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阳如血-长征前后内幕大写真-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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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罗明未加思索，开口就搬出了毛泽东。

“我们是按毛主席指示搞的。”见博古有些茫然，罗明赶忙解释：“就
是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省委开过会决定的。前敌委员会主要领导开展闽西的
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博古又皱了一下眉头，他显然不高兴听到这个词，更不
满连省一级领导干部都这么热衷于毛泽东的一套。临时中央早已推行新战争
原则，即进攻路线，下面却还这么津津乐道游击战争。

“你对中央新的指示精神有什么意见？”博古又问道。他没有具体指哪

一方面的新指示精神，以为这早已是尽人皆知了。
罗明有点摸不着头脑，支吾着：“新精神？。。还没有听到传
达。”
博古颇为不悦。堂堂一个省委书记竟然不知中央最新指示的精神。
“你对当前的斗争有什么看法，我们应该怎样领导这场斗争？”博古又

问了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回答，即共产党与国
民党的斗争，或共产党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显而易见，博古是指后者。这
能检测一个人的政治嗅觉是否敏感，立场在哪个位置。

罗明未能领会年轻上级的真正含义，脱口道：“苏区的革命战争要和白
区的斗争结合起来，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关于抗日、民主、停止进攻
苏区三个条件很明确。我们要同各党派、各军、地主要力量联合起来，共同
抗日。。”

“好了，好了。”博古摆摆手，很不耐烦：“不谈了，吃饭罢！”
罗明与中央总书记的第一次会晤，第一次谈话不欢而散。罗明给博古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太右！
不久，一道命令从瑞金传到福建省委，要罗明立即纠正错误，彻底改变

“退却主义”的游击战术，执行中央新原则的进攻路线。
福建省委和罗明未执行博古的进攻路线。
博古到瑞金后，正值第四次反“围剿”决战时刻，为了实行进攻路线，

变被动为主动，临时中央提出了“扩大百万红军”的口号。

命令如山倒。整个中央苏区扩红运动热火朝天。罗明领导的闽西苏区被
硬性分配了3000～5000　个扩红指标。由于时间紧迫，杭永岩地区被迫把各
县、区独立团、营、连，连人带枪编送到主力红军。

地方武装全给拉走了，一时来不及补充，敌人乘机大举进攻。闽西苏区
又被敌烧杀劫掠，损失惨重，群众产生了很大的恐慌情绪。闽西苏区干部群
众对这种改编地方武装，扩大主力红军的做法，意见很大。


针对闽西的实际情况，1933　年1　月21　日，罗明在新泉给省委写了一封
信，即《对工作的几点意见》。接着又写了《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
的报告》，由省委转呈中央。

不约而同，闽西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也给省委写了封意见信。

罗、杨的报告，省委很快呈送给了中央。

罗明、杨文仲的报告认为：要在闽西扩大主力红军，完成中央：规定的
任务是困难的，而只能扩大游击队。因为群众要保家乡，愿意参加游击队，
不太愿意参加主力红军离开家乡。群众这种低落的情绪，必须靠我们很艺术
地组织胜利的武装斗争来提高。

罗明强调说：“如果不抓紧我们最弱的这一点，集中比较多的力量，很
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
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请列宁复活，一齐到
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说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
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的情绪。”

罗明在信中建议：“把长汀东部、连城南部和新泉县打成一片。其目的
一是配合江西苏区向北发展，打破敌人‘围剿’；二是防止龙岩敌十九路军
向连城、汀州和瑞金进攻；三是巩固这个后方，使杭永岩不致陷于孤立。”

罗明在信中说：“我拥护、传达和贯彻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巩固和
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及反‘围剿’斗争的各项指示。实践证明，毛泽东向志
总结的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和关于第四次反‘围剿’的指示——广泛
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各个
击破敌人——是完全正确的。杭永岩在第二次反‘围剿’时，受‘左’倾冒
险主义的影响，采取分兵把守的战术，以致被迫退出虎岗，就是活生生的教
训。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闽西苏区认真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部署
工作，取得了许多胜利。1933　年1　月下旬，连城群众的游击战争配合中央红

军主力的运动战，在湘口消灭了由漳州经龙岩向连城进犯的国民党十九
路军一个旅，这也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指示的正确。

“我们总结了五个月来杭、永、岩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和胜利经验，
其中主要的是运用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取得了三次较大的胜利。”

所谓十六字决，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
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的创造。

罗明的报告是公开写给省委、中央的，在组织程序上是合法的；报告和
意见的内容，也是实事求是的。所以说，罗明尽了一个党员、下级的应尽之
职责。然而，这些意见却与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大唱反调。博古无论如何也
不能容忍。

