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七论〔英〕莱斯利史蒂文森-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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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从消化系统的另一端获得快乐（肛门期）。接着，无论男孩还是女孩，就对男性生殖器官发生兴趣（阴茎期）。据说男孩对母亲感到有性欲，而担心生殖器被父亲阉割［即“恋母情意结”
（Ｏｅｄｉｐｕｓｃｏｍ－ｐｌｅｘ）
，页１２５］。然后，对母亲的欲望和对父亲的敌意，通常会受到抑制。 弗洛伊德假设，小女孩也在同一阶段产生“阴茎羡慕感”
（ｐｅｎｉｓｅｎｖｙ）
；但他很少如此彻底地探讨过女性性欲问题。从５岁至青春期（潜伏阶段）
，性欲就较不明显。 在成年人阶段开始之际，性欲又回到它完全的“生殖器”发展阶段。
诊 断E与柏拉图一样，弗洛伊德认为，个人的幸福或精神健康，取决于心灵各部分的和谐关系，取决于人和他必须生活的真实世界之间的和谐关系。 自我必须同本我、超我和外部世界相调和，发现和选择机会来满足本我本能上的需求，而又不会超越超我规定的标准（页１１、１３７）。如果世界并不适合，没有提供任何这种机会，那么当然会产生痛苦。 然而即使环境是较为有利，但心灵各部分之间如果存在着内部冲突，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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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心理纷乱仍会发生。 基本本能由于外部障碍或内部心理不平衡而没有得到满足，就会产生神经病症（页８０）。
有一种特定的心理不适在引起神经病症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抑制（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如果出现了一种极端心理冲突的情况，即当一个人经历了一种本能的冲动。 而这种冲动又与他认为必须遵守的标准不相调和时，他很可能将这种冲动置于意识之外（页４８－４９）
，逃避这种冲动，假装这种冲动并不存在（页１１３）。因此，这种抑制就是所谓的“防卫机制”
（ｄｅｆｅｎｃ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之一，人试图通过这种机制来避免内心世界的冲突。 但仰制基本上是一种逃避、一种假装、一种摆脱现实的做法（页８０）
，因此必然会失败。 这是因为，抑制了的东西并不真的消失，而是继续存在于大脑的无意识部位。 被抑制了的东西仍然保留了自己所有的本能能量，并以一种伪装了的替代物——神经病症状——送入意识，施加影响（页５２、１４）。因此，此人会发现，自己也承认行为的不合理性，但又感到不得不继续如此而不知何故。 这是因为，他把某种东西从意识中抑制下去，也就是放弃了对它的有效控制；他既不能除去它所引起的症状，又不能自觉自愿地消除这种抑制，使之回到意识中来。正如我们从弗洛伊德对人的发展观念可以预料的那样，他认为这种起决定作用的抑制，发生在幼年时期（页１１５）。
同时正如我们从他对性欲的强调可以预料的那样，他认为这些抑制行为也基本上发生在性方面（页７１）。
因此，儿童成功地度过性欲发展的各个正常阶段，对于成人未来的心理健康是极为重要的。 但这种过程并不总是顺利进行的。 这一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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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障碍将来都会使人容易感染神经病症（页７５、１２）
；各种形式的性反常行为都可以追溯到这一根源。 一种典型的神经病症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倒退”
（ｒｅｇｒｅｓｉｏｎ）
（页７５）
、即回返到获得儿童所特有的满足阶段之一。 他甚至把成人的某些性格类型划分为“口腔型”和“肛门型”
，用以说明这些特征类型是从儿童时期的哪个阶段形成的。弗洛伊德的神经病症理论则要详细得多，在这里我们无法深入加以探讨。 然而，我们已经注意到，他能把引起这些疾病的部分原因，归结于外部世界，因此我们应当对他所诊断的社会方面，作点进一步的讨论。 这是因为，一个人感到他必须遵守的标准，常常是心理冲突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在弗洛伊德看来）
这些标准是人的社会环境的一种产物——这种环境主要是他的父母，但同时也包括对成长中儿童产生过影响和权威的任何人。 这些标准的灌输，构成了教育的本质，使儿童成为文明社会的一员，因为文明要求对本能进行一定的控制，对本能的满足作出某种牺牲（页８１）。
以便有可能在文化上取得成就（页８６）。然而，所灌输的这些标准，对于个人幸福来说，并不一定是“最好”
、最合理或最有利的。当然，父母与父母之差别很大，顺应不良的父母容易养育出顺应不良的孩子。 但是弗洛伊德准备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尽管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已明显地开始出现这种思想，但最明显的还是在他晚期的著作《文明及其不满》（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Ｄｉ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中］：社会与人之间的整个关系已经失去均衡，我们整个文明生活肯定已经是患有神经病症的（页１９）。即使早在他１９０９年的《五篇讲演稿》（Ｆｉｖｅ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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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就已经强调，我们的文明标准使生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实在是太难了，因此我们不应拒绝对自己本能的冲动作出一定程度的满足（页８６－８７）。
所以那些后来的弗洛伊德学派的人，把主要问题诊断为存在于社会中而不是个人，这是因为弗洛伊德自己的著作为他们提供了基础。
