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云路4龙年档案-第8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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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很难说是一部小说。

　　《龙年档案》跟很多小说相比，人物也是很多的。这些人物都是有作用的，四个市委副书记，四个副市长，首先是中国特色。中国人太多了，安排的位置，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作用。像许怀琴这个市委副书记，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人，就是专听第一把手的，第一把手要她就是要她那一票。贾尚文原来是反对罗成去的，到最后慢慢地转向罗成，这里说明基本的人心还是向善的，如果有一种比较好的东西，还是能够征服人的。

　　第三，我觉得《龙年档案》是一个中年人的小说。

　　所谓中年人的小说，首先是跟《新星》相比。《新星》是柯云路很年轻时候的一种创作，有一种锐气，有一种勇气，李向南是一个很理念的形象，很理想主义的东西，李向南作为一种新干部的典型，我们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经过十几年的民间的沧桑以后，柯云路在这种年龄应该认识到，中国的现实问题不仅仅是一两个清官能够解决的，更不是很容易地解决的。它有希望，但是要经过很艰苦的努力。

　　再就是罗成的整个表现，实际上比李向南更显示出一种智慧。他不仅仅像李向南一样无遮无挡地猛冲猛打，他是很有智慧的，有理有力有节。在权力这个游戏场中，他很懂得运用规矩。像匿名信出来以后，他就带着它到常委会去，你龙福海不是很会利用常委会操纵多数票，这里面挺有学问。柯云路对这种官场琢磨得很透，所谓常委会，所谓民主集中制，是我们一个伟大的创制，归到底要怎么玩，谁玩得好，这里有很大的弹性，有很微妙的东西。

　　首先，谁进常委会，谁决定谁进常委会，就是一个问题。所以权力圈小集团多，小帮派多，这都有关系，因为关键的时候，如果多有一票投他，就羸了。掌握多数票不仅能够在必要的时候打败对手，关键的时候还可以用来推卸责任，这是集体决定的，实际上是他玩的猫腻。

　　柯云路写出的东西是很丰富的，他写出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一种中国的特色，所谓一哥玩二哥怎么相处的问题。第一把手要为难起第二把手，第二把手是很难受的，干好了也不是，干不好也不是，是中国一个很有特色的东西。小说中很尖锐地揭示了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柯云路的创作是很理性的，带有理性的色彩。是不是这就不好？反过来说，所谓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有几部不是理性演绎的东西？十九世纪很多经典名著实际上都是理性演绎的东西。一方面，我觉得它起码有社会内容社会分量的东西在里面，另外，起码应该有一点作家的思想在里面，它比纯粹感性纯粹感觉的小说在某些方面有更重一点的分量，更符合我们的需要。

　　《龙年档案》这部小说的情节线很单一，矛盾也很单一，就是写龙福海和罗成这两个人的冲突斗争，但实际上内容又是挺丰富的。因为这是写男人的故事，写男人与男人的斗争，这好像是柯云路的一个特长，他好像很喜欢写男人之间那种权力的斗争，斗智斗勇中感受到一种激情一种快乐。吴天明看了以后感到很激动，就有可能与这方面有关系。因为两个都是强有力的男人，谁都不服谁，斗起法来是很有意思的。

　　刚才有人说罗成没有缺点，我觉得罗成有个很大的缺点，对于我们当代中国人来说，他不听领导的话，这是最大的缺点。他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觉得就是刚才这一点，显出了罗成放在西方社会也是个好干部，放在中国社会也是个好干部。他不像那种很听话的英雄，他仅仅是想干事，有种所谓职业道德，既然坐在这个位置上，就要把事情干好。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品质，一种价值。

　　单一的情节，单一的故事，它让人觉得内容很丰富性，为谁当官，如何当官，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中国特色的权力运作，里面很多微妙的东西，这里就表现出作者很有智慧。权力怎么操作，常委会怎么运作，怎么拨拉人头，然后罗成又是怎么去对付。结果两个男人之间各展手段，这就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小说。

　　它带有一点权谋性，而能写出这种小说的作者肯定应该是比较有智慧的。简简单单地说一种故事，是没有多少意思的。

　　随着英雄主义的创作，应该说柯云路现在赞赏的英雄应该和李向南不太一样了，他更赞赏罗成这种，为了结果正确，手段可以灵活一些，既然人家可以用来对付我们，我们也可以用来对付人家。权力你不去争，没人会给你。你能去求到，要到，争到，这是一种本事。关键是你争到要到以后，怎么运用这个权力。从这点上讲，柯云路现在更成熟了，人生经验更为丰富了。

