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清朝三百年-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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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掠影
治理黄河
《乾隆南巡图》中视察黄河的场面黄河在历史上经常决口，顺治时据王永谦统计大决口就达20次，康熙最初16年决口67次。归仁堤、王家营、邢家口、翟家坝等处溃溢，高家堰最严重，决口数十处。黄河水逆流到清水潭、洪泽湖，泛滥四出。砀山以东两岸决口数十处，使下河、山阳、高邮等七州县受淹。黄河泛滥成灾，使占清朝每年漕粮400万石之半的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淮安、扬州六府“连年灾荒，民生痛苦”。黄河泛滥使淮河和运河受影响，梗塞不通。治理黄河成了不可忽视的问题。康熙十六年（1677）二月，康熙帝即任安徽巡抚、治河专家靳辅为河道总督，治理黄河。
靳辅，字紫垣，辽阳人，隶属汉军镶黄旗。顺治时有官学考授国史编修，康熙初历内阁学士、安徽巡抚。靳辅任河道总督后，为了工程的顺利进行，选用了没有官职的水利专家陈湟作助手。陈湟，字天一，号省斋，浙江钱塘人。
靳辅受命后，四月五日即赴宿迁河工署就任。他周密考察，广泛听取治河意见，同日向朝廷上了《经理河工八疏》，提出治理黄河、淮河、运河的方案，也有用工和经费预算。廷议以经费多、用工多而否决。康熙决心治河，要求靳辅再拿出可行方案。晚清农民在耙地靳辅从桃园到海口，一一勘阅出有问题的河段。当时正是平三藩用钱多的时候，为了把费用限制在原来估计之内，靳辅反复修改了原计划，例如用驴运土改为用车运土，离堤30丈外取土改为20丈内取土，河身两旁各挑引河一道改为浚深河底。十七年又上《敬陈经理河工八疏》，提出了减少人工、经费少的方案。经过廷议，得到批准，《康熙帝南巡图》中的治河场景支给正项钱粮250余万两。
根据黄河实际问题，靳辅对症下药，在清口开引河四道，塞高家堰、王家冈、武家墩等处决口，筑堤束水，引淮河清水冲刷黄河泥沙，疏浚清江浦以下经云梯关至入海口河道，修两岸堤防及云梯关外拦水坝，使河水畅流无阻，在砀山、萧县、宿迁、桃园、清河等地黄河两岸修建水坝，降低黄河水势，加固考城、仪封、封丘、荥阳的黄河堤岸。封闭新庄闸运口，另开七里闸运口，运口距黄、淮交汇处约10里，从此没有淤垫之患。经过这一番治理，河患大大减轻，山阳、高邮等七州水退田出。黄河治好后，20年间没有大患，对于农业生产起了很大作用。
靳辅还在清水潭筑长堤，船行于是安全。靳辅在黄河北岸挖出一条中河，漕船过清口仅行数里即转至运河。以前漕船北上出清口后要走黄河180里才能进入运河。
康熙对治河贡献极大。治河是他的部署，审查靳辅治河计划的也是他。他六巡江南时每次都查看河工，给治河作重要指示。
康熙帝还派人修治了北京永定河。永定河原名浑河。因其发源于西北，水含大量泥沙，对下游危害很大。康熙三十七年，康熙帝派人从良乡（北京附近）到东安（北京与天津之间）修了一条200余里的新河道，两岸还修长堤，让水乖乖地流入大海。原来受水淹的地方，百姓建房、耕地。
蠲免钱粮
蠲（juān）免钱粮就是免交赋税，清朝蠲免赋税始于顺治朝。当时有恩蠲和实蠲两类。顺治入关，首先免了都城遭受战争实难的三年服役，顺治八年，顺治亲政，给还九省加派额外钱粮，免山西荒地额粮15000顷及直隶山东、河南、陕西荒残额赋。以后朝朝如此，成为清朝一贯政策。
康熙朝蠲免钱粮最为经常而且量大。“有一年蠲及数省者”或“一省连蠲数年者”，甚至有全国性的蠲免。如四十九年（1710）十月康熙下令第二年将全国钱粮一概蠲免，并从第二年起，于三年以内，通免一周，使远近均沾，历年旧欠，也都免征。据《蕉廊脞录·康乾普免钱粮》，康熙五十年（1711）普免天下钱粮27940400两，三十年（1691）与四十二年相同，免天下钱粮27590000多两。五十五年（1716）免27700000两，六十年（1721）免27641900多两。
乾隆时期，全国范围内的蠲免多次。例如，二十一年（1756）、三十五年（1770）、四十二年（1766），四十三年（1767），五十五年（1790）。或三年轮免一周，或七年轮免一周。
蠲免钱粮原因，首先是使粮食生产逐步发展，社会稳定。第二，为了表示关心百姓，以得到群众拥护。灾害是蠲免的另一原因。老百姓受灾，没有收成，不蠲免钱粮，就会引起起义。不得不免了赋税。例如康熙四十五年免直隶、江南、福建、江西、湖广等三十二州县钱粮就是因为这些省遭了灾。还有嘉庆十一年免直隶、陕西、江西、四川等56厅州县灾赋，咸丰四年免河南、山东、山西、福建、湖南、广西等省129州县灾赋，光绪元年免浙江被灾新旧赋课等等。
雍正朝也蠲免钱粮，只是不那么经常。例如，雍正四年（1726）蠲免苏州、松江两府田赋45万两，八年免甘肃、四川、云南、贵州、广西五省全部额征地丁钱粮。雍正对蠲免钱粮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蠲免钱粮使“无知小民”产生侥幸心理：“少遇歉收，即借言委延逋欠，盈千累百，积至数十年，总期一免而已。”
从“一条鞭法”到“地丁合一”
