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少奇-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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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敬修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当然应主要归功于他本人的勤奋和钻研，但与党和政府对他的关怀和支持、广播电台极大的宣传作用、广大少年儿童和他们的家长的热爱以及领导和同行们对他的帮助等等，都是分不开的。缺少了其中任何一条，都成就不了举世闻名的孙敬修。
半个多世纪以来，两三代人听着他讲的故事长大。孙敬修为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退休以后，孙敬修退而不休，他不仅继续活跃在勤于耕耘、精心育苗的事业中，而且足迹踏遍祖国大地，向儿童教育工作者及各行各业的人们传授自己讲故事的经验和体会，传授教育儿童的方法，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到处宣传党的光荣伟大，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痴心不变，80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用“甘为春蚕吐丝尽，愿做红烛照人寰”的座右铭激励着自己，为儿童教育事业奋斗到最后一息。孙敬修是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人。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人类的明天。现在正处于世纪之交，党和国家正面临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刻，国民素质的水平，关系到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关心儿童的健康成长，为未来的中国培养合格的接班人，便成了我们全社会的当务之急。孙敬修同志有着关心祖国命运，发奋振兴中华的高度政治责任感，所以他能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儿童教育事业。他的这种崇高的献身精神，是儿童教育工作者的楷模，也是各条战线职工的榜样。我们要学习孙敬修同志的政治品格，学习他对事业的献身精神，学习他对工作不懈的钻研与追求的敬业心，研究他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方法。目前所要出版的《孙敬修全集》，除了要收入他永远不会过时的“故事集”之外，还将收入他的“回忆录”、“言论集”，他介绍自己教育儿童及讲故事经验的“专著”和别人研究、介绍他的“研究回忆”文章，以及从未发表过的他的“遗嘱”、入党申请书及书信等等。这将是我们研究、学习和总结孙敬修同志的教育思想，继承和发扬孙敬修同志事业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想，这便是我们出版《孙敬修全集》的意义所在。
《孙敬修全集》序（3）
我热切希望在儿童教育战线和各条战线上，涌现出更多的孙敬修式的先进人物。
1997年12月24日于北京
沉痛追念黄鼎臣同志（1）
本文原载华文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的《黄鼎臣纪念文集》一书。（二○○○年九月）著名社会活动家、中国致公党卓越领导人、中共优秀党员黄鼎臣同志，逝世已经一年有余了。我一直想写篇文章悼念他，怎奈每一握笔，便禁不住思绪万千、悲痛不已。鼎臣同志不平凡的一生和他那巨大的人格力量，每每念及，都使我深感失去了一位兄长般的好同志。
我和黄鼎臣同志于政协共事时相识，六、七届政协常委会期间，我们经常被分在一个小组，加上我们又同住在一座居民楼内，平时还经常在各种会议上相遇，所以交往颇多，并逐渐由相识到相知。
鼎臣同志非常谦虚朴实，为人正派，党性很强。他身为致公党主席，具有很强的参政、议政意识。每次会前，他都非常认真地围绕主题准备材料并积极发言，对国家大事坦陈己见，提出许多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意见，经常受到与会同志的赞扬和支持。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对于不同意见，鼎臣同志敢于直言不讳。记得在一次政协常委会上，一位负责同志针对时弊，建议发动群众由下而上开展揭发、批判。在小组会上，鼎臣同志坚决而冷静地表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这种作法无异于又要搞一次全国性的运动，于人民无益，还是以领导干部与共产党员严格自律并依党纪国法对贪污腐败行为进行查处为好。
在“文革”中，鼎臣同志深受迫害，但我从未听他诉过苦或抱怨过，但事关人民利益，他则敢于坚持原则，仗义执言，可见他爱党、爱国的赤诚之心。
