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大学 作者:钟叔河-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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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中国文化研究所及博物室
金大对图书馆一向重视，早在二十年代初，农业经济系即成立农业图书研究部，收集中国古今农业书籍及各种图册，编纂《先农集成》及《农业索引》，为搜集、整理我国农业文献，做了大量的工作。图书馆对地方志的收藏，更是不遗余力。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成立后，搜集工作抓得更紧。文化研究所附设的博物室藏有殷墟甲骨数百片，包括《老残游记》作者刘鄂陪嫁女儿的甲骨片。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名画真迹，如海内仅存的南唐画家王齐翰（晋卿）所作的《挖耳图》，图上有北宋、南宋至清末各代名家的题跋。此图原为端方所有，福开森以巨金从端方手中购得，在福开森众多的收藏中，《挖耳图》是其中最有价值的一件。
金大图书馆的管理和图书的收藏、整理，是与图书馆学专家美国人克莱门斯（H。C。Clemons）、中国教授刘国钧、李小缘等人的努力分不开的。他们为丰富金大图书，鞠躬尽瘁，值得人们深深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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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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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建成后，在命名问题上曾出现过意见分歧。有人为了纪念在动乱中被流弹打死的金大副校长、美国人文怀恩，主张命名为“文怀恩图书馆”，并在馆前竖立文怀恩的铜像，考虑到金大师生的反帝爱国情绪，结果图书馆落成后，既没有写文怀恩的名字，也没有竖立他的铜像。
西迁与复校
一九三六年，我去美国考察，把已经辞职的原校长包文请回金大，当我的顾问，因当时金大美国教师人数不少，暴露出来的问题也不少，需要他来帮助解决。他们夫妇两个回来后，果然帮了我不少忙。但终因金大内部人事比较复杂，使我难以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虽然我一向对个人得失，特别是经济效益，无所萦怀，但对更好地开展工作，多少有些阻碍。记得有一次，美国教会派了一位年轻的哲学博士来金大担任教育系教授，此人业务平平，却一心想当作家，经常把他的作品寄往美国发表。有一天，他外出拍摄不雅观的街景，为我校同学所见，认为他选拍的镜头是对我国的有意侮辱，要他当众交出胶卷并赔理道歉。此事闹到校长室，我及时向包文谈了这一情况，包文写信给美国教会，不久，此人便奉命调离返美，但事后却有人批评我偏袒学生。诸如此类的矛盾，常常使我左右为难。
“七七”事变之前，美国教会一度设想调整在华的教会大学，考虑把分布在江浙两省的教会大学圣约翰、东吴、之江、沪江、金大、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六校合并成为一所“华东大学”。后因抗战爆发，不了了之，但酝酿、研究了很长时间，也开过不少次会。
当我第二次从美国回来不久，就爆发了“八·一三”抗战。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日，日军长驱直入，淞沪很快弃守，南京岌岌可危，金大和其他许多单位一样，积极作内迁打算。经与另一教会大学——成都华西大学商洽，决定迁往四川。在迁校问题上，一部分美国传教士对局势估计不足，对迁校抱无所谓态度，显然他们认为一旦南京失守，有美国大使馆保护，不怕日本人干扰。教育部开始时态度暧昧，表示公立大学都迁了，你们教会大学不迁也无所谓。还说目前需要几个大中学校撑场面。在这种情况下，金大只得宣布开学。但二十多天后，局势更形恶化，教育部突然通知闭校停课，却又表示无法帮助解决迁校所必需的交通工具。金大行政只好发动群众，依靠师生员工的力量，四处借车辆、船只，运送行李家具及人员。最后分三批从下关出发，经汉口抵成都，前后历时三个月，备尝艰辛，全体教工在西迁中表现得同心协力，十分团结。金大校本部迁成都华西坝，理学院迁重庆，次年三月，在四川开学。当时内迁成都的，除金大外，还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最后还有燕京大学，加上原来的华西大学，一共有五所教会大学集中一地，显得十分热闹融洽。
在迁校中，图书馆库藏的图书，因运输困难，未能全部装运，大约只运了总数的十分之一，共一百多只箱子。由南京到成都，路途遥远，沿途押运起卸，图书馆人员均躬亲其事，十分辛苦。
西迁不久，金大又恢复了蓬勃气象，但麻烦与困难还是不少，如行政与经济无法统一，战时迁校单位分散。在这种情况下，要有一个综合性的推进计划是不容易的。
一九四四年，美国国务院邀请中国各大学推派教授赴美讲学并考察。校董会提出由我代表金大前往。出国期间，校长职务由农学院院长章之汶代理。我本人也颇想暂时卸去学校行政重担，到美国去换换空气。次年夏天，我重返金大，欣逢日军投降。八年艰苦抗战终于胜利结束，举国欢腾，金大师生得以重返家园，极为欢欣鼓舞。于是，计划迁回南京。
抗战八年，处境虽然困难，但金大科系仍有发展，学生人数年年增加，我心中感到十分快慰。
