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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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毛泽东肯定了西安事变，说是有革命意义的，张、杨的行动和纲领都有积极意义，我们应该拥护。不过，毛泽东报告中谈到的两个问题，引起了争论：一是毛泽东提议“是否在西安成立全国政府”，他说：“我认为在事变上会议记录简略，有些话不甚通顺。此处应是“在西安事变的基础上”。应成立一个实质的政府，叫抗日援绥委员会。名义上又不是全国政府。”毛泽东还主张：“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对于毛泽东这一见解，周恩来首先提出不同的看法。周恩来说：“我们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显然，他并不主张“以西安为中心”。张国焘则说：“我们要以西安为抗日中心。”他以为，这“就包含了以西安为政权中心的意义”。张国焘主张：“以抗日的政府代替妥协的政府。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显然，张国焘反对周恩来“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意见。这时，张闻天经过久久思索，终于开腔。他明确地支持周恩来的意见。张闻天说，我们“不愿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他以为，张、杨所提出的“改组南京政府的口号并不坏”。他说，我们的方针，应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战线”，使中共“转到合法地登上政治舞台”。博古最初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听了张闻天的讲话，觉得言之有理，他修改了自己的话，说西安事变“应看成是抗日的旗帜而不是抗日反蒋的旗帜”。看来，保安窑洞里，中共高层的争论并不亚于南京。内中争论最为激烈的是如何处置蒋介石。
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地提出“审蒋”、“罢蒋”。他说：“第一，在人民面前揭破蒋罪恶，拥护西安事变。第二，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
毛泽东主张“审蒋”、“罢蒋”，心情是容易理解的。蒋介石跟中共打了十年，是中共的死对头，中共领袖们恨透了他。
朱德主张，杀了蒋再讲其他。
博古也说：“要使群众的抗日运动开展，基本口号应宣布蒋介石罪恶，要求公审。”
张国焘也力主审蒋、杀蒋。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及当时的情形，倒也颇为真切：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都觉得如果让蒋氏活下去，无异是养痈遗患。有的人主张经过人民公审，将这个反共刽子手杀了，以绝后患；有的人主张将他严密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日，并形成西安的军事优势。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三三二页，东方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对于杀不杀蒋，周恩来、张闻天没有吭声。张闻天含蓄地说：“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
南京，国民党中常委主战、主和两派争论；保安，中共常委也争论热烈。
毕竟毛泽东已是中共权威性领袖。中共的行动，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去实行的。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四时，保安三四百人举行集会，坚决要求公审蒋介石。斯诺夫人在《延安日记》中，描述了大会群情激愤的情景：“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以来，蒋介石欠我们的血债高如山积，现在是清算这笔血债的时候了，必须把蒋带到保安由全国人民来公审。”对于蒋介石的炽烈的仇恨之火，从保安腾起。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回忆录《领袖们》一书中写及：“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不会星火燎原。没有周恩来，中国革命将如火如荼烧下去，直至化为灰烬。”
在西安事变最初的日子里，毛泽东和周恩来便显示了尼克松所形容的各自的特性……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宋美龄急派端纳飞赴西安
南京要“讨逆”，保安要审蒋，双方剑拔弩张。
南京嗓门最高的是何应钦，他称张、杨乃“劫持统帅”、“犯上作乱”，必须“马上讨伐”。保安除了在十三日举行要求公审蒋介石的群众大会之外，当天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也发出公审蒋介石的呼声。
严重的对立，出现在十五日和十六日。
十五日，以毛泽东等十五名红军将领发出的《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内中明确地提出要求：“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一二四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十六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讨伐张学良叛逆》，作出三项决定：“决议关于处置张学良叛变：
（一）推何委员应钦为讨逆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清叛逆。
（二）由国府即下令讨伐。
（三）推于委员右任宣慰西北军民。”
