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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

过去的大学 作者:钟叔河-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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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到了一九二二年秋季,随着学制改革,北京高师改为北京师范大学,各方面都公认为实至名归,没有异议。   
  从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二年,二十年间发展成为北京师范大学,似可称为顺利,而学校的“校步”艰难也从此开始。当时军阀统治下的北京教育部只是一座冷衙门,教育经费只是军阀们的残羹余沥,而且年年积欠。到一九二一年春季,北京国立八校(北大、北京高师、女高师、法政专门、工业专门、农业专门、医学专门、美术专门)教师们忍无可忍,爆发了轰动全国的大罢课;师生与军阀政府相持了半年,到了秋季开学,问题才勉强解决,学校领到了本月份经费。这是军阀统治时期,教师们领到本月工资的仅有的一次。由于罢课半年,许多应有的开支节省下来,又适逢仅有一次的积欠清发,北京高师居然有了几万元的节余,以供开办研究科添购图书、仪器、药品及建筑一座图书馆之用。这一次罢课,对于北京高师,可以说是塞翁失马,有助于高师扩充成为师范大学。过了这一次之后,学校马上又陷入巧妇无米的状态了。 
  必须指出,北京高师改组为师范大学,是师生们努力争取得来的,不是出自反动政府的计划。当时的军阀政府对教育事业的唯一政策是置之不理,听其自生自灭,决不会有任何改进提高的计划。一九二二年秋季,学制会议的召开,对军阀政府来说,是一件被动的工作。他们通过了“六、三、三制”学制方案;又决定了改北京高师为北京师范大学,任命了范源廉为校长之后,他们的例行手续便算告成了。不只是没有提到师范大学的新预算,而且原有的高师经费又积欠了好几个月。校长范源廉远在美国未返,甫告成立的北京师范大学只好由评议会暂时维持。一九二三年十二月范源廉回国,到校就职,一九二四年暑假便辞职了,原因是当时的曹锟政府自食其诺言,骗他就职之后,不给决定师大预算。自此以后,直到北洋军阀统治告终,北京师大是处于一息奄奄的状态。 
  一九二八年夏季,奉系军阀退出北京,北伐军进来。八校师生们痛恨奉系军阀一年的暴力劫持,至此,自动地宣告各校恢复独立,热烈欢迎革命。而国民党赏给北京八校的是半年的经济封锁,分文不给。由于国民党官僚在南京分赃未决,北平八校这个地盘未知谁属,八校的师生员工只得挨饿受冻直到初冬。师大学生们忍不住了,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宣告开学,请教师上课,电告南京。其余七校陆续响应,电报连三接二飞往南京。老爷们大概有点急了,才勉强停止争吵,把北平八校地盘划归李石曾名下,改组为北平大学,师大成为北平大学的一个师范院,预算经费比原日更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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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砺儒:北京师范大学拾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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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对付教育事业,不像北洋军阀那样置之不理,倒是很关心的。不过他们关心的是把学校划分地盘,师生变为喽啰仆从。如其不然,他们便要祭起大棒,显示力量。在这样政权之下,教育已无从谈起,更谈不到师范教育。 
  一九三一年,男女两师大合并为一,地盘扩大了。 
  在旧中国,师范学校的学生一般是属于寒门子弟,这个阶层是没有政治权力的。他们毕业后大多数当教师,不可能居高位,从而很少有政治野心。五四运动时,北京高师学生虽然成为当时北京学生运动的一支主力,但他们只表现着青年们天真的爱国热情,为学生团体努力工作,而很少挟此为政治资本,变成学生政客,这一点正是这个阶层的特征。此外,教育超越政治的思想,也还支配着北京高师,教师们大抵是不问政治的书生。在五四运动前后,北京高师流行一种“新教育思想”,称为自动主义、理想主义。在方法论方面,提倡启发个性,以反对往日权威束缚;在目的论方面,高唱理想的社会,以表示不满现实。这当然是吸收了二十世纪初期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潮,是以进化论为根据的。在当年军阀横行、政客奔走权门的情况下,这种思想有其进步的一面,可以保持教育界一定的干净。但他们企图以教育促进社会的改良,这就显出改良主义的空想性。他们对暴政忍受,而对革命却旁观,更暴露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怯懦。在北洋军阀政府时代,军阀官僚们是对教育不问不闻的,书生们还可以关起校门自鸣清高。而遇着国民党法西斯,便御侮乏术,只得饮恨吞声,无可奈何。况又有人因势乘时,卖身投靠,国民党便唾手而把师大置于他们铁蹄之下。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的卖国面目已暴露无遗,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将大白于天下。对这点的认识,知识分子是比较容易的,尤其青年。因此,师大的政治真空却不被国民党法西斯势力所完全占据,而竟激起政治的新生。这股进步力量,至此竟找着了方向,得到了依靠,而形成新的力量。师大学生自治会竟在国民党厉行“整理工作”的时候,成为中流砥柱,毅然反抗压迫。“一二·九”运动的前后,北平师范大学是北平学界的反革命势力中心,而师大的学生自治会同时却成为北平学生运动的一支主力,而且参加进去的教师也不少。   