在政协共事期间，我们严肃而认真地对每个议题展开讨论，鼎臣同志还常来我家坐坐，继续他在小组会内尚未尽兴的话题。他讲话声音洪亮，略带广东口音，我听来很清楚，而他则年高重听，渐渐地，我发现借助笔谈，可以大大方便交流，于是，我便用很粗的铅笔在纸上写出较大的字来帮助谈话。后来，连陪我的老赵阿姨都摸出了规律，鼎臣同志一来，她不仅要送上一杯清茶，还必然要递我几张白纸和铅笔。我们谈话的范围非常广泛，他几次出访回来，都兴冲冲地来我家讲述他在国外与侨胞亲切会见，特别是与老洪门洪门，又称“洪帮”或“红帮”。清民间秘密结社之一。原为天地会的对内名称，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相传以洪武（明太祖年号）的洪字为代称，入会者均称洪门或洪家兄弟。长期在珠江、长江流域秘密活动，并在海外华侨中建立致公堂等组织。成员来往的情况，讲他的见闻和感受，兴奋之情，溢于言表。1987年8月，鼎臣同志回家乡参加了纪念彭湃领导的海陆丰苏维埃成立60周年大会。回来后，他满怀感情地对我讲了家乡的变化，感叹这一切来之不易，盼家乡乃至国家能蒸蒸日上。回想鼎臣同志这殷殷期望，怎能不叫人在悼念他的同时，更要学习他，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
我还特别记得，鼎臣同志几次谈到自己年事已高，需要积极物色、培养年轻人接班。他说，民主党派物色接班人更困难。为此，他曾亲自至广西、湖南、安徽、青岛、上海等省、市与致公党在各地的领导人座谈，并于1988年主动提出辞去致公党中央主席的职务。他深远的见地和重事业兴衰的高风亮节，感人至深，因而被推举为致公党的名誉主席。
和鼎臣同志的交往，使我获益匪浅。特别让我难忘的是，他帮助我恢复了同一些老侨胞的联系，建立和加深了与归侨、侨眷的感情，还使我结交了不少新的朋友。记得80年代时，鼎臣同志曾陪我到北京协和医院去看望身患重病的黄周规老先生。1963年，我陪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尼时，黄老先生是印尼华侨报业巨子。后来，他回国定居，并带回了他组织出版的少奇在印尼访问时的画册。经历了“文革”的风风雨雨，画册已破损不全。鼎臣同志告诉我，黄老先生很珍视这本画册，它反映了印尼人民特别是侨胞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厚感情，黄老先生极希望能亲自将画册送给我。鼎臣同志建议我去医院看看他。我们到病房时，黄老先生已卧病不起，他的夫人和女儿黄曙晖守护在身边。黄老先生见到我，挣扎着探起身，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然后从床边拿出画册，双手颤抖着递给我，在场的人眼睛都湿润了。黄夫人和他的女儿简单地叙述了在“文革”中收藏这本画册的危险情景。我深深感受到了侨胞的觉悟和厚谊，再三地重复说：“谢谢，我将好好保存它。”此时，任何语言都显得那么苍白。相通的感情，使我觉得多余的话已不必说了。这本画册我已交湖南宁乡县花明楼刘少奇主席纪念馆保存。离开医院前，我询问了黄老先生夫人和女儿的情况，黄老先生夫妇均为致公党党员，女儿在美国读书和教学，我们还互相交换了地址。黄老先生病逝后，他的家人无论在哪里，我们始终保持着新年贺卡的往来，互致问候和祝福。
沉痛追念黄鼎臣同志（2）
也是在80年代里，经鼎臣同志联系，我出席过好几次致公党在民族宫等地举行的新年联欢会和在东城灯草胡同举行的三八节女党员座谈会。在热烈的气氛中同归侨、侨眷亲切地交谈，还一起包饺子、照相，一起看文艺节目，其乐融融。我第一次听归侨歌唱家叶佩英唱《我爱你，中国》，就是在致公党的聚会上。至今我仍深深感谢鼎臣同志帮助我加深了同归侨、侨眷的友谊。
鼎臣同志十分俭朴。我还记得，他常穿一件黑色旧呢子大衣，我注意到这件大衣很沉，脱脱穿穿十分不便，依我自己的体会，年纪大了，穿又重又紧的大衣很不舒服。于是，我忍不住劝他，说：做件新的吧，轻一点的，宽松些的，上了年纪，这么重的大衣穿不动了。他笑笑说，是该换一件新的了。可还是过了很久，他才做了件新大衣，还特地穿来让我看看：比那件旧的轻得多哩。后来，他的女儿告诉我，她父亲在港澳行医时，是一位著名的医生，收入很高，但他把钱都用在革命事业上了；解放后，他虽是第一届卫生部医政局局长，但薪金同行医时相比就差得很多了。她的伯父听说鼎臣同志在北京做了官，特来京看他，但发现他还不如从前呢。于是说他是“世界人”，不管家的，以至始终也没向他提起过解放前他坐牢时，为营救他欠下的很大一笔款子的事。她的父亲虽然“顾国不顾家”，但对家乡的感情却是很深的。凡从家乡来看望他的人，特别是同鼎臣一起参加过革命的老战友及其后代，他总是热情招待，有困难的，更是热心帮助解决。
在鼎臣同志患病期间，一天，他家的阿姨忽然来敲我的门，说老先生坚持要下床来我家，我忙让她赶快回去，告诉鼎臣同志不要来，我马上去看他。我到他家里，只见他靠在躺椅上，很平静，见到我很高兴，只是动作已经困难了，也不能说很多话了。再以后，他的病情日益沉重，终于离开了我们。不几日，与他相依为命的老伴也随之而去。
鼎臣同志生前和我虽有许多往来，但却极少谈及他过去坎坷的经历和做出的贡献。直到他去世以后，我才从致公党给我的一些材料中知悉了他的许多感人事迹，使我不由得更加敬重他。以前，我甚至不了解他的行医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