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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4章

史记译注-第5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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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子既临河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决兮将奈何?晧晧旰旰兮闾殚为河①!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钜野溢,鱼沸郁兮柏冬日②。延道弛兮离常流③,蛟龙骋兮方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④,不封禅兮安知外!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一曰:“河汤汤兮激潺湲⑤,北渡污兮浚流难⑥。搴长茭兮沈美玉⑦,河伯许兮薪不属⑧。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颓林竹兮楗石菑⑨,宣房塞兮万福来。”于是卒塞瓠子,筑宫其上,名曰宣房宫。而道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而粱楚之地复宁,无水灾。
  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⑩;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⑾;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⑿,不可胜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①晧晧旰(hàn,汗)旰:晧同“昊”,大;旰亦有大意。所以晧晧旰旰极言水势汪洋恣肆貌。闾:州闾、里闾。民居所在。殚(dān,丹):尽。全句可译为浩大的水势哟里闾民居尽化为河。②沸郁:犹言沸沸扬扬,拥挤喧闹貌。柏:《集解》引徐广语说:“柏犹迫也。”汉武帝至瓠子塞决河在元封二年(前109)四、五月间,时已入夏,犹言“迫冬日”,是设想之词。③延:《汉书·沟洫志》作正。延亦通。《索隐》解释说:“言河之决,由其源道延长弛溢,故使其皆离常流。”④《汉书·沟洫志》颜师古引臣瓒说;“水还旧道,则群害消除,神祐滂沛也。”神祐滂沛就是神灵护祐之德滂沱充沛的意思。⑤汤汤(shāng,商):水大流急貌。潺(chán,缠)湲(yuán,原):水徐行貌。潺湲之水被激而为大波涛,谓之激潺湲。颜师古注:“汤汤,疾貌也;潺湲,激流也。”亦可。⑥污(yū,淤):通纡。纡曲回转。《汉书·沟洫志》作回,通。浚(jùn,俊):疏浚。《汉书·沟志》作迅。水曲则流急,而云“迅流难”,与义不通。⑦搴长茭:捆成长束的茭草,又称为草龙、草帚等,为塞河所必须。⑧薪不属:犹言薪不继、不足。属,是连属的意思。⑨颜师古注说:“(同颓)林竹者,即上所说“下淇园之竹以为楗”也。石菑谓臿石立之,然后以土就填塞也。”⑩灵轵:渠名。《集解》引如淳语说:“《地理志》周至有灵轵渠。”堵水:《集解》引徐广语说:“一作诸川。”€(11)东海:梁玉绳《史记志疑》考为北海之误。钜定:《集解》解释说:“钜定,泽名”。(12)佗:同“他”。
  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①,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②;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①九江:有三说:一认为长江在荆州界内分为九道支流,然后又会为一条大江,如汉儒孔安国等主此说;二认为九江各自别源,是今江西省九江市以 南的九条支流,会合于长江,孔颖达说江南水无大小,俗人皆呼为江,所以这九条支流称为九江。九江之名载于《禹贡》“九江孔殷”条注文之中,今已不知其所指,故不录。三是以为九江就是彭蠡泽,即今洞庭湖,宋儒胡旦、朱熹等主此说。②中华书局标点本《史纪》以漯洛为一渠,误,中间宜加顿号分开。漯为漯水,就是前文所说:禹分河为二渠,“北载之高地”之一的漯水,源自河南武陟县流经河北、山东入海;洛水就是《禹贡》所说:“导洛自熊耳”中的洛水,是伊、洛之洛,不是陕西境内的渭、洛之洛水。 
平准书第八
  刘洪涛 译注
  【说明】
  《平准书》所述是汉代平准政策产生的由来,实际上系统介绍了汉武帝以前的富国政策。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大一统的封建集权政府是如何利用权力,扼杀、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以求解决自身财政危机的。其主要措施是改变钱法、卖官爵和卖复徒法、官卖政策(由官卖盐铁发展到平准法的确立)、强制征商等,对于整个封建制度,这是一个探索过程,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教益。