  总括地说,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之间,师大在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之下,是处在极黑暗的时代,而师大的进步力量却在此时期形成,而且日益壮大,“一二·九”学生运动便是证明。魔高一丈而道也高一尺,便有了抵抗。师大学生自治会是值得一提的,它组成于五四运动后半年,是全国头一个学生自治会。这点五四精神一直连绵不绝。至一九三二年,国民党下命整理北平师范大学时,曾指责“学校的一切都是学生自治会把持着”,可见反动政府对师大的学生自治会是十分厌恶的。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把北平师大和北平大学迁往西安,组成西北联合大学。不久,又令师大单独西移,成为西北师范学院,最后安置于兰州。这显然是要把师大孤立于西北,以便驯服。国民党这番策略是相对地成功了,抗战八年间,西北师院始终是无声无臭,与国内一切学生运动绝缘,学风之“纯洁”,得到陈立夫嘉奖,而为当时关心师大的人士所叹息。 
  日寇投降后,北平各校陆续复员,惟师大被迫要留置兰州。这一着不只是遭到学生们反对,而当时的师大当局也决不甘心,因为硬要他放弃原有的北平地盘,这就构成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的矛盾。经过一场激烈的争吵,师大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取得了胜利,回到北平;更进一步又争得师范大学名义的恢复。 
  我们从这一段师范校史,可以认识师范教育的政治性。师范教育的自身就是政治,因为国家要有计划地培养自己认为最可信任的师资,才产生师范教育。师范教育只有依靠革命的进步政治,才可抗拒反动政权的玷污。妄想超然象外,一定做不到。革命时机将到,反动政权无论多么凶暴,使尽阴谋诡计,用尽威迫利诱,要控制师范教育为己用,其结局也必须失败。“寒门”出身的师范生,大多数容易接受革命的锻炼,中国那一句老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却不适用于他们。 
  北京师范大学尚须努力解答的课题是什么?师大是我们中国师范教育的一座鲁灵光殿,六十年来对全国普通教育的贡献是很大的。然而也还有一个尚待解答的课题——如何才可以保证培养出优良的中学师资。这是世界上高等师范教育还未十分完满地解答的课题,北京师大当然也不能例外。原来大学毕业生教中学,这是自古已然的世界惯例,但到了十九世纪开始有了转变,发现大学毕业生教中学不甚妥当了。这是由于中学教育的内容和性质都有了变化。十九世纪,西方各国先后完成了产业革命,自然科学大发展,现代语文代替了古典语文,这类新事情,都给了中学教育以影响,他们西方叫做中学教育现代化。西方教育界因此接受了一个教育建议,中学师资应由特设的大学来培养,这个建议是早在二百多年前一个英国的中学校长提出的,是一个进步的主张。从此以后,西方培养中学师资便出现两种新办法:其一,在大学内设研究所,把大学毕业生加工训练一两年,才准充中学教师;其二,专设高等师范院校训练中学师资。这两种办法虽不一同,而前提却是一个,承认大学毕业生教中学是不够理想的。可是经过一百多年还未得到一种十分可靠的具体训练方案,因而如何训练理想的中学师资,直到今天在他们还是一个尚未完满解答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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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砺儒:北京师范大学拾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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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高等师范教育,是在一九○二年与中学教育制度同时创建的。一穷二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摹仿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制度,当然说不上中学教育现代化,只能说是有意“洋化”罢了。当时要办洋学堂,而又苦于还未有洋学堂出身的师资,所以感到师范教育的必要。《奏定学堂章程》这样说:“学堂必须有师。此时大学堂、高等学堂……犹有聘东西各国教员为师。若各州县小学堂及外府中学堂,安能聘得许多之外国教员乎?此时惟有急设师范学堂。……”从此可以看出,当时办师范教育就是要有教师,还不知道讲究要好教师。一九二二年学制改革,取消了大学预科,设立高级中学,训练中学师资的高等师范便水涨船高,被提升为师范大学,当时的认识也只此而已。就是说,只知道要有比中学高一级的大学毕业生才合教中学,至于中学的优良师资应有什么样的学识修养,此事还未引人注意。因此,同时也发生另一种现象,好多地方的高等师范陆续改为一般大学,只剩下北京师大一个硕果。由此可证明我们经过了二十多年之后,对师范教育的理解,还是和清末时代差不多。在大学生甚少时,感到需要高师,一旦大学生多了些,便觉得高师无甚必须,这就证明了对师范教育的认识未曾迈进一步。 
  高等师范教育是为中学服务的。中学又常随着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变化发展而改变其性质。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学教育的现代化,是资本主义革命成功的结果,也和他们的民主政治相似,是进步的,也是有局限性的、很不彻底的,因而无法解答如何培养中学优良师资这个课题。高等师范教育只能由资产阶级提出,但不能在他们手里完成。此事从历史发展的观点说,是应该如此。今天,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中学教育才开始成为人民的普通教育,从而如何培养优良的中学师资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就必须从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学教育的性质来寻求答案。在旧中国,我们还说不上中学教育现代化,而到今天新中国,中学教育的现代化又必须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好比在政治上,我们只能讲求无产阶级的民主,决不能要资产阶级的民主。因此,解答培养优良中学师资这个课题,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责任。资产阶级的经验只有一点值得我们采取的,那就是中学师资必须受专业的训练,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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