选。政治型黑道是台湾黑道发展的高级形态，是由社会型、经济型黑道发展而来，这些黑道兄弟不是具有刑事前科或犯罪记录，便是曾被地方警察局列管的黑道分子。政治型黑道多半是本地黑社会出身，他们介入政治的途径就是通过参与选举进入地方政坛。
政治人物为获得黑道势力的支持，需要经常与黑道大哥往来，以建立关系。在台湾，只要有黑道大哥被杀或去世，其葬礼之隆重，前来祭奠的高官之多，不亚于任何一个重要政治人物的葬礼。如前几年彰化县一位黑道大哥因黑吃黑被人开枪打死，治丧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竟是国民党的前“立法委员”，副主任委员是院长级的高层人士，参加葬礼的更是高官商贾云集。在１９９６年初又一位黑道大哥的葬礼上，台湾三大党均有要员参加。
政治人物何以不怕社会舆论谴责而敢于公开参加黑道人物的隆重葬礼？道理很简单，黑道大哥是地方一股政治社会势力，对选票有重要影响，许多政治人物就是靠这些大哥的支持当选的，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若不在葬礼中有所表现，这些政治人物在下次选举中就别想得到他们的支持。参加黑道大哥的葬礼，不过是政治人物经营、建立基层势力的一种必要手段而已。其实不仅在黑道大哥的葬礼中，而且在与黑道人物相关的红白喜事中，均会有政治人物的光临或送礼。在许多不同场合的宴会上，或在私下的聚会活动中，黑道与商贾、政客相互称兄道弟，往来密切。
每到选举，台湾当局也会进行扫黑，但这只是给民众做样子，抓一些黑社会的小兄弟，而不会真正触动有势力的黑道大哥，甚至还要用这些黑道大哥为自己服务。一位黑道兄弟说：“以前选举也会扫黑，政府说是清跑道，但我们真正有影响力的兄弟根本不必理会或跑路，因为候选人需要我们，会设法维护我们安全。有的兄弟自己跳出来参选时，警方还要派员保护他们。”即使因扫黑而逃到海外的黑道分子，也不忘关心岛内的选举活动，在选举期间便打电话回台湾，向亲朋好友拉票，支持他们的候选人。有些黑道人物交代在岛内的小兄弟前往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处捐款或暗中客串保镖。
国民党与黑道的关系之密切，甚至超过黑道兄弟之间的关系。在一次“立法委员”选举中，“四海帮”老大“大宝”陈永和，不支持自己的兄弟蔡冠伦，反而支持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候选人，足见国民党对黑道人物的依赖程度。１９９４年台北市长选举，国民党上层通过警界高官请该帮“大宝”陈永和召开帮派首脑会议，动员江湖好汉支持国民党候选人黄大洲。“大宝”鼎力相助，动员兄弟支持。但后来李登辉改变策略，采行“弃黄保陈”（放弃黄大洲，改为支持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以共同对付可能当选的新党候选人赵少康），结果让陈水扁当选，这让“大宝”非常生气，大骂找他帮忙的国民党党工和警官不是东西。
黑道人物出钱出力支持国民党候选人或其他政治人物，当然是希望有所回报，不仅希望能得到各种经济利益如工程承包、经营企业，而且一旦兄弟犯案出事，以便有这些达官贵人能为自己说情护航，保护自己，或者重刑轻判，轻刑不判。这才是黑道与政治人物相互利用关系的本质所在，也是黑金政治共生结构存在的条件。
黑道入主“民主殿堂”（1）
议会是民主政治的象征，是最重要的立法与监督机构。但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议会却成为黑道人物积极争取的目标，黑道大哥纷纷进入各级议会这个民主的殿堂。
台湾民意机构设置称得上健全，从基层的乡镇市民代表会，到县市议会与省市议会，再到中央级的“立法院”与“国民代表大会”，形成一个庞大的民意机构体系。然而，这些为民说话、代民行使职权的民意机构，却成为黑道势力的天下。
台湾各级议会内有多少黑色背景的民意代表？可能无人能说清楚。但议会处处有黑道是不争的事实，这连台湾官方都不得不承认。台湾“警政署”调查指出，台湾黑道老大参选民意代表自20世纪８０年代以后日益普遍，不论中央与地方均大有人在，地方基层尤甚。据20世纪８０年代后期一份调查报告，自桃园县以南到屏东县的西部海岸共有１１个县市，占台湾县市总数的５７％，黑道分子通过选举纷纷进入乡镇市代表大会、县市议会，甚至当上乡镇市长、县市议会议长，特别是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彰化县、高雄县、高雄市与台南县，出身黑道的议员平均占总议员人数的２５％，云林县更高达４０％。
台湾前“法务部长”廖正豪在１９９６年“立法院”一次质询中首度公开表示，有黑道背景的县市及乡镇市民意代表约占1/3，省市级黑道民意代表超过民意代表总额的1/4，“中央级”黑道民意代表则占其总数的1/10到1/20。他进一步表示，包括“立法委员”与“国大代表”约５００位中央民意代表中，约有５０位具有黑道背景；１７５位省市民意代表中，有近４０位具有黑道背景；８５０多位县市及乡镇市民意代表中有２８６人有黑底。按此计算，台湾各级民意机构中的黑道人物近３８０人。台湾省“刑事警察局”则调查显示，台湾省（不包括台北市与高雄市）有黑道背景的民意代表计１５０人。
