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第3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Noulens）的发音与德文牛轧糖（Nougat）相近。当时国民党方面正苦恼跑掉了周恩来这条大鱼，一听有共产国际的“洋人俱乐部”，马上高度兴奋起来，迅速认定在上海租界被捕、操德语、国籍得不到确认的牛兰夫妇，就是顾顺章所说的“牛轧糖”——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洋人俱乐部”负责人。
1931年8月，牛兰夫妇被“引渡”，在大批全副武装的宪兵押解下从上海解往南京。国民党方面力图以此为突破，一举切断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联络渠道，瘫痪共产国际的远东联络体系。
在此严重情况下，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被迫作出反应，开始组织营救牛兰夫妇。
营救工作的具体组织，交给了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局的上海工作站。
上海工作站负责人，就是当时默默无闻、后来大名鼎鼎的理查德？佐尔格。
佐尔格与牛兰有很多相似之处。
一是两人年龄相仿。牛兰生于1894年，佐尔格生于1895年。
二是两人出生地相近，牛兰出生于乌克兰，佐尔格出生在高加索。
三是两人的工作语言都是德语。牛兰是因为在欧洲活动和在比利时、瑞士等国工作的需要，夫人又是通晓多门外语的语言天才；佐尔格的条件则更优越一些：父亲是巴库油田的德国技师，母亲是俄国人，佐尔格3岁时就随父母迁往德国柏林定居。
四是两人参加革命的经历也十分相似：首先两人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表现英勇；牛兰因此进入圣彼得堡军事学校学习，佐尔格则在战场上两度受伤，获得德国政府颁发的二级铁十字勋章；其次两人都因战争而走向革命：牛兰在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中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中率队攻打冬宫；佐尔格则在此期间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并于1925年3月秘密取得苏联国籍同时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现在两人都在上海，都从事秘密工作。虽然从属不同：牛兰负责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联络站，佐尔格负责苏军总参谋部在上海的工作站；虽然牛兰已成国民党的阶下囚，佐尔格依然是租界的座上客，但作为秘密工作者都深知工作的危险，更知救援的珍贵。
佐尔格的公开身份，是德国报纸《法兰克福新闻》驻上海记者，主要研究中国农业问题。苏军总参谋部派佐尔格来中国，主要针对日本。当时日本昭和军阀集团已经崛起，其咄咄逼人的扩张野心，对苏联东部的安全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开展针对日本的情报工作变得迫在眉睫，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价值。但日本又是世界上公认最难开展情报工作的地方。精明的佐尔格把他打入日本的跳板选在了上海。他一面在上海滩为《法兰克福新闻》撰写枯燥乏味的农业评论，一面精心构筑上海工作站，作进入日本的各方面准备。该工作站后来被人们广泛称为“佐尔格小组”。很快还发展了两个日本人，这两人成为佐尔格后来去东京开展情报工作的重要帮手。收到苏军总参谋部的指示，佐尔格便全力投入对牛兰夫妇的营救工作。
中共中央也派出中央特科情报科长潘汉年，协助佐尔格开展营救工作。营救计划由佐尔格和潘汉年共同制订。当时上海的英国、法国和日本巡捕已经开始跟踪佐尔格。但他镇静自若、毫不畏惧；一面不动声色继续写他的农业问题文章，一面与潘汉年一道，从公开和秘密两个渠道展开营救工作。
公开渠道由宋庆龄、史沫特莱、斯诺、伊罗生等人出面活动，要求释放牛兰夫妇。秘密渠道则是从租界和国民党内部打开缺口。潘汉年告诉佐尔格，国民党办案人员有收受贿赂的习惯。1929年9月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任弼时在上海被捕，中央特科得悉后用现洋买通公共租界探长，再高价请律师辩护，多管齐下，使任弼时安然获释；恽代英被捕也是同样，已经打通了各种关节，如果不是最后顾顺章叛变指认，恽代英已经出狱。
佐尔格得知此讯后，急电莫斯科，要求立即派专人送两万美元到上海，用于打通关节，完成营救。
苏军总参谋部马上采取行动。送款路线跨越西伯利亚后，要穿过中国东北。当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该地区全部被日本人控制。考虑到德国与日本关系不错，于是苏军总参谋部决定选派德共党员执行这项使命。为保险起见选用两人，每人各携带两万美元，分别走不同的路线。两人都不知道还有另外一人在完成与自己完全相同的任务。
最后，两位送钱的德共党员都完成了这项颇具风险的任务，先后穿越中国东北抵达上海，将钱送到了佐尔格手里。
两人都是具有十年以上党龄的德共党员。一个叫赫尔曼？西伯勒尔，晚年撰写文章时还激动地回忆安全到达上海后，和佐尔格拥抱的兴奋情景。
另一个叫奥托？布劳恩。晚年写文章却板起面孔，一个字也不提当年的秘密使命，也一个字不提佐尔格。只是含糊地说“1930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诺伦斯？鲁格被捕，他办公室里的许多文件也被查出，只是当时对腐化的中国法官进行了贿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处决”；不但说错了被捕时间和人数，而且对自己与此事件的关系守口如瓶。
奥托，布劳恩就是那个后来被称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
他比佐尔格小4岁，却比佐尔格早一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奥托？布劳恩出生在德国慕尼黑，是工人起义中的积极分子，曾经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英勇战斗。此期间他两次被捕，第二次被捕后越狱成功，逃往苏联。1929年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当共产国际的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国警方发现牛兰夫妇的地址时，奥托？布劳恩还是一名学员，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内规规矩矩地听课。其后对他来说便都是闪电式的了。刚刚毕业就分配到苏军总参谋部；刚刚分配到苏军总参谋部就被派遣来华。
