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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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就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翌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潘汉年的电报，对于谈判作了如下指示：“离开实行抗日救亡的前提，就没有任何商谈的余地。蒋介石如有谈判的诚意，应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绝对不作无原则的让步。”这样，国共谈判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然而，就在“疑无路”之际，忽地“柳暗花明又一村”！那是在几天之后——十二月十三日，陈立夫在南京心急火燎地赶到张冲助手杜桐荪家中，命令他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潘汉年！杜桐荪虽说见过潘汉年，可是，从未直接跟他联系过——平时，都是由张冲出面与潘汉年联系，而此时张冲正在西安，因此，无法与潘汉年联络。杜桐荪只隐约记得，张冲似乎说起过，潘汉年住在上海租界的一家小裁缝铺里。不过，杜桐荪并不知道那小裁缝铺在什么街，门牌多少，偌大的租界从何找起？事情非常紧急。陈立夫不管三七二十一，非要杜桐荪立刻赶往上海寻找潘汉年不可。杜桐荪只得从命。杜桐荪在上海租界找得好苦。在一片暮色之中，他忽地见到一条小巷里挂着一块“潘记裁缝店”招牌，不由得心中大喜。
杜桐荪步入裁缝店内，见到一老头子，一问才知道，老板姓潘，已经打烊回家去了。杜桐荪便问，楼上住着谁？老头子答曰：“小潘先生。”杜桐荪猜想，这位“小潘先生”兴许是潘汉年！于是，杜桐荪便在裁缝店里坐等。夜深，忽地闪入一人。杜桐荪一看，正是潘汉年，顿时欢呼雀跃！潘汉年一怔：杜桐荪为何深夜等他？杜桐荪急急说明来意，拉起潘汉年便走，要他马上去南京——陈立夫有十万火急之事找他！陈立夫为什么如此焦急要跟潘汉年见面？那是因为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在西安发生了震撼中国的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下令在临潼扣押了蒋介石。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刘鼎子夜急购干电池
几乎没有这样的顾客，子夜时分擂响电料行的门，说是要买电池，即便是价格高了一倍也行！那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人称“双十二”。凌晨零时，一个身穿东北军军装的汉子三步两脚从西安城里金家巷张学良公馆奔了出来，朝南院门一家电料行疾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一分钟都不敢耽误！”此人便是张学良的“秘书”、中共地下党员刘鼎。此刻，西安全城一片漆黑，连路灯也全部熄灭了。他好不容易叫醒沉睡中的电料行店主，买到了电池。又是“一分钟都不敢耽误”，奔了回去……在凌晨零时，张学良将军忽地把极端重要的消息告诉刘鼎，他的部队已在紧急行动，扣押蒋介石！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刘鼎的第一个反应便是马上发电报报告毛泽东。然而，为了配合这一紧急行动，张学良下令西安全城停电。没有电，无法发电报，刘鼎这才风风火火赶去买电池。
张学良将军发动的这一震惊中外的紧急行动，史第四章再度合作称“西安事变”。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六日，日本《东京新闻》刊登了该报记者不久前在台北对张学良的采访报道。张学良说：他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只在延安的教堂里和周恩来见过一次面。他强调指出，西安事变与其说是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教唆，不如说是他以爱国者的立场主动发起的。
刘鼎的回忆跟张学良与日本记者的谈话完全一致。刘鼎是在十二日凌晨零时，当张学良主动把紧急行动的消息告诉他，他才得知——西安事变确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主动发起的。中共虽然在此前跟他们有过多次秘密谈判，但那是为了结束内战、一致抗日，而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全然是张、杨自己的决策。据刘鼎回忆：“电池买回时，蒋已被抓住了，我即把这个消息发报出去。”刘鼎的密电，由报务员彭绍昆发出，迅即飞入“红都”陕北保安。周恩来当年的警卫员小刘——刘九洲，迄今仍清楚记得：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清早，天还未大亮，周恩来早就在土窑洞里工作了。“周副主席，这么早起床干什么？”刘九洲问道。那时，周恩来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人们习惯于称他“周副主席”。“把蒋介石捉住了，你知道不知道？”周恩来说出了这一惊人消息。“啊！”刘九洲莫名惊诧。“蒋介石被捉住了，你说杀掉不杀掉？”周恩来问小刘。“不杀！”刘九洲随口答道。周恩来一听，大笑道：“为什么不杀？”刘九洲答曰：“我们不是规定不杀俘虏嘛！”小刘的答复，使周恩来笑得更厉害了，夸奖他答得好。毛泽东也是在十二日清早接到刘鼎发来的密电后，才知道西安城里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