看了罗明的意见信，博古十分恼怒，在中央会议上说：“这是对革命的
悲观失望，是机会主义、取消主义、逃跑退却路线。可以说，这是一条彻头
彻尾的罗明路线。这条路线的形成，有其悠久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省委
要在组织上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博古所指的“罗明路线”实质上是指“毛泽东路线”。慑于毛泽东的地
位、声望、影响和共产国际的态度，博古不便公开点毛泽东的名。

1933　年2　月，在博古的发动下，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在中央苏
区及邻近苏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1933　年2　月15　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


《决定》指出：“省委是处在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在省委内的一小部分
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对于目前革
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现了慌张失措。他们主张党
应该放弃这一苏区根据地，向着后方退却逃跑。这一路线甚至公开走向了取
消党，取消群众革命团体的取消主义道路。为此，中央局决定，在党内立即
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2　月16　日，博古亲自到红军学校第四期毕业生党团员大会上作政治报
告，报告的题目为：《拥护党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

博古宣称：“在我们党内（很可惜的，甚至在党的领导同志内），有一
部分动摇懦弱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的分子，受着阶级敌人的影响，充分地暴
露了那种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的情绪，以致形成他们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取消
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反抗党的进攻路线，妨害党的布尔塞维克的动员群众。
这个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最明显的代表者，便是福建省委的代理书记罗明同
志与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同志。”

博古还号召：“每个中国的布尔塞维克应该团结在共产国际和党的进攻
路线的周围，用十倍努力，十倍坚定，十倍积极，勇取地去克服自己队伍中
的机会主义。。我们不仅是手拿枪支来保卫土地革命与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战
士，而且是拥护党的进攻路线的坚决战士。今后我们将要更加坚决地更加积
极地为着党的路线而战

博占指责福建省委”‘是最有害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拥护党的路线
不彻底”，“完全成为机会主义退却路线的俘虏”，“多少感觉到罗明、杨
文仲等同志的错误，多少温和地批评了他们，东一点西一点，但是缺乏为拥
护党的路线而斗争的布尔塞维克的彻底性与坚定性，因此在实际工作中犯着
许多极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

2　月20　日，少共苏区中央局也作出了《关于开展反对罗明路线斗争的决
议》，决定改组福建团省委，同时在苏区团系统内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中央作决定，博古作报告，党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登批判文漳，“反
罗明路线”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然而，作为这条路线“头头”的罗明，竟
然一点也不知道。发起这场斗争是突然的，中央没有人找罗明谈话。直至罗
明从新泉回到上杭，看到《斗争》上连篇累犊的文章，才大惊失色：党内开
展了一场批判自己的斗争。

接到通知，罗明匆匆赶回省委驻地汀州。

途中，恰巧遇到从汀州来的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

罗明问：“鼎丞，我犯了什么错误，《斗争》都发表文章批判？”

“中央说我们犯了路线错误，说我们不扩大红军，只顾打游击战争。看
来，来势很凶，苏区中央局派人到了省委，说要亲自抓这场斗争。”张鼎丞
说。

罗明非常激愤。二人相对默然。罗明回到汀州，又得到通知，连夜赶往
瑞金进行检查。

罗明刚到瑞金，苏区中央局的几位负责人便找他谈话，批判他的“错误”。
罗明当然不服，据理力争，替自己和省委作了应有的申诉、辩解。

中央负责人洛甫（张闻天）找他谈话。洛甫说：“中央提出进攻路线，
你却唱反调，搞退却逃跑。”


“我没有逃跑。”罗明辩解道，“我提出成立前敌委员会，省委开会同
意的。我从汀州赶到最艰苦的边缘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怎么是退却逃跑呢？”

洛甫不容罗明分辩，说：“从路线上来说，就是退却逃跑。用辩证法的
观点看问题，过去打游击战争是需要的，现在再搞游击战争就是错误的了，
是地地道道的游击主义了。”

洛甫又把话题转到扩大红军上：“你说边缘县不能和中心区一样扩大红
军，这实际上是地方保守主义、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

“这不是富农路线，这是我们永定县金沙乡贫农会议总结出来的，是贫
雇农血的教训。”罗明的声音有些激动，他不得不搬出列宁语录：“群众本
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

博古听说罗明居然搬出伟大导师列宁的语录来为自己辩解，非常恼怒：
“罗明懂什么马列主义！”

博古找到罗明，劈头就说：“你犯了路线错误，不深刻检讨，还

引用列宁语录来证明自己的正确！你读过多少马克思的书？读过多少列
宁的书？列宁是怎样论述富农的？这个道理你能说出来吗？”

博古接着说：“你们山沟里，有什么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只能在大城
市无产阶级队伍中诞生。农村，只能产生小资产阶级，而小资产阶级与无产
阶级是格格不入的。你们的错误，就在这里。”说到这里，博古提高了嗓门：
“还有比你更高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显而易见，博古指的是毛泽东。最不能令博古容忍的，就是罗明竟然将
毛泽东列为“最好的领袖”的头一位，并把毛泽东与斯大林甚至列宁相提并
论。

在博古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