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第20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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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曜听了，心中果然大吃一惊，难怪这寇思坚竟能与河东军械监相提并论，此人所做的买卖，还真是军械监的一个翻版！唯一的不同就是，军械监能做铁器，而寇思坚还不能。但是反过来，寇思坚居然能掌握粮食买卖，这一点军械监却没法在河东掌握住！
李曜心中慨叹：朱温啊朱温，你这个偷锅贼到底是不懂经济，还是真有这么大的魄力？都说中国古代从来都是重农抑商，可他妈经过老子穿越后的了解，这晚唐……或者说中唐以后，重农抑商之说简直就是扯淡啊！
其实李曜这想法，既有道理，也未免偏执。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一个重要政策的确是重本抑末，也就是重农抑商。当然，这一政策对保护农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尤其是在封建社会早期更是如此。但从另一方面看，重农抑商的同时不容许新因素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历代的“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最后一位，使得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许多不协调。
李唐皇朝当然也继承了封建传统的抑商政策。政府对于商贾所进行的商业活动，在时间、空间等方面都有严格的限制和控制。而商贾被称为“贱类”、“杂类”。唐太宗说：“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圻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同时在法律上规定：“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中唐以后，一些士流仍然坚持着“工商之子不当仕”的原则。可见，商贾在社会政治上受到压抑、排挤和十分显然的蔑视。此外，国家对商业活动也管理很严。朝廷征当典当税，粮食买卖税“四取其一”高达百分之二十五；商贾的财产税，每缗税二十。甚至死人和蔬菜瓜果过关也要纳税。
唐武德六年（623年）按资产定户为三等，武德九年改为九等，以户等征收户税。商贾等级即被列为上等户。玄宗天宝敕令：“朕听政之余，精思治本，意有所得，蔗益于人。且十一而税，前王令典，农商异宜，旧制犹阙，今欲审其户等，拯贫乏之人，赋彼商贾，抑浮惰之业”。这种“重农抑商”思想可以说是贯彻于整个封建唐朝最高统治者的主导行动中的。代宗大历初诏令更对商贾加税二等，从他们的户等即可知国家对其科责很重，商贾的差科当推于前列。
对商业实行强力控制最重要的手段，是中国特有的官商、官办手工业制度。这种制度既可以使统一大国内部必要的商品交换得到满足，又不致失去对商品经济的控制、垄断。但是安史之乱后，朝廷财政上捉襟见肘，窘困之极，遂在江淮、蜀汉等地大肆掠夺富商。政府和地方长官不仅对商贾在诸道津要地方通过的财货课税，并对他们的买卖也加以课税，甚至税及死者，商贾受到严重苛剥。两税法实行之初，法令规定：“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第二年又“以军兴，十一而税商”，而社会普遍需要的如盐、茶、酒等物品，均由国家集中经营管理或实行专卖，限制商贾获利。而唐自贞元以来的“宫市”之犹，对商贾危害更大，使其受到勒索，抢…劫的情形十分严重。
朝廷对商贾在经济上的横加掠夺和政治上的肆意压迫，使他们的经济力量，很难有任何保障，甚至连富商大贾有时也不能幸免。如玄宗开元中，没收京兆富商任令方资财六十万贯，唐末富甲广陵的大贾周师儒，后也被封建官吏迫害得倾家荡产，凄惨不堪。因而商贾和朝廷及地方长官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而中唐以后的政府为确保其利益，更对私贩盐、茶者以极刑惩办。贩卖私盐两石以上就要处死；私卖菜“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私酤酒者竟要连累数家，没收财产。由此造成这些众多私贩的极大反感，进行武装走私和朝廷对抗，并成为唐末农民大起义队伍中的一直重要力量。最出名的，当然是黄巢、王仙芝，彼等均为私盐贩出身，他们的积极反唐，与朝廷的抑商政策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唐廷的“重农抑商”思想和政策，在唐前期，对巩固封建制度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中唐以后经济的发展，由于消极作用的日益增加而露出破绽，而且封建制度的许多致命弱点也决定其不可能从根本上来长期抑制商业势力。从安史之乱后国家不论是征收工商业的税收，还是官府直接经营工商所得的收入均为政府所重视的情况来看，由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商人的数量和其经济力量有迅速的增长。因此，朝廷出于财政的、社会的、政治的等方面的利害关系，在很多情况下还给予商人以种种优待和保护。也就是说，朝廷一方面要对不利于自己经济基础的因素加以消极的限制，另一方面还必须为自己的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作出积极的努力。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繁盛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大提高为商业的繁荣开拓了较前朝更为广阔的前景。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农业方面，最重要的农具耕犁，由直辕改为曲辕。尤其是创用犁评和犁箭，可随意调节耕地深浅，大大提高了耕地效率，并得到普遍的推行；其次，得到广泛使用的利用水力转动的筒车和机汲水车，也是这一时期的杰出创造，不但省时省力，且可日夜转动，灌溉功能极著。
