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牛电子书 > 侦探电子书 > 我的侦探路 >

第2章

我的侦探路-第2章

小说: 我的侦探路 字数: 每页35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到中年,人生过半,我没有时光如能倒流的感叹,而是注重每分每秒的光闪。从人生阅历上看:我从咿呀学语到淘气少年、从独自串联到上山下乡、从当兵服役到退伍复员、从公安派出所所长到私人侦探,这期间,几多艰辛?几多磨难?几多沉浮?几多辉煌?而从另一方面看,我的情感历程也承受了极度的考验:从萌情初恋到结婚生子,从中年丧子到父母双亡,从错位恋情到最终婚变……这里边几多甜蜜?几多张惶?几多悲哀?几多渴望……我经历得真是太多太多……   
  开篇:脱下警服当侦探(1)   
  “西方国家有私人侦探,现在我们中国也有了,在沈阳成立的一家叫克顿调查事务所的就是这样的机构。创办私人侦探机构是对公安事业的有益补充,这是新生事物应予以支持。” 
  儿子死了,我的心也似乎被儿子带走了。生活中,我成了一个没有希望、没有快乐,干啥都觉得没有意思的木头人。 
  坐在办公桌前面对和儿子生前的合影,我痴痴呆呆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我出生在沈阳城西北郊区的四方台村,这个村子隶属于现在的于洪区解放乡。村子的历史并不悠久,但村里的老年人对外说起这个村子的时候,却常常好把它和当年的乾隆皇帝联系在一起。说是,乾隆皇帝当年到盛京来的路上曾途经此地,还说当年村头有座小桥叫四方桥。乾隆帝走上四方桥的时候,心血来潮曾出了个上联叫跟随他的宰相刘罗锅子对句。乾隆帝的上联说:“四方桥,桥四方,站在桥上望四方,四方四方真四方,”而刘罗锅子对的下联则是:“万岁爷,爷万岁,站在桥下呼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其实,只要了解点野史的人都清楚,这是乾隆微服私访时的一段民间传说。 
  据父亲讲,我家祖籍山东曲阜,是地地道道的孟子后代。到了太爷那辈,山东遭灾,地里颗粒不收,太爷只好领着几个兄弟闯关东,最后就在四方台村扎了根。但究竟是先有的村子然后接纳了我太爷和他的兄弟们,还是此地原本荒凉一片,太爷和他的兄弟们落脚之后垒土为屋才慢慢形成村落,这我没有考证。不过有一点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最初的四方台村村民大多是我们孟姓人。我现在也深信,在我的身上,打小就带有祖上那种敢于闯荡,勇猛无畏的遗传基因。 
  不过,我太爷长得什么模样,一辈子都干了些什么我一点儿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爷爷年轻时先是靠给地主当长工,后来靠偷艺掌握了烧酒和做豆腐的技术,并在离家不远的平罗堡谋得了一份为人烧酒的活计,慢慢得才把家庭建立起来。和许许多多圣人的后代一样,我爷爷尽管自身没有文化,但却把文化看得比啥都重要,因此,在他经济还不十分充裕的时候,就咬着牙把我父亲培养到了国高毕业。 
  父亲正是凭着爷爷给打下的经济基础和本身识文断字的优越条件,才娶到了有“小家碧玉”之称的我母亲。在同龄人中,父亲当年极具文化优势,因此刚刚实行“土地改革”时,新婚不久的父亲就当上了土地改革工作组的文书,待共和国成立之时,父亲已是乡里干部。当年,父亲还有一次肯定会改变自己一生的机会,那就是沈阳城解放之后,新闻战线缺少文化人,区里正式推荐父亲到《辽宁日报》社工作。父亲带着这个消息回家后赶忙请示爷爷,爷爷抽着蛤蟆烟沉思了大半天之后才一字一句地说:“你都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了,而你弟弟却刚刚成年,又没啥事干,不如把这个机会让给你弟弟,如果你愿意进城,将来再另找机会。”父亲绝对是个孝子,对爷爷的话不论对错,就知道一个执行。于是,叔父顶替了父亲的名额,高高兴兴地进了《辽宁日报》社工作。父亲则在乡里干了几年之后,就遵从爷爷的安排,赶着一挂马车进城做起了拉脚生意。 