奥托？布劳恩与理查德？佐尔格同一系统。区别仅为后者已是苏军总参谋部内担负重大使命的情报工作者了，前者还是个刚刚报到的送款员，担任交通员一类的角色，到上海后便自然受佐尔格领导。
给佐尔格送款，是奥托？布劳恩在苏军总参谋部领受的第一个任务，也是最后一个。没有人想到这位交通员一去不归，在中国做起了“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
其之来华，并非自己所述，受共产国际指派。
从20年代中期起，共产国际就对中国革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先后有不少著名人物被派来中国，指导革命。
维经斯基来华，在“南陈北李”之间穿针引线，推动了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
马林参加了中共一大，并在会场出现意外情况后，首先提出转移，以其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避免了中共在成立初期便可能遭受的一次重大损失。马林还是国共合作的主要倡导者。与他接触过的人，都对他的学识和经验留下深刻印象。当时俄共（布）远东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对中国采取的是只重实力的北联吴佩孚、南联陈炯明而疏远孙中山的政策，直到马林来华，才拨正航向。
鲍罗廷在华5年，大革命时期在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影响深远，被称为“广州的列宁”。
米夫是布尔什维克党内著名的“中国通”，1926年底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提出“米夫提纲”，认为应该立即在中国农村成立农民苏维埃；斯大林后来发表的《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演说，虽然认为成立农民苏维埃为时过早，但认为米夫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的提法完全正确；米夫提纲中提出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问题，是个贡献。
罗明纳兹为中共八七会议起草《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并作政治报告，主张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对中共中央转变总方针起了重要作用。
以上这些人，可以说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老资格的革命者。
老资格的革命者又都在中国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罗明纳兹以后，驻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只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不再享有决定权。共产国际再未派遣所谓“全权代表”来中国。
为什么突然又出现这样一个未受过共产国际特别训练、甚至对东方革命没有一个粗浅了解的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在毕业当年就来中国、担任所谓的“军事顾问”呢？连共产国际常驻中国的正式代表都不再具有“决定权”了，又是从哪儿冒出来这么一个能够直接、全权指挥苏区红军的顾问呢？
问题是在哪儿弄糟的？
还是糟在中国人自己身上。
帮助奥托？布劳恩完成身份转换的，不是共产国际，也不是苏军总参谋部，而是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
当时顾顺章的被捕叛变使中共中央面临严重的困难。牛兰夫妇被捕后不到一周，又有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特委三位领导人竟然有两人被捕叛变，中共中央在此双重打击下，受到极大的损害。剩下的一位特委领导者周恩来也只有被迫隐蔽，于年底奔赴江西苏区。当时在上海并没有明显危险的王明则找出种种借口，先周恩来一步于1931年10月份去了莫斯科。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远不足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王明和周恩来离开之前，驻上海的中共中央改为临时中央，何人出任临时中央负责人，中共中央自行决定。
决定临时中央负责人的会议，一说是在一家酒店开的，一说是在博古家里开的。
博古年轻气盛，热情奔放，并不把眼前的白色恐怖放在眼里。他又极富口才，善于作充满激情的演讲；六届四中全会后出任团中央书记，因组织和鼓动的才能受到少共国际的表扬。在决定中共临时中央人选的会议上，王明提议博古负总责，他一句：好，我来就我来！毫无顾虑。
这一年他24岁。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当时中共中央发给国际的报告和接受国际的指示，都要通过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博古作为临时中央负责人，便成为远东局的常客。佐尔格小组虽然隶属苏军总参谋部，也以共产国际派出人员的身份活动，小组人员也常来远东局交换情况。结果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苏军总参谋部上海工作站负责人佐尔格三人之间，来往密切。
牛兰夫妇被捕事件发生后，又从苏联远道来了一个送款员奥托？布劳恩。尤尔特、佐尔格和奥托？布劳恩三人虽然代表不同方面，但都是德国人，这真是个“老乡见老乡”的历史巧合。布劳恩之所以没有同另一名送款员赫尔曼？西伯勒尔那样完成任务便迅速回国，因为他在这里一下就遇见了两个熟人。
布劳恩与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是老相识。在德国时两人就一起做过党的工作。尤尔特当时在德共党内地位颇高，但与德共领导人台尔曼意见不合，被共产国际调出德共，远离其同胞，分配到中国工作。
第二个便是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在苏联时布劳恩是伏龙芝军事学院学生，博古则是中山大学学生，学校都在莫斯科，当时两人就认识。
三个老相识在白色恐怖的上海相遇，虽身份各异，但都担负重大使命。既十分兴奋，又分外亲热。
奥托？布劳恩来华前，博古刚刚出任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职务不久，白区工作已经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