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早期交往-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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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声枪响，打破了刚刚形成的国民党“四巨头”格局。
那是1925年8月20日上午9时50分，一辆小轿车驶抵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一位中等身材、微微驼背的瘦削男子，年近花甲，在一位年岁相仿的妇女陪同下刚刚下车，枪声骤响，那男子饮弹而倒，鲜血喷涌，急送医院，才一个多小时，他永远闭上了眼睛。
此人便是“四巨头”之一的廖仲恺。那妇女是他的夫人何香凝。廖仲恺乃孙中山的倚柱，国民党内左派领袖。用当时中共广州临时委员会委员罗亦农的话来说：
“廖仲恺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健将，中山先生死后，中国国民党中真能继续中山先生的遗志，实际上领导革命群众实行革命的首领。”
刺客的子弹，使“四巨头”变成了“三巨头”。
一名受伤的刺客，当场被捕，据传与胡汉民有瓜葛。
当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举行党、政、军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处理廖案特别委员会”，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为委员，付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胡汉民受廖案牵连，被排斥在外。于是，形成了汪、许、蒋“三巨头”局面，蒋介石头一回进入国民党领导核心之中。
经审查，刺廖乃由朱卓人、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等主谋，内中有的是胡汉民旧部下，也有的僚属许崇智。
于是，8月25日，蒋介石下令，拘捕胡汉民。
于是，9月19日深夜，蒋介石派兵包围许崇智司令部，迫使许崇智去沪“养病”。许崇智身为军事部长兼粤军总司令，广东省政府主席，原本手下兵强马壮，称雄广东。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那一声抢响，死了廖仲恺，抓了胡汉民，走了许崇智，一下子使原先的“四巨头”少了3个。“渔翁”蒋介石崛起，取而代之，把许崇智的部队归于自己手下，成为国民党内手握重兵的最有实力的人物——蒋介石在这次政治大格斗中，头一回显示了他具备商人的精明和军人的铁腕。
正是在此时此际，毛泽东来到广州。两手空空，没有一兵一卒，毛泽东手中只有一支笔。跟蒋介石相比，毛泽东一介书生，无权无势。
虽说毛泽东失去了他在中共中央的职务，不过，他毕竟还是国民党的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于是，他来到那刚刚响过枪声的地方——国民党中央党部，在那里住了下来。
毛泽东擅长写作，自然最宜于做宣传工作。倒也凑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正空缺，便安排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可算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毛泽东是一位著作高手。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手中的笔杆子变得异常忙碌。虽说此前他曾发表过100来篇文章，但是他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作为《毛泽东选集》首篇，表明他自以为这是他的思想日渐成熟的开端。
毛泽东为1925年10月中、下旬召开的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了宣言。
11月下旬，又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起草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12月初，毛泽东主编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周报》。发刊词出自他笔下，《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等杂文亦出自他的手笔。
在毛泽东到达广州不久，他的妻子杨开慧携岸英、岸青两子也来广州，同住于东山庙前西街38号。
就在毛泽东忙于起草宣言、主编刊物之时，蒋介石正忙于东征——征讨广东军阀陈炯明。蒋介石被任命为东征军总指挥，而总政治部主任则是27岁的中共党员周恩来。
那时，周恩来刚刚回国——离别祖国4年，1924年9月初自法国来到广州，他先是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旋即脱下西装，穿上军装，被派往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从此，周恩来跟校长蒋介石共事。蒋介石颇为欣赏周恩来的才干，只是暗地里叹息：“可惜，这个浓眉大眼的周恩来是共产党！”
蒋介石率3万之众东征，依然国共合作，请周恩来出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
1925年10月1日，东征军出师。10月14日，首战大捷，一举攻克陈炯明老巢惠州城。紧接着，蒋介石挥师乘胜追击，到11月底，荡平了陈炯明部队。班师归羊城，蒋介石名声大振！
在蒋介石顺风顺水的时候，中国国民党“二全”大会紧锣密鼓，准备召开：一是根据《党章》规定，一年一度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二是西山会议派们那么一闹，另立中央，广州不能不开“二全”大会，对他们进行“弹劾”。
毛泽东积极参与国民党“二全”大会的筹备工作，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五委员之一。毛泽东还执笔起草了《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
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高高扎起了绿色松柏门楼，门楼两侧写着对联：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央党部大礼堂内，高悬孙中山遗像，旁置“奋斗”两个大字。1926年1月4日上午8时半，礼炮轰鸣，两架飞机在空中翱翔，抛撒着纪念品。9时，中国国民党“二全”大会在中央党部大礼堂开幕。大会主席为汪精卫，大会秘书长则为共产党人吴玉章。毛泽东坐在代表席上，他的坐位为15号。