抗战胜利后，学校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组织了复校委员会，我于年底赴南京，接洽复员事项。事毕于一九四六年一月赶回成都，最后由复校委员会决定四月十五日提前放假，四月底开始复员。幸赖全体师生员工之努力，不仅圆满完成艰巨的迁返任务，还维持了教学的正常进行，使金大于该年九月得以在南京如期开学。经过八年动乱，人心思定，大家都埋首于做好本身工作。在复员后的头一年，金大的设备仪器大有补充，各学院所属学科也有所发展。但国民党挑起内战，金大学生同其他学校的进步学生一样，以爱国为己任，热情澎湃，奋起反饥饿、反内战，积极参加各种爱国运动。尽管国民党政府多次表示要各校当局负责控制学生的情绪，加强对学生的管教，尽管我平时要求学生埋头读书，少问外事，但我反对国民党的党团活动干扰高等学府，更反对随意侵犯人权，因此，我十分同情和支持学生的活动。记得从一九四七年到解放前夕，曾多次发生金大师生被捕事件，我对此是很不以为然的。这些被捕的师生，后来多由校方设法保出。解放前有一天，蒋政府派车来接中央大学校长和我两人到蒋宅，蒋介石当面提出，学生频频闹事，要我们对学生严加管束。其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生的爱国正义行动，岂是强力所能阻挡。我们二人回答说：我们已经劝告，但要过于管束，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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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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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校后，金陵大学接受了福开森捐赠的千余件文物，其中有不少名贵的铜器书画。早在抗战以前，我就得知福开森酷嗜中国古代艺术，研究并收藏大批我国古代书画、铜器、瓷器，听说考古学家商承祚还专门为此帮助福开森编写过一本小册子。大约在一九三○年左右，校董会开会，我与福开森并肩而坐。谈话中，他不时吐露对我国古代文化的向往，并说不吝巨金收集珍藏。我当即表示，希望他对金大有所捐赠，以作纪念。他颔首允诺，后因抗战爆发，没有兑现。此前，我曾去北京福开森家中作客，亲眼目睹他那古色古香的书房中，不但字画、古籍多，历代瓷器也琳琅满目。福开森死后，他的女儿根据遗嘱，把乃父捐赠给金大的文物转给了金大。这批文物，前几年曾在内部陈列展出，现存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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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砺儒：北京师范大学拾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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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师范教育制度的建立，始自一九○二年壬寅学制（钦定学堂章程）的公布（一八九七年上海南洋公学虽曾附设师范院，那只是一校的实验性的措施，未成为制度）。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是同年（壬寅）十一月成立的。所以北京师范大学六十年来的发展史，代表着六十年间中国师范教育的发展，尤其是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我们今天可以通过北京师范大学校史来窥见全国高等师范教育的面貌。六十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的发展规模，总的趋势，确可以说是逐步发展，日益壮大，但真正的发展是在全国解放之后。记得一九五○年，我承乏师大校长的时候，有一次毛主席问及师大历届毕业生的总数。我答道还不及一万人。主席说，快五十年了，而毕业生还不及万，太少了，今后应争取五年或十年之内有毕业生万人。最近看师大校史稿，知道解放后十二年间，毕业生共有九千八百余人，那是将及万人了。从这一点，就可证明解放后是飞跃发展的。这情况是符合教育史规律的。师范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事业，只有在人民政权领导之下，才得到胜利地发展。
解放前那四十七年间，北京师大是在艰险崎岖的道路上度过。虽有一些寸进，其实只是维持着国内高等师范的一个仅存的硕果罢了。六十年校史的资料当然是丰富的，编纂之责在师大校史编辑室，毋须外人代庖。这篇稿子，只就我个人见闻所及，举其二三事，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聊供参考，故标题为拾穗。
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到北京师范大学的经过。
一九○三年，癸卯学制公布之后，清政府把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独立设置为北京优级师范学堂，各省会也先后开办优级师范。可是按当时的人力物力，企图每省会兴办一所优级师范，有很大的困难。所以当时开办的，实际是速成师范、简易师范乃至师范专修科之类，而办成优级师范本科的为数不多。辛亥革命之后，采取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制定全国开设六所高等师范的政策。当时拟定的分布地点是北京、南京、武昌、广州、成都、西安六个市。后来西安未曾开办，而沈阳高等师范于一九一八年建成，算是够了六高师之数。北京高师在民国初年有了国文、史地、英语、数理、理化、博物共六个学部，学生几百人，在当年算是规模完备的。
优级师范学堂与高等师范学校名称虽不同，而实质无别。其修业年限都是比大学短两年，而毕业生只能充当中学教师（当时中学是在大学预科之下的）。按当时制度，高师可以设研究科，学生在本科毕业后，再经研究科两年，其学力便与大学毕业相等。五四运动之后，北京高师着手改革，提高程度，首先设教育研究科，继设数学及化学两个研究科。又把原来学部的名称改为学系，一九二一年秋季招生，六学系都设四年科及六年科，这样便具备了大学的实质。到了一九二二年秋季，随着学制改革，北京高师改为北京师范大学，各方面都公认为实至名归，没有异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