民间对民意机构内黑道人士的调查与估计结果差别甚大。１９９９年９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表示，目前五成民意代表与黑道有关。同年９月２１日《联合报》公布的一项各县市级以上具黑道背景的民意代表人数统计显示，８５４名县市议员中有８８名有黑底，“立法委员”中有５人有黑底，“国大代表”中有７人有黑底。１２月２１日，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陈东升发表论文指出，从各种调查分析，台湾省各县市黑道帮派中，有６６７％的成员或亲属担任民意代表。
这些调查哪一个更正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台湾民意机构已严重黑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台湾“黑道治国”也不是耸人听闻，恰恰正揭示了台湾黑金政治已达到人们无法容忍的程度。
乡镇市是台湾权力结构的基础。在乡镇市民代表会中，黑道势力最为庞大。只是这个层级民意机构，黑道势力影响范围相对较小，不大会引起社会的关注而已。这个基层民意机构，正是黑道进入更高层民意机构的桥梁与基础。由于乡镇市民意代表选举，所需经费与票数相对较少，这就为黑道依靠财力、通过买票进入这个权力结构提供了方便。于是台湾的黑道漂白，常常是先从此开始，一步步向上发展。
从岛内基层民意代表发生的案件可以判断，基层民意机构黑化的程度。据１９９４年７月１８日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在１９９４年基层村里长及乡镇市民代表选举中，据保守估计，有黑道背景的当选者至少有１５０人，而各县市情况有所不同。台中县各乡镇市民及村里长的选举中，有２０多位黑道人士参选并当选，当选率达百分之百；彰化县乡镇市民代表选举中，有5０人当选；嘉义县乡镇市民代表选举中，黑道兄弟多以高票当选；高雄县乡镇市与村里长选举，与黑道关系密切的当选者有４０多位。台湾不少乡镇市民代表会，实际成为黑道势力的地盘，“黑道治乡”的美名由此而来。
有黑道背景的基层民意代表在基层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关系之后，就开始向县市议会发展，因此县市级议会中的黑色民意代表不断增加，从上述的报道数字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关键在于县市议员拥有的权力远不是乡镇市民代表所能相比的，不仅当选后实际经济利益丰厚，而且在议会开会期间享有刑事免责权。尤其是中南部地区，县市议会的黑色民意代表最为普遍。在１９９３年选出的第十三届县市议员中，有黑道背景者特别多，被认为是台湾政治发展史上仅见的“政治黑道世代”。“法务部长”廖正豪承认，本届全省各县市的议员里３５％有黑道背景。前“立法委员”朱高正指出，“２１个县市的议长与副议长，有８０％是黑道，而且都是国民党党员。”就是说尽管仍有多数议员不是黑道，但这届县市议会几乎完全掌握在黑道议长或副议长手里。最典型的莫过于屏东县议会议长郑太吉（后因杀人案被判死刑）、屏东县议会议长萧登标（曾因多起罪案被通缉）、彰化县议会副议长粘仲仁（因多起罪案被起诉）及高雄县议长吴鹤松（因黑道恩怨被暗杀）等。就是１９９８年选举的第十四届县市议会中，因“冻省”不少有黑道背景的省议员纷纷通过选举县市议员，进入县市议会，县市议会黑道势力进一步增大，仅县市议会正、副议长就有好几位出身黑道。
黑道入主“民主殿堂”（2）
在１９８９年“立法院”全面直选及１９９８年“冻省”之前，省议会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民意机构，省议员均是来自各县市的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其中不少是具有黑道背景的人物。虽然有许多省议员不是黑道出身，但与黑道势力关系密切，不少人就是依靠黑道的支持当选的。
台湾不仅地方民意机构日益黑化，而且“中央级”民意机构——“立法院”与“国民代表大会”这种最权威与最神圣的地方也成为黑道角逐的目标。“立法院”黑道老大虽不如地方民意机构那样多，但也有数位黑道老大，并且因其地位高，权力大，影响大，颇受社会各界关注。据媒体报道，全面直选后的各届“立法院”，一般均有十位左右的黑道“立法委员”，其中更有几位黑道“立法委员”连选连任，充分显示了其强大的财力与势力。尽管有不少“立法委员”本身不是黑道出身，但与黑道关系十分密切。这可以从黑道老大的红白喜事中看得出来。在黑道老大家人举行的红白喜事或黑道老大隆重的葬礼上，经常会发现有许多“立法委员”公开参加，而私下送红包与送礼的“立法委员”就更多。台湾《联合报》未点名地指出，第四届“立法院”内有五位黑道背景的“立法委员”。
“国民代表大会”这个具有立宪与修宪大权的“国会”也有黑道的影子。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台湾《联合报》公布的统计显示，“国民代表大会”中，黑道出身的“国大代表”有７位，分别来自台北县、台中县、彰化县、云林县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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