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少奇-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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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花椒运来卖。这些母亲不但脱了贫，而且提高了自身素质。这几年，在实施“幸福工程”的过程中，尽管遇到过不少困难，但一想到那些渴望救助的母亲，想到她们拿到贷款后全家上下拼命劳动的情景，想到她们脱贫后的喜悦，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害怕困难呢！　　　
　　只要人人都献出爱（2）　　　
　　脱贫的母亲让我感动，那些慷慨献爱心的人们也使我受到鼓励。自从“幸福工程”启动以来，新闻界的许多朋友积极进行宣传报道，有的记者主动下到最苦的地方，到大深山里，实地采访贫困母亲，报道她们的境遇、“幸福工程”的救助形式以及救助效果。尤为可贵的是，还向我们指出不足，提出改进意见。为了宣传“幸福工程”，我们还举办了几次音乐会，文艺界的朋友赵莱青、鲍蕙荞、谢芳、幺红等等不要报酬，义务演出，台湾著名艺术家范宇文、肖惟真也专程来京参加义演。　
　　救助的前提是资金，企业界在我们发展之初支持了我们。之后，更多的人向贫困母亲伸出了援助之手。我曾去过福建省安溪县，那也是个大山区，一位老华侨多年来为他的家乡安溪捐款捐物，办教育，搞建设，在当地传为佳话。当他听说“幸福工程”后，立即捐出30万元钱。香港的全国政协委员伍淑清，在“幸福工程”刚启动时就捐来两万元。香港的陈君实老先生，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辗转送来50万元捐给贫困母亲。美国华侨吴京红女士，听了一场“幸福工程”音乐会，当晚打来电话，捐助10万元。香港“爱心行动”1996年捐了30万元，去年，这个活动负责人王一平先生考察了捐助点的情况后，又捐了60万元，并表示今年还要来考察，救助搞得好，捐助再翻番。不论是有实力的企业还是个人，他们的钱都是辛辛苦苦挣来的，他们创业时的艰辛和付出，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让我感动的还有那些工薪阶层、普通的劳动者，他们绝不富裕，但充满爱心。中办老干部局的一位干部把自己献血的补助费捐了出来。全总一位83岁的老同志，在1997年母亲节那天，一大早就让家人陪着，把2000元钱放进了我们设在街头的捐款箱。萧三萧三，著名诗人。同志的夫人叶华（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把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的两次稿费捐给“幸福工程”。刘仁刘仁，曾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同志的夫人甘英（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将捐献文物所得的两万元奖金全部捐献。还有老新闻工作者钱江同志的夫人张建珍捐来2000元。李富春、蔡畅李富春，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蔡畅，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同志的女儿李特特捐来3万元。我所在的中直机关直属三十几个部委，领导带头，一次就捐了近70万元。还有数不清的热心人将从衣、食、住、行上省下来的钱捐了出来。最令我感动的，是我在四川遇到的一位下岗工人，他听完“幸福工程”的介绍后，当即摸遍了身上的所有口袋，将仅有的8元钱捐了出来，那情景我总也忘不了。正是这些凝结了无限爱心的捐款，才使“幸福工程”得以进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加倍严格地管好、用好这些捐款。　
　　我们国家人口多，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为了扶贫，国家制定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下了大力气，我们“幸福工程”只是拾遗补缺，做了一点儿事。国家的事要大家关心，“幸福工程”和“希望工程”、“春蕾计划”、“助老工程”等等一样，都是动员社会力量，为国家尽一份心。我知道，在我这个年纪，许多事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我总会和大家一起尽力去做。我们的社会是充满爱心的，我常常被这爱所感动。我同样相信，这份爱是人类的美德，是无处不在的，是永恒的。　　　
　　在“幸福工程”五年成果汇报暨表彰会　　　
　　本文根据“幸福工程”组委会办公室提供的原件刊印。（二○○○年十月十七日）同志们、朋友们：　
　　“幸福工程”实施5年多了。今天是“国际消除贫困日”，距离21世纪还有75天，我们召开这个会议，既是对5年工作的总结，也是对新世纪的展望。首先，我代表“幸福工程”组委会向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　
　　景春景春，即吴景春，时任“幸福工程”组委会副主任。同志代表“幸福工程”组委会作的工作报告，成绩和问题都讲到了，讲得很好，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这个报告还要由大家来讨论，希望大家多提问题和建议，以帮助我们改进工作。　
　　省里、县里和个人的典型发言我看了一些，也很好。“幸福工程”就是要靠大家来干。基层的同志们为此付出了很多很多，我要向他们表示敬意和感谢！受助的母亲们也很争气，她们没有辜负社会各界的热心支持和殷切希望，她们靠大家的支持，主要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脱贫致富了，我向她们表示祝贺！　
　　云云，即彭云，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同志发起了这个工程，国家计生委和全国计划生育系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我要借这个机会，特别感谢国家计生委和全国计划生育系统的广大干部职工。没有他们的支持，“幸福工程”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绩。　