顺治十年（1653）规定各省赋税制仍用明“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是明代张居正在经济改革方面提出的一条赋役改革措施，其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丁”就是人头。“一条鞭法”就是赋役合并，赋税既量地又计丁，用银交纳，其征解由原来的人民自理改为官府办理，州县徭役，由官府出资雇人解决。一条鞭法有其进步方面，但对农民有不利方面。根据它的要求，赋税既量地又计丁，无地少地的农民就要吃亏，而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就占便宜。清初继续贯彻此法，农民害怕按人头征税，大量逃亡，而政府因此也难掌握人口实数，征税困难。
中国传统的手纺织机康熙末年，对这种征税办法进行了一点修改。五十年（1711）规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就让丁税固定了下来，但这未免除丁粮，改革不彻底。雍正元年（1723），清廷又根据直隶巡抚李维钧奏请，实行“地丁合一”法，即把固定的丁税摊到地亩上，按亩数征收，取消了丁银项目。这样田多的丁税多，田少的丁税少，无田则无丁税。田多的地主逃不脱丁税，田少的农民不必有添丁之愁。这种制度显然合理，有助于克服以前按丁计税引起的社会动乱，适应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除对发展生产有一定好处外，大大促进了人口增长。据《清史稿·食货·户口》：顺治十八年全国人口19203233，雍正十二年26417932，道光二十九年增加到412986649人。
乾隆时很多人家巨富。先说京师附近的：
京师米、贾、祝氏从明代起就富于王侯，屋宇有千多间，园亭华丽，游10天都游不完。宛平的查氏、盘氏两家也和米、贾、祝诸家一样富。这两家喜欢交结士大夫，总想往上爬，多次被弹劾。
陕西有一家是唐尉迟敬德的后代，积累的资产无法计算。所铸银砖，四人还抬不动。
最后讲两家江苏和浙江的：
江苏吴县西南太湖洞庭山的席氏和浙江嘉兴县北30里的王江泾陶氏都是大地主。两姓联姻。一天陶氏坐船到席家去，从泊船处到席家两里多路，都设有灯棚，晚上行走不需点蜡烛。
陶氏到后，席家好几天都设宴招待，还奏乐。席氏对陶氏说：“我这里还有不够好的地方吗？”陶氏说：“别的没什么，只是大厅地板砖太宽，长宽都有好几尺，像是行宫里的样子。另外，书房窗外池塘没有荷花。”席氏听后没吭声。
过了两个时辰（4小时）左右，席氏邀请陶某再去看池塘。哟，怎么一下子满眼都是荷花了？再到大厅一看，地板早已把大砖换成只有尺把见方的小砖了。
有一次，姓陶的到苏州找到个戏班子，这个戏班子很有名气，叫绝秀班。演员见他是个乡巴佬，讨厌他，讥笑他，清朝时的农村少数民族乐队说：“你喜欢看戏，何不请我们到你家里演？但每天要用凤鱼、火腿招待我们才行。”当时，演一场戏要200两银子。陶回去后，一下就向他们定演100场，每场都给200两。他把戏班子关在大厅里演个不停，但他不看。一天招待两餐饭，都是凤鱼与火腿，没有其他饭菜。这样过了十天，把戏班子折磨得难受极了，道了歉才作罢。
上面讲的人应该说是富有的了，但是还有比他们更富裕的。昭梿《啸亭续录》里就说到一户：
怀柔郝氏，膏腴万顷，喜施济贫困，人呼为“郝善人”。纯皇帝尝驻跸其家，进奉上方水陆珍馐至百余品，其他王公近侍以及与舆儓奴隶，皆供食馔，一日之餐，费至十余万云。
从熔化内府金钟到推广厘金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清王朝镇压起义，一方面要兵，另一方面要钱。咸丰帝解决兵的问题，开始是调遣八旗、绿营，后来是依靠湘军。军费开支浩繁，但国库空虚，拿不出钱来。咸丰帝和清廷巧立名目，榨取百姓，想尽了一切办法，下面是其中的几项：
熔化内府金钟。咸丰三年十一月，咸丰帝命大臣熔化乾隆五十四年（1790）所铸造的内府金钟（乐器）3口。3口钟分别重800斤、700斤、580斤。
停薪。咸丰三年停发了文职六品以上、武职四品以上俸银一年，但增加养廉银。
捐款。要富绅捐款，要京城铺户捐税。
捐输。捐输也叫捐纳，就是用官职换钱。清朝遇到急难解决的经费问题时常用这个办法。这项措施首先施行于康熙十三年平定三藩之时，不过那时仅限文官。用武官官职换钱，始于雍正初年，用兵于西北之际。咸丰年间，捐输又用上了。元年户部捐输收入1110585两，二年捐输收入3135861两，三年捐输收入672611两。
清朝农村木匠活中的拉大锯举借内外债。内债是向国内的票商、士绅借钱；外债是向洋商借款。咸丰十一年到同治四年，江苏、福建、广东等省借外债12笔，共1878620两，年息8厘到1分5厘。
预征钱粮。所谓预征钱粮是指前一年预先征纳下一年的钱粮，例如咸丰三年令山西、陕西、四川等“完善地区”预先借征咸丰四年的钱粮，四年秋又预先征五年的钱粮。
实行钱粮津贴制度。钱粮津贴是行之四川的一种加派：每田赋一两加征津贴一两。
浮收。所谓浮收指额外征收钱粮。浮收方式多种多样，手段残酷。如漕粮浮收，故意用脚踢斛，使斛面堆尖，又要交水脚费、花户费、灰印费等，合计一下，二石四五之当一石。
铸大钱。铸大钱是指咸丰三年开始铸造减重大钱。例如咸丰二年每文重1钱，每千文重6斤，当千的大钱仅重2两，那么以往千文钱所要的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