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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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笔是1932年6月，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刘峙任中路军副司令官（司令官为蒋介石），指挥6个纵队和一个总预备队计16个师另2个旅，“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攻占鄂豫皖根据地的心脏新集和金家寨。蒋介石高兴异常，以刘峙的字改新集为“经扶县”，以刘峙麾下第六纵队司令卫立煌之名改金家寨为“立煌县”。

其实，攻占金家寨的原本应该是蒋介石的另一个金刚：陈继承。

陈继承长期为刘峙部下。1926年中山舰事件，他在刘峙的第二师任第四团团长，将该团官兵集中于北校场，党代表、政工人员和中共党团员一律被缴械拘禁。后来参加对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围剿”，担任刘峙的中路军第二纵队指挥官，指挥四个师担任主攻。陈继承8月13日占黄安；9月上旬占新集，14日克商城，三处皆为鄂豫皖根据地的核心地带。唯有在金家寨遭到顽强阻击无法前进，让卫立煌抄小路立了头功，否则蒋介石就不会叫金家寨为“立煌县”而要叫“继承县”了。

因陈继承作战异常卖力，甚至不惜拼光，蒋介石调他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陈继承率领第三纵队，1933年11月在阳新、紫金山一带布置伏击阵地，使红九军团第三师陷入伏击，部队损失达三分之二。1934年4月，蒋又令陈继承任湘鄂赣“剿匪”总指挥。陈到任后指挥部队包抄龙门山区的中共湘鄂赣省委，省委几次突围未成，机关和部队一千多人大部分牺牲。

红军长征突围后，蒋介石让陈继承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攻下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的是刘峙，攻下中央苏区首府瑞金的是蒋鼎文。

国民党军队战史评价蒋鼎文“勇敢善战”，属于能打敢拼的人。但首先发现他的不是蒋介石，而是苏联顾问加伦。一次黄埔军校学生野外演习，观操的加伦将军当场就战术上的几个动作，连续向担任连指挥的学生队区队长蒋鼎文发问，一旁的蒋介石都为他捏一把冷汗。但蒋鼎文应付自如，对答如流；加伦对蒋介石说了一句“这人可以重用”，从此奠定了蒋鼎文飞黄腾达的军事生涯。

苏联顾问首先发现了他，他对苏联顾问却并不客气手软。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率第五团包围苏联顾问团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强行收缴顾问团卫士和罢工委员会枪械的，就是这位加伦将军发现的蒋鼎文。

关系黄埔党军生死存亡的第一次东征棉湖之役，蒋鼎文接任教导团第一营营长，于棉湖西北山地向林虎部主力发起勇猛冲击时，胸部中弹，被送进医院抢救。蒋介石当即犒赏5000元，并在撰写黄埔一期同学录时，亲笔在前言提及“蒋营长鼎文等十余人尚在危病中，死生未卜”。

何应钦不信蒋鼎文如此奋勇，怀疑是怯敌背逃时为流弹所伤。派人验明，子弹是从左肋穿入。枪伤也不争气，侧面穿入的子弹，即可说明伤者在进，也可说明伤者在退。独蒋介石宁愿相信其忠勇，因此在医院伤期内，蒋鼎文就被升任教导第一团中校副团长，很快又调任第二师五团团长。

如此英勇的蒋鼎文，却在“围剿”红军中被打怕了。

1931年6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蒋鼎文任第四军团总指挥，率第九、第五十二两师从南城地区进犯。蒋介石原想压迫红军于赣江东岸消灭之，7月底发现红军主力转移到兴国地区，便命蒋鼎文率部向兴国急进。红军以一部伪装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主力却于8月4日晚，穿过蒋鼎文部和蔡廷锴部之间20公里的空隙，跳出合围。待蒋鼎文反过身来对君埠以东的红军集中地取大包围姿势，第九师二十七旅却在老营盘突遭红军奇袭。他急令二十六旅驰援，中间一道山又被红军占领，增援不及。激战数小时，二十七旅遭全歼，八十一团团长王铭被俘。第九师是蒋鼎文的基本部队，这一损失使其分外心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9月15日第五十二师又在方石岭受红军袭击，全师倾覆，连师长韩德勤也被俘虏。幸亏韩德勤滑头，隐瞒了身份化装成伤兵，才侥幸逃回；蒋鼎文自己则在黄土坳陷入红军三面包围，幸逢蔡廷锴率军及时赶到，才得解围，惊魄稍定。