处 方E照例，处方产生于诊断之后。 弗洛伊德之目的在于恢复心灵各部分之间的和谐关系，恢复人和所处世界之间的和谐关系。 这后一点很可能也包括社会改革计划，但弗洛伊德从未详细谈论过这些计划；他每天的实践就是用精神分析治疗神经病患者。“精神分析”
（ｐｓｙ－ｃｈ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一词，至少既指弗洛伊德的治疗方法，也指这种治疗赖以为基础的那些理论。 我们现在要研究的就是这种疗法。这种方法是从布吕尔最初的发现逐步发展起来的。 布吕尔发现，如果鼓励某个特定的歇斯底里症患者说出曾经充满他脑海的那些怪念头，这会对他有所帮助；而如果能够诱导他记住那些最初造成其疾病的“创伤性”经历，便可能真的治愈他的疾病（页３３－３９）。
弗洛伊德开始运用这种“谈话疗法”
（ｔａｌｋｉｎｇｃｕｒｅ）
；他假设那些致病的记忆即使一般未能意识到，但肯定始终存在于人的大脑的某一处，因此他要自己的患者自由地谈、大吵大闹地谈，他希望能够通过这种谈话解释他们所谈内容背后隐藏的无意识力量（页５８－５９）。
他鼓励他们想起什么就说什么，不管所说的东西是多么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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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联想”
（ｆｒｅａ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法〕。但他时常发现，这种联想流会枯竭，患者会说他再也不知道更多的东西了，甚至反对进一步询问。 当这种“抵抗”发生时，弗洛伊德认为这是一种迹象，表明病人已经真的接近于对所抑制的情结作出正确的解释了。 他认为，患者大脑的无意识部分会以某种方式认识到这一点，并力图阻止这种痛苦的真理进入意识部分（页４８）。然而，只有当被抑制的物质被带回意识部分时，患者才能治愈，他的自我在抑制过程中所失去对本我的控制力才会恢复（页６６、１５）。
然而，要取得这种满意的结果，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也许需要几年的时间，每遇一个疗程。 分析人员必须尽量对患者的情况作出正确的解释，并在患者能够接受的时间内，以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向他们解释（页１３４）。患者的梦会为解释提供十分有用的素材，因为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一个梦“表现出的”内容始终是被抑制的愿望的一种乔装打扮的满足，这些愿望才是梦的真正或“潜在的”内容（页６０－６４）。
错误行动也可加以解释，以揭示发生这些错误行动的无意识原因（页６５）。
正如人们从我们所概括的理论中可以预料的那样，这些解释经常涉及一个人的性生活、童年时代的经历、婴儿时期的性欲、以及他同父母的关系。 很清楚，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病人与分析人员建立一种特殊的信任关系。 但弗洛伊德发现：他与病人之间发生的，远远不止这种关系；事实上，其病人对他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感情，这种感情几乎可以称为堕入情网。 他把这种现象称为“移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ｅｎｃｅ）。这是基于以下的假设：感情以某种方式，从曾经存在过这种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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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情况或从病人的无意识幻想，移向了分析人员（页８２－８３、１３９－１４１）。如何处理好这种移情，对于分析的成功极为重要，因为移情本身就可以加以分析，并追溯到患者无意识的根源（页１４１－１４２）。
精神分析疗法的目标可以概括为自我认识。 神经病患者凭自己新的自我认识做些什么，完全在于他自己，各种各样的结果都是可能的。 他也许会以对本能的理性、自觉的控制取代那种对本能不健康的抑制（压制而不是抑制）
；他也许会将本能转移到可以接受的渠道（升华，ｓｕｂｌｉｍａｔｉｏｎ）
；他也许决定这些本能最后应当加以满足（页１８５－１８６）。
但决不可能产生普通人往往担心的那种结果——原始本能一旦释放，就会完全占统治地位。 这是因为将原始意识引入意识之后，其力量便会被减弱（页８４－８５）。
弗洛伊德一生都用在治疗神经病患者方面，但他从不认为精神分析疗法可以解决所有人类问题。 当他冒险力图解决文明和社会问题时，很现实地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复杂性，而不去提供任何万应灵药。 然而他确实认为，精神分析不仅可以治疗神经病患者，还有着广泛得多的应用范围（页１６８）。
他说，“我们的文明给我们施加了几乎难以忍受的压力，因而需要有一种矫正药。”
他还推测说，精神分析也许可以帮助配制这种矫正药（页１６９－１７０）。在《文明及其不满》（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Ｄｉ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ｓ）一书的末尾，他谨慎地建议在文化与个人之间进行一种类推法，这样文化也可能是“患有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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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但他认识到这种类推法的危险性，拒绝”在同胞面前充当预言家“。
批判性讨论E精神分析在学术领域的地位仍然是一个具争议性的问题。 精神分析学家在继续实践各种各样的弗洛伊德和后弗洛伊德主张。 但许多从事理论研究的心理学家和一些临床精神病医生，指责精神分析是一种几乎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的疗法，认为它不像一种受人尊敬的科学疗法，倒更像是一种巫术。一些批评家则集中攻击由各流派的精神分析学家强加的迷信崇拜式之正统观念，攻击每个希望成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