到会代表的156人，中共党员约占有100来人。
蒋介石今非昔比。在国民党“一全”大会时，他连代表都未曾当上。这一回，他不仅是代表，而且在1月6日下午，向大会作军事状况报告。蒋介石成了“东征英雄”，他慷慨激昂地宣称：“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
蒋介石报告毕，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此时，代表李子锋站了起来，提出一动议：“请全体代表起立，向蒋同志致敬，勉其始终为党为国奋斗。”
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在全国代表大会为一位并非领袖的人物起立致敬，尚是首次。国民党左派人士詹大悲（在“二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看不下去，给大会主席团写了一信，要求从大会记录上删去李子锋的动议。不过，当年蒋介石呼声甚高，成了国民党的一颗政治新星，倒是由此可见一斑。
两天之后——1月8日下午，毛泽东步上主席台，作《宣传部两年经过状况》报告。
在1月18日下午，毛泽东和蒋介石相继上台讲话。当时的会议记录上，这么记载着：
一、甘乃光同志报告商民运动决议案。
二、毛泽东同志报告宣传部审查委员会决议案。
主席（引者注：即汪精卫）：赞成者举手。（大多数，通过。）
三、蒋中正同志提出改良士兵经济生活案。
主席：以赞成照原案交国民政府办理者举行，付表决。（通过）
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头一回同台报告，这也是毛泽东、蒋介石、汪精卫头一回同台亮相——12年后，3人分别成了共产党、国民党、日伪政府3方首脑，形成鼎足3分中国之势。
国民党“二全”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252张选票中，有3张废票，即有效票为249张。内中汪精卫、谭延锴、胡汉民、蒋中正均得248票的最高票。
毛泽东则以173票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七 爆发“中山舰事件”
毛泽东毕竟是农民的儿子，他熟悉农民，热心干农民运动。他在担任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之后，又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1926年3月17日的广州《民国日报》报道，昨日决定开办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选定广州番禹学宫作为讲习所所址，毛泽东为所长。
正当毛泽东忙于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蒋介石却在3月17日的日记中，写下愤懑不已的话：
“所受痛苦，至不能说，不忍说，是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异以佛入地狱耶！”
也就在3月17日这天，周恩来从汕头回到广州。机敏的周恩来，马上发觉蒋介石神色不对，而且跟国民党右派人物接触频繁。因为他与蒋介石共事已久，颇知底细。
周恩来当即把蒋介石动向异常的消息，告诉张太雷。那时，张太雷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并担任苏联顾问翻译。周恩来要张太雷马上把这一情况转告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季山嘉听罢，并没有当成一回事。
历史证明：周恩来的观察力是那般的敏锐，判断是那样的准确，而他发出的“预警讯号又是那么的重要！
翌日——3月18日傍晚，广州文德楼，正在寓所的李之龙，忽地接到一封由专人送来的重要公函。
29岁的李之龙，湖北沔阳人，15岁9时便加入了国民党。19岁入烟台海军军官学校。1921年，24岁的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春，他奉命到广州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兼秘书。不久，他进入黄埔军校，成为一期学生。后来，他调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受周恩来直接领导。1925年10月，他担任海军局政治部少将主任——他原本在海军军官学校学习过。1926年2月，海军局局长、苏联人斯米洛夫回国，由他提任海军局代理局长、参谋长兼中山舰舰长，授中将衔。
此刻，李之龙接到要函，全文如下：
敬启者，顷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2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速派兵舰2艘开赴黄埔为褥。此致海军局大鉴。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启
三月十八日
函中提及的“校长”，便是蒋介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亦即黄埔军校，不久前改用此名。“教育长”则指邓演达。来人乃海军局作战科科长邹毅所派。
接公函，李之龙照办，当即写了两份命令，一份给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一份给宝璧舰舰长。
中山舰，原名永丰舰。当年陈炯明叛变时，孙中山便避难于此舰。孙中山去世之后，为了纪念他，此舰改名中山舰。
中山、宝璧两舰接李之龙命令，便启锚驶向黄埔。
19日清晨6时，宝璧舰在一片朦胧中抵达黄埔。1小时后中山舰亦驶抵黄埔。
既然两舰是“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而驶往黄埔的，抵达黄埔后立即向校长蒋介石报告。蒋介石不在黄埔。于是，两舰向教育长邓演达报告，而邓演达竟不知有调两舰来黄埔之事！
此事如此蹊跷，后来经调查，才知是误传命令：
原来，有一艘上海商船在黄埔上游遭劫，请求救援。于是，3月18日下午4时，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睿便命令管理科科长赵锦雯派舰一艘，前往援救。赵锦雯又把任务交给科员黎时雍去执行。黎一经了解，黄埔附近无舰可派，便打电话到广州，请该校驻省办事处办理。电话是办事处股员王学臣接的。王学臣又打电话，请示办事处主任欧阳钟。不巧，电话语音不清，欧阳钟没有听明白是何人指示，也就猜想一定是教育长的指示。派舰1艘，也被误听为派舰2艘。欧阳钟知道，此事只有请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下命令，才能调动兵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