蒋鼎文指挥作战，在此之前一直是占便宜不少、吃亏不多。第一次参加“围剿”就差点儿当了俘虏，对他刺激很深。后来他虽然在进犯赣东北方志敏的红十军时频频得手，甚至还因向蒋介石提出“步步为营，步步推进”的战法受蒋夸奖，但心劲已大不如前了。他对红军作战有了戒心，常常托故避居上海。在私下里对好友说：“今后打算积资百万，在上海消磨20年岁月，就可结束此生。”

蒋鼎文想退，蒋介石却不让。第五次“围剿”中又被作为干将拉上第一线。让他干了两件自己也意想不到的事。

第一件想不到之事是平息“闽变”。1933年11月21日，陈铭枢、蔡廷锴等第十九路军将领在福州成立“人民政府”，通电倒蒋；蒋介石命蒋鼎文以左路军总指挥身份，入闽镇压。

蒋鼎文与陈、蔡二人都有不错的交情。“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陈铭枢为京沪铁路方面的左翼军总指挥，蒋鼎文为沪淞铁路方面的右翼军总指挥，一起指挥部队对日军作战，配合得很好。蔡廷锴对蒋鼎文更有救命之恩，蒋鼎文自己也说，第三次“围剿”中在黄土坳若非蔡廷锴鼎力相救，他怕是早成了朱毛红军的阶下囚。

现在，蒋鼎文却率领15万大军入闽，对其并肩抗日的战友和救其于危难的同事作战了。

如果因私人感情对蒋介石的命令打了折扣，蒋鼎文也就不是蒋鼎文了。当年对苏联顾问就是如此，今天对陈铭枢、蔡廷锴也不会例外。其受命当天，他就在总指挥部对消灭第十九路军和推翻福建人民政府做出了部署。他最害怕红军支援十九路军。后来听说红军没有与蔡廷锴合作，便如释重负，大打出手。军事进攻的同时贿买十九路军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在泉州倒戈；收买地方武装及地痞流氓在十九路军后方捣乱，一口气把十九路军搞垮。

第二件想不到之事是攻占瑞金。

1934年2月“闽变”结束，蒋鼎文部改为东路军，从福建方向进攻中央苏区。

但出师不利。第一路陈明仁的八十师刚进入沙县，就遭到红军的围歼，官兵伤亡近半，辎重损失殆尽；第二路李玉堂的第三师第八旅又在连城方向被红军全歼，师部直属部队亦有损失。蒋鼎文气急败坏，一面亲临前线督战，一面急电南昌行营。蒋介石接电，立即派顾祝同飞往闽西，帮助其重新部署作战计划，并将陈明仁撤职，李玉堂降为上校师长，留职“立功”。

在别处作战就很顺利、偏偏对红军作战极不顺利、直到红军出发长征前仍在吃亏的蒋鼎文，最后占领了一座空空如也的瑞金城。

还是在红军长征出发整整一个月之后。

还有三个金刚。

钱大钧善战，也善谋。领兵打仗时，曾对南昌起义部队造成过很大危害。做高级幕僚、调任军事委员长南昌行营主任了，便又出谋划策，帮助蒋介石制定第四次“围剿”的方略。

八大金刚中，七个金刚都参与了对红军作战，唯独剩下个张治中。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他未和红军作战；抗日战争期间与中共十分友好；解放战争时被人说成是和平将军。虽然他不在战场上与共产党交手，但作为蒋介石的首席代表，在谈判桌上与共产党人的交锋之中，张治中也是攻势凌厉、咄咄紧逼的。1945年重庆谈判的记录便是明证。涉及共产党军队的削减，张治中就和在战场上交手一样，寸步不让。

