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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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很认真：“人家国外养鸡放在笼子里。什么养鸡场、养猪场、养牛场、养鱼场……乱七八糟的养殖场很多很多，老百姓的生活就比我们中国要强多了。”
大家似乎对办养殖场不感兴趣，话题很快就转向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争论起黑氏和费氏谁更加唯物……五花八门的哲学名词在教室里满天飞。
来学哲学的人常常见缝插针，吃过中饭，他们走下西山，去中组部大门旁的理发室理发。理发员袁仁德，也是四川老乡，延安的大大小小的脑壳，他都摆弄过。“文革”后，我才知到袁仁德也在天津工作，曾任一个工业局的党委书记。在一个城市里生活了20年，既不相知也不相逢，也是个遗憾。等我获知消息，去登门拜访，他已去世多年，人死了就无话可讲了。
中国妇女的领袖蔡畅
在延安的中组部，大家都称蔡畅是“大姐”。平时，蔡大姐经常来到警勤人员的窑洞里，冬天，用手摸摸被子，问问冷不冷；夏天问问有没有蚊子；过年节时，问问吃好了没有。王鹤寿在一旁说：“蔡大姐真是比你们的亲姐姐还要亲啊”。
中组部的勤杂人员凑在一起，经常又打又闹，满地滚成泥猴。蔡畅大姐就走来劝阻：“你们这些小娃娃呀，不要打闹啦，衣服和鞋裤都搞坏了，多穿两年不好嘛？现在我们多困难那，弄点棉花和布匹困难那！都是国家的财政支出，你们要爱惜呀！”当时，我们对蔡大姐的话不甚理解，没过几天就丢在脑后了。几个人跑到一块仍是撞膀子摔跤。大姐见了，也不着急，把我们召在一起，又耐心给我们再讲一遍。
蔡大姐经常结合黄克功事件，给我们这一帮年轻人讲婚姻恋爱观。她说：“不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凡是没有结婚的，有了女朋友的话，你就要找到她的几个优点，最低限度要有三个优点。一是觉悟高，有共同奋斗的理想；二是对女方的道德品质有相当了解，待人热情和气；三是具备能够独立工作，独立生活的能力，不能依赖别人而生活。这三条同样是女方对男方的要求。结婚没有两相情愿，勉强凑合到一起早晚是个问题。等到外界情况变化了，两人就要今天打，明天骂，后天闹离婚，如果两人都是党员，要给党带来不好的影响。可是，片面强调婚姻自由，离婚自由，视婚姻如儿戏，就丢掉了自己的人格。人活一辈子，没有了人格，那还有啥意思呀！”
“强迫婚姻，买卖婚姻，讲求‘门当户对’的婚姻都是旧社会的腐败现像。女方家里有势力，看中一个男人，可以强迫他；有钱有势的男人更不要说了，搞一个小老婆，嫌不够，还要搞一个小老婆，糟蹋妇女已是毫无人性了！将来你们进城当了‘官老爷’可不能搞这一套封建主义的东西。一个男人要这么多女人干吗？！”
蔡大姐在讲到婚姻年龄问题时说：“结婚最好不要太早了，你还是一个孩子呢，就有了孩子，不能教育和照顾好后代。在我们今天，社会稍稍进步了一点，不论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后方，还是我们的边区，婚姻起码有了一个年龄的范围，最小也不能小于17岁、18岁。结婚时，男大一些或女大一些，都不成问题，但不要太悬殊了，特别是年纪大的男人，要有一个自量，要讲道德，不能是一个在棺材里，一个在棺材外。若是一个在棺材里面生活，一个在棺材外面生活，那多悲惨呀！”
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陕北公学的一队学生上山开荒，有一名女生和一名男生开玩笑：“你再不快一点，我就挖到你的脚后跟儿啦！”两人说着闹着，一锄头挥下来，真得将前面这名男生后脚跟的大筋挖断了。这名女生为了照顾这名男生，自愿嫁给了他。蔡大姐知道后，多次赞扬这名女生。蔡大姐对我们说：“这个女同志有丰富的阶级感情，有正确的道德观。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年轻人，来自五湖四海，更要相亲相爱，互相帮助，要有牺牲精神。这个男同志腿一瘸一拐的，别的女人再看不上，弄不好还不成个孤老头子！”
有一次，蔡大姐给我们讲了许多话后，沉思了一会儿，用忧虑的目光注视着我们，他缓缓地说：“你们这群孩子呀，失去了父母，好多的事情没有人告诉呀，不懂啊。将来你们结婚时，同房后，一定不能用凉水洗手洗脚，不然到老了就落下病根儿，这事你们可要记住啊！”
蔡大姐很喜欢我，她的侄女蔡妮来了，她就说：“你们俩个小家伙交个朋友吧。”我就像木头戳在地上，也不知道怎样跟女孩子交朋友。
蔡畅大姐的话，我是记了一辈子。
平易近人的李富春
李富春喜欢打麻将和扑克，我的麻将和扑克技术，就是他亲手教的。
刚刚到陈云、李富春小灶不久。吃过晚饭，我往延河滩走，李富春站在半山腰的窑洞前喊：“小李，到哪里去？”
我回头大声回答：“到延河边看石头去。”
李部长招手，我跑回他身边。李富春问：“你去河边看什么石头？”
我说：“没事干，跟石头玩呗。”
李富春哈哈大笑，拉住我的手：“来，来，来。”把我拽进他的窑洞“我来教你打麻将。”他很耐心地给我讲解麻将的入门知识，我听的昏头昏脑，抬起头来问他：“部长，为什么要打麻将牌呢？”
李富春一脸诧异：“孩子啊，这是一种娱乐呀！”
我又问：“什么叫娱乐呢？”