  那时候,父亲特别好摆弄马,有时候没活,父亲就到马行去和人家一起谈马经。总想把看好的马买下来。好在那时候城里的机动车极少,父亲赶车拉脚的收入也相当可观,不过父亲所挣的钱除了养活全家六口人外,大部分都给了爷爷,父母为此也经常争吵。那年爷爷卖掉了收获的高粱,加上积攒的钱给我们在城里买了房子。后来,爷爷和奶奶干脆也从四方台老家搬到了城里。这样,父亲拉脚所挣的钱,等于是养活了两家人。 
  50年代,父亲在沈阳城小北边门拉脚的时候我才三四岁。那时只要天气好,父亲拿着鞭子一说走,我就会嚷着闹着要跟父亲去。妈那时又怀了我弟弟,对我也顾不过来。而父亲则让我坐在马车沿板上靠近他,赶车就走。中午饿了,父亲就给我买上两个杠子头和一碗豆腐脑吃,困了,就让我躺在他怀中睡一觉。 
  我8岁的时候,妈妈送我到沈河区令闻二校上学读书。那时候学校抓得不紧,作业也不多,家长由于孩子多照顾不过来,因此,放学之后和星期天,我和般般大的孩子基本上都处于没说没管的放羊状态。 
  我敢说我打小就具备组织和领导能力,并颇具谋略。当时我家居住在惠工街的山东堡,那里和我上下差不了几岁的孩子每条巷子都有十多个,我们这条巷子的孩子无论是比我大的还是比我小的,只要我招呼一声,他们都会响应。慢慢的,我们以巷为界,形成了孩子帮。有一次,我们帮里有一个男孩儿被别的巷子的孩子给打了,他被打后不是去找自己的父母,而是找到了我,我一听就叫了几个帮里的小伙伴,埋伏在巷子口,堵住欺负他的那个小男孩儿就打,直打得他跪地求饶才算罢手。事后,为了感谢我们几个小伙伴的仗义相助,找我帮他打架的那个小男孩儿还从家里偷出了一瓶酒。有了酒,我们都回家取了个小饭碗,然后分别用别针将手指肚扎出点血滴在酒碗里,模仿着江湖好汉的样子,歃血为盟。此后,除了上学以外,我们这帮小伙伴几乎是整天在一起玩耍。有的时候,我把小伙伴们分成两伙,用废纸包上土当做炮弹对攻,常常打得满脸满身全是脏土,整个小巷乌烟瘴气。   
  开篇:脱下警服当侦探(2)   
  十来岁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常干的另一件淘气事就是扒火车。那时候,我家的房后就是火车道,又恰好是火车刚刚出站的转弯处,每有火车通过,行进的速度就会放慢,每当经过的货物列车放慢速度时,我们几个身手敏捷的同伴就快速爬上去:火车拉煤,我们就往下扒煤;火车拉水果,我们就往下扔水果,扔了一阵,待火车转过弯去加速之前我们就会飞身跳下,然后和在下边接应的小伙伴们一起收拾战利品,由我给他们每人分得一份之后各回各家。我领着小伙伴们在外边淘气干坏事,父亲知道的不多,后来我的二弟和三弟也加入了我的队伍,这才引起了父亲的关注。 
  我父亲是个讲究家教的人,但他信奉的是棍棒底下出孝子,而决不是老祖宗孟夫子所提倡的温良恭俭让。每当我领着两个弟弟出去淘气回来,父亲就会命令我们站成一排,然后让我们伸出手来,他用竹板子逐个地打我们的手板。有一次,父亲知道了我带头扒火车的事,气得把我吊在了房梁上一顿暴打,直到呵护我的姑妈来和他拼命他才把我从房梁上放了下来。父亲对我们管教得很严格,但他除了叫我们别淘气,别惹祸之外,并没提出什么太具体的要求;倒是妈妈常常苦口婆心地谆谆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遇事要多动脑子,将来也好有些出息。也正是为了不让妈妈伤心,我才对学习十分用心,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 