否则，怎能算成蒋介石的金刚。

最后一个便是陈诚。

中国共产党方面，没有听说毛泽东夸赞过哪个国民党将领。中共中央军事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资格最深的领导人周恩来，曾夸过陈诚、胡宗南。

1936年7月，周恩来在陕北白家坪对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说，国民党将领中，陈诚算得上是个“比较高明的战术家”、“最有才干的指挥官之一”。

这是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作战中，给红军造成最大伤害的对手。

在蒋介石由黄埔党军集团组成的八大金刚中，就资历而论，陈诚排倒数第二。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时，陈诚仅是一名没有适当职业的候差军官，任上尉特别官佐。而何应钦是军校的少将总教官；钱大钧是中校兵器教官；顾祝同、陈继承是中校战术教官；刘峙是少校战术教官；张治中稍晚一些来，也被任命为第三期入伍生总队的上校副总队长。只有蒋鼎文的军衔低于陈诚，任第一期中尉区队长。

但蒋介石八大金刚的核心，是何应钦和陈诚。在大陆，称“蒋何”，到了台湾，便称“蒋陈”。其实自何应钦在南方三次“围剿”红军失败溜回南京，赴华北主持北平军分会受不了日本人的压迫又溜回南京，蒋介石骂他“怕死就不要穿军服”起，国民党军队的核心便已经不再是“蒋何”而是“蒋陈”了，只不过到了台湾才正式叫出来而已。

看戏时，演戏时，好的节目，好的演员，都要放在最后，曰“压轴”。

八大金刚中，蒋介石每每用陈诚压轴。收拾不了的烂摊子，让陈诚去收拾；啃不动的硬骨头，让陈诚去啃；实在丢不起人了，蒋介石也不丢这个人，而让陈诚去丢人。

1933年年初对江西苏区的第四次“围剿”，陈诚任中路军总指挥，虽然名义上“围剿”总指挥是何应钦，但主力部队全部掌握在陈诚手里，陈事事越级直接向蒋请示，何应钦也奈何不得。

结果出师不利：2月底陈部第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在宜黄南部被红军歼灭；五十二师师长李明和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双双被红军俘虏。3月，陈诚指挥罗卓英、吴奇伟两纵队打算长驱直入，进攻广昌，十一师又被红军围歼。该师为蒋军嫡系中的嫡系，是陈诚的起家部队，在此以前从来败北。师长肖乾自恃战斗力强，罗卓英警告他地形不利，并通过侦察得知红军主力有可能前来包围，肖乾硬是要“拼一拼”，最后几乎全军覆灭。

罗卓英纵队在由乐安向东到黄陂集中的途中，也被红军截击，损失惨重。

仗基本都是按照蒋委员长的意思打的，包括十一师师长肖乾坚持主张的战斗，陈诚事前都有请示，事后也有汇报。但仗打败了，承担责任的却不是委员长了。

1933年4月1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决定，以中路军总指挥陈诚“骄矜自擅，不遵意图”，降一级，记大过一次；军长罗卓英“指挥失当，决心不坚”，革职留任；第十一师师长肖乾“骄矜疏失”，记大过一次。

处分了一系列人，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以“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便解脱干净，只留下陈诚站在那里成为何应钦、熊式辉等人的靶子，连声“觉得非常惭愧”、“不能辞其咎”，头埋得快缩进了胸脯。

能屈能伸的陈诚，从军也有一番独特经历。据台湾官方介绍，1918年，陈诚21岁，自杭州体育专科学校毕业，正为前途彷徨，有同乡前辈杜志远当选北平政府国会议员，北上就职时路过杭州，陈诚经人介绍与他谈话。杜发觉此人稳重有礼，且有志气，不甘平庸，遂带其北上进京。在北京逢“五四”运动发生，热血青年无人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