毛泽东的第一反应是大笑：哈哈，你蒋介石也有今天！
十年了，蒋介石一直是毛泽东的死对头。如今，这个最大的政敌，突然在一夜之间，由总司令变为阶下囚，毛泽东怎不仰天大笑！笑罢，紧接而来的是困惑：怎么处置蒋介石？这突然到来的特大喜讯，给毛泽东这些中共领袖们出了一道棘手的难题。
斯诺在《中共札记》中写道：“周恩来告诉王炳南：我们有一星期没睡觉……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困难的决定。”确实，这是一道政治敏感度极高的难题，需要高超的智慧和反复的权衡，才能作出最为恰如其分的答复……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华清池笼罩着紧张气氛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凌晨，是扭转中国历史的时刻。一时间，位于西安之东的临潼县华清池，成了举世关注的焦点。
华清池，坐落在临潼县城之南骊山西北麓，早在唐朝贞观十八年（公元六四四年），便于此建汤泉宫。唐朝诗人白居易在其名作《长恨歌》中，便写及杨贵妃沐浴华清池的情景：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从南京“避寿”而来西安的蒋介石，住进华清池，把那里作为行辕。行辕，即行馆、行宫。十月二十九日，蒋介石东赴河南洛阳“避寿”，然后于十二月四日上午，又住入华清池。那时的华清池，共有八间客房。内中五间在院内东南隅，依山临水，人称“五间厅”。另三间在东首，称“三间厅”。朱柱、青瓦的五间厅，在绿树掩映之中。一号房成了侍从室。二号房为蒋介石卧室。三号房是蒋介石的办公室。四号房为会议室。五号房则为秘书室。这样，五间厅便成了行辕的中枢。四周有宪兵和蒋介石的侍卫严密警戒着。那里，原本没有电灯。为着蒋介石的到来，在那安装了一台发电机，使五间厅及其四周有了明亮的电灯。蒋介石与毛泽东不同的是，他每天记日记。即便是在西安事变那生命攸关的日子里，他依然记日记。他曾依据日记口述，由“文胆”陈布雷捉刀，写出《西安半月记》——在此前不久，他五十大寿之际，亦由陈布雷为之代笔写出《报国与恩亲》。毛泽东与之截然不同，他几乎不发表这类文字。在《西安半月记》中，蒋介石记述：十二月十一日，早起在院中散步，见骊山上有二人向余对立者约十分钟，心颇异之。及回厅前，望见西安至临潼道上有军用汽车多辆向东行进，以其时已届余每日治事之时间，即入室办公，未暇深究……这就是说，那天他已发觉有点异常的动向，只是“未暇深究”。傍晚，蒋介石“招张杨于与各将领来行辕会餐，商议进剿计划”。“张杨于”，即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于学忠是山东蓬莱人，原在吴佩孚手下任长江上游副司令。吴佩孚倒台，他转入奉系，任东北保安司令部长官公署军事参谋官。一九三○年九月，任东北军第一军军长。一九三五年六月，调任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又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在东北军中，他的地位仅次于张学良。
蒋介石所说的与“张杨于”商议“进剿计划”，亦即准备于翌日下达第六次“剿共总攻击令”。不过，“杨于”未到。张学良本来也不去华清池的。因为那天晚上，张、杨、于联名在西安城里绥靖公署新城大楼宴请蒋系军政大员。傍晚，蒋介石来电要张学良去华清池，张学良只得从命。蒋介石与张学良共席，他发觉“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汉卿，亦即张学良。蒋介石直至“临睡思之，终不明其故”。其实，张学良“形色匆遽精神恍惚”，是因为他急于赶回西安城。他先是赶到新城大楼，和杨虎城见面，主持宴会，直至十时席终人散，他才又匆匆走向金家巷。
金家巷五号矗立着A、B、C三幢三层新楼，原是西北通济信托公司建造的。
一九三五年秋新楼刚竣工，正值张学良由汉口迁西安，便租下这三幢楼，人称张公馆。青砖朱窗，典雅宁静。张学良踏着青砖铺成的台阶进了楼，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已在客厅静候了。张学良步入客厅，向东北军高级将领们庄严宣告，他和杨虎城将军决定，拘押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派出手下三员大将，前往临潼，执行这一历史性使命：第一员大将是他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他是张学良的心腹，向来参与机要，完全信得过。只是觉得孙铭九乃留日士官生，尚缺乏实战经验。因此，他又加派另外两员大将，即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和该师第十八团团长刘桂五。白、刘二人皆出身绿林，枪法极好。据云，夜晚见亮不用瞄准，抬手即中。然而，两人皆非张学良嫡系。张学良敢用他们二人执行如此机密又如此重大的使命，除了因为他们都坚决抗日之外，还因为之前已对他们进行了一番考验。据刘桂五回忆：记得有一次，我同副司令（引者注：指张学良）在一起，他拿出一个小盒子，盒内忽然冒烟，他赶快跑开，并连声说：“不好，炸弹！炸弹！”我拿起来急速扔到窗外。他到我身边说：“你怎么不跑？”并摸摸我的心口跳不跳。我说：“我能自己跑开，丢下副司令不管吗？”他笑着说：“你真行，有胆量。”……在三天前——十二月八日下午二时，张学良召见刘桂五。见面时，张学良并不搭话。刘桂五正感到奇怪，张学良忽地猛然一拍刘桂五的肩膀。刘桂五一愣，问道：“怎么？副司令，我有什么错？”张学良笑道：“我是想看看你遇事沉着不！”笑罢，张学良才向刘桂五透露了要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意思，并要刘桂五执行拘押蒋介石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