  汉初,国家贫困,经济萧条,为了巩固新建立的封建国家,采取了减轻钱重,以便利流通,求得商业发展的政策,结果反而造成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的局面。后来不得不逐渐增加钱重,还通过改铸钱、官铸钱的措施以打击商人。无疑,汉政府从中得到很多好处,尤其是改铸钱,宣布旧钱无效,使士农工商通过各种辛勤劳动换来的硬通货,一夜之间化为废铜。但受害者主要是农、工百姓,对商人的打击却很有限,钱币多变,他们便通过“多积货逐利”;政府获利也是短暂的,并不能使商业发展,从而根本上改变国家的经济状况。由此可见,货币仅是流通工具,自有其存在规律,以行政手段,企图通过改变发行这种掠夺性的措施以从中取巧,是有害无益的。卖官爵和卖复徒法也是改变国家财政状况的权宜之计,效果更差,会造成一系列弊端,如引起机构膨涨,官爵贱、法律轻等。为纠正这些弊端,势必用酷吏、行苛政、兴大狱,这也是汉以后常见的事实。官卖政策、强制征商才是汉武帝赖以改变财政状况的最主要、最有效的措施,但是却造成一个严重恶果:工商被抑制,商业遭破坏。《史记》说:“官卖盐铁,铁器苦恶,贾(价)贵,或强令民卖买之。
  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贵。”官卖为何商品质量差、价钱贵,主要是用权力切断了商业发展的根本机制——竞争。汉以后二千年的封建社会继承了这两项政策,使封建政府渡过了许多难关,同时也使中国商业始终维持在低水平上,汉武帝的创造是功是过,确是不易评说。
  本文反映了司马迁的政治思想是主张节俭政治的,虽然本质上仍属于那种主张礼乐治天下的儒学思想。在篇末的评论中他说“安宁则长(zháng)庠序,先本绌(chù)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对于汉武帝的尚武开边、祭神、封禅、巡游等“事变”之多极为不满,认为是汉代重用“兴利之臣”,搞得国耗民贫、天下骚然的主要原因,这是一种杂揉了黄老色彩的儒学思想。
  【译文】
  汉朝兴起后,承继的是秦朝的破败局面,壮年男子参加军队,老弱运送粮饷,事务繁剧而又财政匮乏,自天子以下备不齐一辆四匹同样颜色马拉的车子,大将丞相有的乘坐牛车,老百姓家无余粒。于是因秦钱太重不便流通,命老百姓另铸荚钱,规定一金为黄金一斤重,简化法令,省约禁条。而那些不守法令、惟利是图的商人囤积居奇以操纵物价,以致物价飞涨,粮价腾踊,米价涨到每石一万钱,马一匹价值百金。
  天下平定后,高祖便下命令,商人不许穿丝绸,不许乘车行路,加重征收他们的租税,使他们经济遭困境,人格受侮辱。孝惠帝、高后时期,因为天下初得安定,重又放宽对商人的法律,然而商人子孙仍不许当官作吏,国家计算官吏俸禄和其他用度,向百姓按需收税。而山林、河川、园囿、陂地、市场的租税收入,以及自天子以下至于大小封君汤沐邑的收入,都作为各主管官员的私人费用,不从国家经费中支出。所以从山东漕运粮食,以供给京都中的官员,每年不过数十万石。
  到孝文帝时,荚钱越来越多,而且轻,于是另铸四株钱,钱文是“半两”,命百姓可以随意自铸钱。所以吴是个诸侯国,但它依铜山铸钱,富可与天子相比拟,后来终于成了叛逆。邓通是个大夫,因自铸钱,财产超过了诸侯王。所以吴、邓氏钱遍布天下,导致了禁止私铸钱命令的产生。
  匈奴常常侵挠北部边境,在那里屯驻很多戍守的士兵,边境屯粮不足供给。于是招募百姓能纳粮给官府或者运送粮食到边地的封拜爵位,最高的可至大庶长。
  孝景帝时,上郡以西发生旱灾,又重新修定了卖爵令,降低价格以招徕百姓;遇赦的罪徒犯重罪罚为官作的,能向官府缴纳粮食以免除罪过。更大造苑囿(yòu,佑)多养厩马以扩大用度,而官殿、列观、车马等也大量增修起来。
  今上(按:指汉武帝)即位不几年,那时自汉朝建国七十多年之间,国家无大事,除非 遇到水旱灾害,老百姓家给人足,天下粮食堆得满满的,少府仓库还有许多布帛等货材。京城积聚的钱币千千万万,以致穿钱的绳子朽烂了,无法计数。太仓中的粮食大囤小囤如兵阵相连,有的露积在外,以至腐烂不能食用。普通街巷中的百姓也有马匹,田野中的马匹更是成群,以至乘年轻母马的人受排斥不许参加聚会。居住里巷的普通人也吃膏粱肥肉,为吏胥的老死不改任,做官的以官为姓氏名号。因此人人知道自爱,把犯法看得很重,崇尚行义,厌弃做耻辱的事。那时候,法网宽疏而百姓富实,因而产生了利用财物作骄奢不法事的人,兼并土地的人家以及土豪巨党,以威势武力横行于乡里。宗室有封地的以至公卿大夫以下,争相奢侈,房屋车服超过了自身等级,没有限度。物盛则衰,本来是事物应有的变化。
  从此以后,严助、朱卖臣等招徕东瓯,发生了对两越的战事,江淮之间费用浩大,从而变得萧条而烦乱。唐蒙、司马相如开通西南夷的道路,为此凿山劈岭,修路一千多里,以扩大巴蜀与外界的联系,巴蜀的百姓疲惫不堪了。彭吴开通入秽貊、朝鲜的道路,设置了沧海郡,燕齐之间如风靡草偃一般骚动起来。及至王诙在马邑设计谋袭击匈奴,匈奴与汉断绝和亲关系,不断侵扰北部边境,兵连祸结,无法和解,天下人为此烦劳,叫苦不迭,而战争还是日甚一日。行人为战事运载物资 ,居住的则忙于送行,内外扰嚷骚动,都为战争而忙碌,百姓舞弊钻法律的空隙,财物衰竭消耗而不足于用。缴纳财物的 做官,出具货赂的除罪,选官制度被破坏,廉耻不分,有武力者被重用,法律严酷而命令繁琐,善于为国刮财谋利的官员从此产生了。
  后来汉将每年以数万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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