李富春摇了摇头，盯着我：“这个你也不懂？”
我也摇头：“不懂。”
李富春望着窗外，想了一会：“你方才想去延河看石头，就是想娱乐娱乐嘛。我教你打牌吧，那可比看石头有意思，石头嘛，它不能变化，麻将牌组合变换，奇妙无穷啊。”
李富春兴致勃勃地吩咐我：“你去把乐少华和周福寿喊来，陈部长（陈云）他们白天学哲学，晚上我们学麻将。”
李富春对我们几个人讲：“将来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全部解放。到那时，不知你我各到哪里去工作了，但是肯定在南京上海、天津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工作。你们都是某一个部门的领导，人家不像现在叫你‘小李’和‘小鬼’了，人家称你‘李先生’，‘李局长’啦！平日休息了，大家说，李局长，三缺一，来打麻将。你不会，这怎么讲。那就不像今天我们的延安，你不会就不会，没有啥。那些城市人可就看不起你，说你是‘土包子’一个，你也就丢了一些领导的威信，也失去了联系群众，了解情况的一个场合。”
听李富春这么一番话，学打麻将事关重大，心也平静了。乐少华捏起一张“红中”问：“李部长，这块红字‘中’，是不是‘红色中华’的意义？”
李富春忙说：“哪里哪里，麻将可没有政治色彩！只有民间风俗……‘红发白’可成一副牌，称‘小喜’，三张一色的‘红’‘发’‘白’称‘大喜’。大喜和牌加三番。老百姓见面常常祝贺，‘大喜大喜’。金银财宝，如意发财这种社会风尚，体现在麻将里了。”
李富春着重讲了“东西南北”风牌的几种作用。他讲顺风牌，我记得很清楚：摸到三张风牌，既可桌面上亮明，此后再摸到风牌，就可一从“牌尾”再摸一张牌，就像“杠牌”一样，称之顺风。
乐少华问：“李部长，这顺风有什么讲究吗？”
李富春解释：“有哇。老百姓出门送客，常常说‘一路顺风’嘛。为什么要顺风呢？因为你抓的风牌多了，都成了一堆废牌，不太公平了，废牌多了，让他们起一点积极作用，给你一个‘顺风’，增加一点成功的机会，这也是辨证法嘛。”
中组部的扑克牌是手工绘制的，捏在手里软塌塌的。
一次我和李富春配对玩扑克牌，李富春摸了一手好牌，他说：“小李，该你叫牌了，我可有好牌！”
我说：“怎么叫也不能打满一百分呀！”
李富春用手指做个“心”型：“你有没有这个（牌）？”
我拍一拍胸脯：“黑心！”
李富春兴奋地喊：“你叫一百，你不叫我可叫啦！”
王鹤寿在一旁抗议：“哎，哎，你们哥俩儿这不是明打嘛！”
李富春说：“得啦！也允许你们明打，公平合理。”
结果，我和李富春合作打成一百分，创造了一个记录。
每逢周末，我们经常搓半宿麻将，李富春关照我：“明天我们吃两餐饭，给国家节约一点，也让你睡个懒觉。”
我睡了懒觉再去通知陈云：“陈部长，李部长说了，今天吃两餐饭。”
陈云说一句：“你们打牌，让我饿肚子，不太公平吧。”
后来，李富春见我们迷上了麻将，又说，古往今来，麻将比不了围棋的水平，但比围棋更大众化，更具娱乐性，因而，也被用来赌博。如果整天耍麻将牌，忘了国家大事，丢了自己的事业，不尽家庭的责任，麻将就成了祸害。你们将来有权有势了，可要记住我的话，麻将既耍人，又害人啊。
在文化学习班里扫盲
到了这一年的秋天，我在中组部的小灶干了八九个月。武竞天安排我去学习文化。
文化学习班设在原女大校址，男男女女近一百名学员，年龄最小的约十五六岁，年长者约五十多岁。一男一女两位老师轮流授课。每日老师手持一张《新华日报》，朗读一段报纸上的文章，从中选出生字生词，写在黑板上，一撇一捺，一竖一横，讲解写字的笔顺，分析偏旁部首。同学之间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人抱怨听不懂，有人说太浅显了。没有学习用品，全凭脑子死记硬背。
星期天，我回杨家岭，李富春远远地打招呼：“小李来啦！找人打扑克？还是找人打麻将？”
我说：“我出来还没有要粮票呢。”
“得啦，打完麻将，跟我们一起吃饭吧，也看看你那徒弟的本事。”
蔡畅大姐问我：“小李，学习文化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说：“有一点困难。没有笔，没有纸。”
蔡大姐拉住我的手，走进窑洞，给我找了二十几支铅笔，三个硬皮笔记本。蔡畅翻了翻笔记本，把几页有字迹的纸撕掉。她又把李富春刮胡须的双刃刀片用糨糊和布条粘裹了一面刀刃，她说：“为什么要把这边的刀刃糊上呢？怕割破你的手！你削铅笔时，把铅笔架在桌角，不要悬空削，那样容易削破手指头。”
同学们见到我带来的铅笔和本子，一拥而上，不由分说，把铅笔截成两段，笔记本撕成纸页，没有笔和纸的同学瓜分了。
老师给我们讲解怎样写书信，特别强调不能用红铅笔、红墨水给朋友写信，红字的书信或签名表示绝交！半个月后，我们开始学习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老师在黑板上画一幅中国地图，讲解中国各省概况，省会和简称，穿插一些名胜古迹，历史人物。世界地理先从亚洲讲起，中国近邻各国的首都、人口、山川河流……
学习班授课的老师在介绍日本国的情况时曾经讲：“日本人宣传‘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这是他们为侵略中国寻找根据，我们遇见了日本人要做他们的工作，反对他们的这种无理的观念。”
“日本这个国家地域狭小、资源贫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