　　回顾“幸福工程”5年的发展历程，感慨很多：　
　　5年前，云同志委托我来领导这个工程。当时我觉得这件事特难，又要募捐、又要办项目，还要扎扎实实地帮助贫困母亲完成生产周期，帮助她们全面提高素质，牵扯面大，操作环节多，而我们的力量又有限，当时说有信心，其实能不能搞下去，能不能搞好，心里还是没底。　
　　转眼5年过去了，“幸福工程”不仅搞下来了，而且还搞出了点成绩，在社会上也有了一点儿影响。特别是已有9万多名贫困母亲和她们的家庭受到了资助，许多人已脱贫致富并且开始帮助别人。看到她们的变化，我深感欣慰！　
　　“幸福工程”创立之初，我国还有8000万贫困人口，5年过去了，世界将跨入新的世纪，本世纪内我国将基本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是应该在世界消除贫困的历史上大书特书的一页。这当中，“幸福工程”发挥了拾遗补缺的作用。　
　　这个作用的发挥，靠的是各级政府的支持，社会各界的关爱，其中凝结着千百万人的爱心。香港“爱心行动”和铁路系统的干部职工向“幸福工程”捐款，正是爱心的体现。多年来我感受到，我们的社会是充满爱心的，这份爱是无处不在的，是永恒的。我要借此机会，向关心、支持“幸福工程”的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表示由衷的感谢！　
　　“幸福工程”已经取得了一点儿成绩，但规模大了，管理上的要求更高了。世纪之交，“幸福工程”面临着新时期我国扶贫开发的新任务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希望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继续关心和支持“幸福工程”，同时也很好地监督我们，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谢谢大家！　　　
　　我与“幸福工程”（1）　　　
　　本文是王光美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上的5次发言。根据全国政协会议秘书处提供的大会发言材料刊印。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一九九六——二○○三年）（一）　
　　在“九五”期间基本解决目前仍处于贫困状态的8000万人口的温饱问题，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的一项战略性任务。今年是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关键年头，又适逢“国际消除贫困年”，扶贫工作更应加大力度，迈出新的步伐。　
　　在中国8000万贫困人口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即贫困母亲。调查资料显示，母亲的贫困更具特殊性，从家庭的角度看，为了抚养后代和照料其家庭成员，母亲作出的牺牲更多，付出的代价更高，承受的压力更大。母爱是无私的，每个人都会从中体味到什么是奉献。正是这种奉献，使得贫困家庭中母亲的生活境遇更为艰辛，更值得同情及社会的救助。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她们不仅缺乏收入来源，而且文化素质低、健康状况差，80％以上是文盲，半数以上患有各种妇科病。我们已有了一个资助贫困儿童上学的“希望工程”，也应当采取行动救助贫困的母亲。救助了母亲，也是救助了孩子，救助了整个家庭。基于上述考虑，去年2月，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和中国人口报社联合发起了一项专门救助贫困母亲的行动，即“幸福工程”。　
　　“幸福工程”以救助贫困母亲为宗旨，改救济性扶贫和扶助贫困地区为开发性扶贫和扶助贫困人口，通过向海内外募集资金，利用遍布全国的计划生育基层组织，以无息或低息贷款、滚动投入的方式帮助贫困地区的贫困母亲治穷、治愚、治病。　
　　“幸福工程”推出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反响。很多人并不富裕，但也捐上几元钱，向贫困母亲献上一份爱心。在北京，数十万人捐款达100多万元。在广州，市长带头捐款1000元，目前也已捐款100多万元。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北京）董事长吴京红女士，在电视上看到“幸福工程”的义演后，打电话给中央电视台，几经周折找到“幸福工程”组委会，当即捐赠10万元人民币。一位美国黑人朋友刚到北京工作，在报纸上知道了“幸福工程”，便决定在华期间，从每月的工资中拿出500元捐给贫困母亲。　
　　去年4月，“幸福工程”试点工作开始实施，第一批40万元救助资金贷到甘肃礼县、贵州普定县、陕西大荔县和安徽潜山县的400多户贫困母亲手中，平均每户分到1000—2000元。贷款期为两年左右，到期收回，资助其他家庭。资金在该地区滚动周转5年左右后全部收回，再资助其他地区。利用这笔资金，试点各县在当地专设机构的指导下，因地制宜地开展了养羊、养牛、改造低产茶园及家庭手工业等致富项目。作为配套措施，各试点县都开设了村一级母亲学习班，还开展了对贫困母亲的医疗保健服务。　
　　试点工作实施近一年，被资助地区的反响十分强烈。如陕西大荔县，贷款用于资助因多次搬迁又遇灾荒的贫困母亲饲养秦川牛，受到热烈欢迎；有的母亲外出打工，听说有了“幸福工程”，立即返乡申请贷款，觉得在家乡有了奔头。由于项目办得好，大荔县有关部门积极投入配套资金200万元。再如，甘肃省礼县的项目是饲养小尾寒羊。每户两只母羊，目前，大部分已经产羔，如果饲养得法，一年半到两年可增加到10只以上，每只羊在当地能卖800元，这些人年均收入不足300元的贫困家庭很快便能脱贫。“幸福工程”的资金由于直接分到个人，又是以贷款形式滚动资助，提高了资金的使用率和回收率，尚未受到资助的家庭是资金下一次滚动的潜在受益者，与被救助的家庭成了利益共同体，因此，资金的使用和回收除受“幸福工程”机构的监督外，还受到社区环境的监督。　
　　“幸福工程”是实实在在要为妇女谋利益，它的开展提高了被救助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同时把计划生育与扶贫结合起来。许多准备要二三胎的妇女放弃了多生的打算，把精力投入到脱贫致富的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