同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讨伐张学良令》。
何应钦走马上任讨逆总司令，随即宣布：徐庭瑶为前敌总指挥，刘峙为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并命令前方各军立即发动进攻。
东北军、十七路军则和红军决定联合作战，摆开阵势，迎战“讨逆军”。
一场大规模内战，已是箭在弦上了。
导火索在哧哧燃烧，一寸一寸逼近火药桶……
为了掐断这导火索，两架专机先后降落在西安，分别载着国共特使。
来自南京的专机，早在十三日午后便起飞，未敢直接降落在西安，生怕被张、杨部队的炮火所击落——因为在起飞前，宋美龄以及机上那位特使，都曾从南京致电西安张学良，却未收到复电。实在等不及了，专机起飞，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飞行，降落在离西安不太远的洛阳——蒋介石“避寿”之地。
宋美龄派出了特殊的特使，此人高鼻碧眼，乃洋人也，名唤威廉·亨利·端纳，年已六旬，英籍澳大利亚人。
宋美龄派出端纳前往西安斡旋，此人可谓“最佳人选”。端纳既和张学良有着深谊，又是蒋介石所信得过的，况且凭借着那高鼻子，超脱于中国各党各派之上。
端纳出生在澳大利亚，祖先是苏格兰人。一九○三年他到香港出任《中国邮报》副主笔，从此与中国结缘，以至成了一位“中国通”。不久，他成为《伦敦时报》和《纽约先驱报》驻北京记者。他的成名在一九一五年，他从袁世凯的顾问、英国人莫理逊那儿看到袁和日本政府秘密签订的“二十一条”，在报端捅了出去，顿时舆论大哗，端纳也从此与中国国民党人建立了友谊。
端纳跟查理宋（宋耀如）结识于一九一一年，由此跟宋美龄有了久远的友情。
他又结识了孙中山，为民国政府起草了第一个对外宣言。
端纳后来又成为张作霖的私人顾问。张大帅被炸身亡，他便成了张少帅的顾问兼老师。一九三四年，端纳陪着张学良周游欧洲六国，朝夕相处使他跟张学良友情甚笃。
游欧回来后，端纳陪张学良在上海会晤蒋介石夫妇，深得蒋介石赏识。人们常称端纳为蒋介石的顾问，其实并无此职。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说得很明白：“端纳者，外间常误以为政府所聘之顾问，实则彼始终以私人朋友资格，常在余处，其地位在宾友之间，而坚不欲居客卿或顾问之名义。”
十二月十二日晚，宋美龄一得知蒋介石被扣西安，马上从上海寓所给在国际饭店的宋子文和端纳打电话，要他俩赶赴孔祥熙那里，同商对策。
端纳见到神魂不定的宋美龄。宋美龄焦急地用英语说：“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被绑架，听说已被杀死！”端纳当即摇头：“我不相信！第一，我不相信少帅会叛变委员长。第二，我不相信委员长已经死了！”端纳的话，安定了宋美龄的情绪。当夜，宋美龄、端纳、宋子文、孔祥熙一起从上海赶往南京。
当端纳从南京起飞时，宋美龄委派了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作为翻译同行。宋美龄还写了亲笔信给蒋介石，托端纳带去。
十三日日落时分，端纳专机降落在洛阳机场。入夜，宋美龄接到张学良电报，说是欢迎端纳入西安。
翌日，洛阳天气颇为恶劣。至中午，仍不见有好转趋势。端纳不顾气候，要专机起飞，冒险飞行一个半小时，到达西安上空。端纳掷下一降落伞，内有一信。告知如允许着陆，机场上烧三堆火。果真，机场上烧起三堆火。专机降落于西安。
下午五时，由张学良陪同，端纳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大喜，连声说：“我知道你会来的！”端纳廓清了纷传于南京的五花八门的猜测，从张学良那里得知并无杀害蒋介石之意，只不过实行“兵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晚，端纳发电报给宋美龄，宋美龄顿时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
十五日晨，端纳又见蒋介石。然后在下午飞返洛阳。飞去洛阳，为的是能与宋美龄通长途电话，报告详况。端纳告诉宋美龄，蒋介石平安无恙，而且张学良请孔祥熙即飞西安商谈……宋美龄极度兴奋，觉得解决事变有了“第一次希望的曙光”。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红军先声夺人：占领延安
张学良和杨虎城急切地盼望着周恩来的到来。然而，十三日派往保安的专机，由于无法着陆，徒劳而返。
保安乃陕西偏僻小县，要使周恩来尽快赶往西安，看来只有取道肤施（延安），从肤施乘飞机飞往西安。
顶风冒雪，十五日清晨，一队人马奔出保安城。周恩来上路了。他，面容清癯，满腮黑须。同行者之中，有那位穿梭于南京、保安之间的中共密使张子华，有后来成为公安部长的罗瑞卿，有后来成为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这一队人马，除了周恩来的随行人员外，还有负责护送的一连红军。
山道，积雪，路难行。花了一天时间，抵达以腰鼓闻名四乡的安塞县城，在那里过夜。安塞在肤施之北。翌日，又花了一天时间在雪路上前进。傍晚时分，夕阳映照白雪，周恩来一行抵达肤施北门外，与黄春圃部队会合。
黄春圃，亦即后来审判林彪、江青集团的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当时用“黄春圃”之名。其实，他本名虞上聪，瑶族，湖南南部江华县（自一九五五年起，那里改称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氏，故名江华。江华于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上曾任毛泽东秘书。
据江华回忆，十二月十二日傍晚，他正在保安的防空洞里睡觉，忽地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来，说是周恩来有急事找他。一到周恩来那里，江华得知蒋介石在西安被抓起来，顿时兴高采烈，手舞足蹈。他记得，一九三三年，在江西第四次反“围剿”时，听说蒋介石要从南昌到前线视察，江华奉命和杜仲美一起带领一支突击队，要去活捉蒋介石。可惜，他们赶到时，蒋介石已经离开，失去机会。如今，听说“死对头”被抓，怎不雀跃欢腾？
周恩来告诉江华，西安发生事变，张、杨忙着收缩兵力，以对付向西安进攻的蒋介石军队。肤施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