其次，在手工业上，所造载重万石以上大船是司空见惯的。德宗时，荆南节度使发明了疾驰如飞的脚踏船。同时，制瓷业也有所发展，制出的白瓷如银如雪，青瓷类玉类冰，并由于瓷器生产的普通和技术的精巧而取代金银器，日益得到人们的喜爱和提倡。在金银器的制造上，已发明了以手摇足踩为动力的金属切削车床。后世在西安发现的许多精美的各类铜镜，显示了铜镜制作的高超技艺。而从敦煌千佛洞、阿斯塔那墓中发现的大量丝织品，其品种花纹之多，色彩之绚丽等，都充分反映了当时织造、印染等方面的工艺已有相当的发展。南方造纸业的兴起也是手工业重大成就之一，造纸原料大为增加，纸的品种和染色技术均多而且精巧，名纸有剡县藤苔笺、金花笺、六和笺、竹笺、滑薄及茧纸等数十种之多，说明造纸技术走向新的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另一个显著标志是：生产的地方性日益增强，产生了许多专业化的生产区域。以造船、纺织、皮革和金银制造为中心的扬州；成都以造纸、纺织、制盐和金银器皿等而著称；以丝织品质量和数量著称的定州、越州；冶炼为主的莱芜、兖州；盐茶产区的江淮一带等等。这加强了生产商品的倾向，出现了一些经营规模较大、为市场而生产的作坊；而两京及一些州郡为数不少的行会的出现，如铁行、靴行、布行、药行、秤行和织锦行等等，使大唐的手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再次，大唐经济及社会分工的发达，使人们在社会中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尤其是在中唐以后两税法的施行，更促使农村广泛与市场联系，造成农产品的商品化。因此，商品的数量和种类明显增多。当时市场上出现的商品是“凡货贿之物，侈于用者不可胜记，丝布为衣，麻布为囊，毡帽为盖，革皮为带，内丘白瓷瓯，端溪柴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此外，如粮食、木材、盐茶、糖、药及各类金银铜器等等有百种之多。由于生产的地方性，技术性和专业化的发展，使商品经济较前有了明显的发展，社会中直接生产者的生产社会联系，通过商品关系逐渐开阔，手工业者和消费者的直接联系渐渐被市场所替代，这使得商贾在社会经济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此外，唐王朝建立后，为维护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利益，曾积极开发水陆交通和运输，大大便利了商业活动。大唐疆域辽阔，交通发达。曾有记载开元年间陆路交通：“东至宋、汴，西至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盈。每店皆有驴货客来，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至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夜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十里，不持寸刃。长安年间的水运繁盛：“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蜀，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货往来，昧且永日”。这种南北水陆交通的畅流状态，就是在许多地方被割据的唐后期仍保持着，如“江淮河朔间，悉有贾客仗其货卖易往来”，运河水道被人赞为：“今九河之外，复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今为利也博哉”！加上对外海陆交通的发展，使商贾活跃的舞台更加扩大。这是大唐商业得以日益发展，商贾势力得以迅速强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大唐社会经济的发展，产品增加，物价便宜，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小商品生产的增加，大小商贾均投售大量商品，使商品货币关系逐渐扩大和加强，货币需要日增。但是，自武德至乾元初的一百三十多年时间里，私铸钱的现象有增无减。钱币减重和通货数量的增加，造成物价上涨，为商贾乘机牟取暴利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如玄宗元年九月，谏议大夫杨虚以京中用钱不胜滥恶，货物踊贵，上疏日：“日中为市，聚天下之货，而钱无准时的，物价腾踊，乾没相乘，盈虚失度，又非各得其所矣。帝京三市，人杂五方，淫巧竟驰，侈为成俗。至于商贾积滞，富豪藏镪，兼并之家岁增储蓄，贫素之士日有空虚”。商贾豪富大量把持货币，从中获得了丰利。宝应、大历间，朝廷规定了较为正常的币值换算和加大铸钱量，但由于整个社会货币流通的需要日益迫切，和两税法实行后钱币比重上升，以及元和以后全国每年铸钱还不到十万缗，通货数量大减，币价提高，再加上商贾知道铜钱有供不应求的现象，往往积贮现钱，造成了市场上货币的经常缺乏和钱重物轻的局面。这又使的商贾操纵物价，买贱卖贵，大获暴利。而两税法，又往往迫使农民减价卖其物品，增价买其没有的物品，或使农民被迫把农产品投入市场，来换取钱币，交纳赋税，或借高利贷，“是以商贾大族，乘时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垅罢人，望岁勤力者，日以贫困”。农民受到商贾盘剥很重，商贾得以日渐富豪，“自建中定两税，而物轻钱重，民以为患。至穆宗四十年，当日为绢二匹半者，为八匹。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这种钱重物轻的紧张状态，一直持续到唐末。商贾利用币质滥泛和钱重物轻的情况进行摊投机钻营，这也是其势力得到迅速膨胀的一个主要契机。
中唐以后，商业在各个方面都有有利条件来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