  60年代初,父亲的车马已拼入城里的交通运输联社。那时的父亲患上了肺结核病,家中的担子便落在了母亲的身子。一边要给父亲治病,一边又要养育六七个孩子,逼得实在没有招了,妈妈便带上我和我的两个姐姐,春天到郊外去挖野菜,秋天就拉着带车子(人力车)去郊区蔬菜地里捡菜帮子卖,以此艰难度日。后来,母亲看有人从沈阳往黑龙江偏远山区倒药有利可图,就到药店买了一些止痛片等常用药,带上我乘火车闯入了黑龙江偏远的乡村和山区,除了挣了一些钱之外,还换回了一些苞米面。现在回想起来,要不是妈妈当年所具有的商品意识和敢于闯出去的勇气,我父亲的病无钱医治不说,我们这个八口之家也很难顺利地度过那三年大灾之年。但母亲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父亲的身体刚一康复,母亲就得了肺心病和气管炎,从此,每到冬季,妈就要在医院住上二到三个月。 
  父母相继生病,使我们几个当儿女的一下子就长大了许多,家里的活我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都抢着干。在学习方面,我也更加勤奋努力,并争取到了每月7元钱的二级奖学金。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我第一次把领到的7元钱奖学金亲手交给妈妈的时候,妈妈含着眼泪对我说:“刚儿,妈不要你钱。这钱你除了用在学习上,剩余的你就买点东西吃吧!咱家困难,妈顾不过来你们。”我知道妈的心思,妈是看我的身体正在一天天瘦弱,她想让我自己买点吃的补养补养,可我对吃的并不太在乎,除了买些学习用品外,剩余的钱都让我用去看了电影。不知为什么,我小的时候特别迷恋电影,若是让我看电影,哪怕是让我不吃不喝都行。除了看电影之外,当年我的另一大爱好就是看书。这两大爱好也使我养成了少年时代的两大恶习,一个是:一见着自己喜欢的书没有钱去租阅就会想方设法悄悄的装进书包。另一个是:没有钱时为了能看上电影,常常从电影院的围墙上跳过去混到里边,有时为了多看一场,常常躲到厕所里去躲避清场,待到重新入场才悄悄的溜出来。但不管这样做对与不对,看书和看电影确确实实给我的童年带来了快乐,也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的儿子的童年,似乎比我的童年更快乐,除看书看电影之外,他还有写字、画画、踢足球的快乐。可是他死了,死神碾碎了他所有的快乐,也带走了我所有的期望…… 
  看到我仍然沉浸在丧子的痛苦之中,家人都想尽办法让我开心,朋友和同事们也都经常劝慰我,让我振作起来。来自方方面面的劝慰中,一位好朋友的话真正的打动了我。他说:“广刚,你怎么能消沉下去呢?在你儿子心目中,你是一个坚强的父亲,你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因此,就算是为了你儿子,你也要振作起来,干一番事业!……” 
  我一直自认为是一个男子汉。我的经历虽不及许多英雄人物那般曲折,生活的锤炼也给予了我足够的坚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刚好16岁,在沈阳市第17中学念初中二年级。这年秋天,看到一些初三的学生都纷纷组织起来出去进行什么革命大串联,我的心也活了。我私下联系了8名同学,找学校开了一张介绍信,告别流着泪水的母亲,我们高高兴兴的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家。对其他8名同学来说,这次串联是第一次出远门,大家还都是孩子,谁都没有主意,一上了火车就都有点懵了。可对我来说却完全不同,我曾跟母亲去过黑龙江,对出远门总有一种莫名的兴奋,于是我给同学们打气,为他们描述我想象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4 1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