　　从这个小说我看出，柯云路的创作，他的文学观念和小说观念也有所变化，《新星》的时候，他基本上是把李向南当作一种现实的人物，而到了罗成龙福海，他基本上是把他们当做一种小说人物、艺术人物去表现。仅仅是在讲故事。

　　这实际上是一种很高的智慧，柯云路已经玩得非常漂亮，可以说淋漓尽致。怎么去体会，怎么去体验，这是某种个人的事。那里面很多东西都是很有内容，很值得去琢磨的。你想得到多少东西，就得看有多少理解力。

　　这部作品有两个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一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理性的创作，不见得一概地贬低，有些东西我觉得是应该要提倡的。一方面，我们提倡作家要有思想，另一方面，又认为所谓理性的创作是一种什么什么的创作，这是自相矛盾的。第二个，套路是不是就是很可怕的东西？从形式上，《龙年档案》并没有特别大的创新。这并没有影响这部小说成为很有吸引力、很好看的一部小说。就看你怎么去处理，怎么去写这些东西。

　　作为一个有争议的作家的注定会有争议的小说，我很理解柯云路为什么那么谨慎，为什么要把它写得那么纯洁，可能他是要尽量避免一些小方面的矛盾，小方面的漏洞，以免引来更大的风波。这毕竟也是一种悲哀。他今天的创作应该是非常从容的创作。一方面，它克服了很多浮躁的东西，没有像很多作品一样，有个主题就集中力量去表现它。虽然《龙年档案》主题的东西也是很明确的，但他基本上是用形象用故事用情节去展开，没有急着去先讲这个东西。

　　此外，作为弘扬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小说，《龙年档案》同样能够写得很生动，很好看，关键就看作者有没有这样的功力，有没有那种真正小说家的那种气派，那种追求。

　　对于柯云路重新回到文坛，表示衷心的祝贺。

最根本要创造一个制度环境

　　陈吉元：中国社科院原农村所所长、研究员、博导

　　很高兴能参加今天这样一个文学讨论会。前边发言的各位都是文学评论家，我只能作为一个普通读者讲一些感想。

　　柯云路在《龙年档案》的封面上明确写出“本书纯属虚构”，怕这本书再招惹起来各种麻烦。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是把我们的一些经济理论观点把它形象化，通过艺术的典型阐明了一些深刻的经济学道理，这样让读者读起来就更容易接受，更有亲切感。

　　首先一点，难能可贵的就是柯云路的《龙年档案》站的视野很高，他的主题或者说总纲是个什么呢？我体会，就是政府创造环境，各界创造财富。也就是说，要通过罗成为代表的一些改革家，在非常复杂非常艰难的环境下，为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做出个人的努力甚至是牺牲。这样的改革人物，柯云路虽说是“本书纯属虚构”，但是据我感受，我们在全国包括在山西都看到过这样的人物。

　　比如我有一个朋友，八十年代是县委书记，现在是市委书记，中间也是有一些年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没有把他的才智、干劲充分发挥出来。他的一个主导思想，就叫做“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当县委书记时，他提出过搭台唱戏，到现在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我们认为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改革环境。改革什么样的环境呢？具体说有政策环境，有投资环境，有生产环境，有生活环境。罗成到了天州以后，他所做的那些事情都是在创造环境。但是说到底，最根本他是要创造一个制度环境。没有一个制度环境，我看别的环境都还是摆在第二位的。

　　这是我感受的一点。

　　第二点，把反腐败这个主题写成小说，现在我们看到了不少，但是像这本书直截了当地写农村改革，这么系统，这么深入，我感到也是很难得的。写城市改革的书很多，写部门改革的书很多，写政府机构改革的书很多，但是写农村改革的书相对来讲还比较少。特别是能够对于我们中国八亿多最贫苦的农民，他们贫困的根子在什么地方，我看挖掘的是比较深刻的。从女教师打毛衣，给一个小孩半夜还要辅导功课，我看你那个概括比我说可能还好，就是“老师领不到工资，难着；农村娃上不了学，穷着；牛半夜摇铃铛，饿着”，这就是对我们农村贫困面貌的一个真实写照。

　　我们农村的贫困，刚才有一位先生说，800美元就算小康。我看我们距800美元还远得很呢。我们现在农民人均年收入才2300多元。你描写农村那几个东西带有相当的普遍性。那么根子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农村这么穷？过去我们研究农村问题的同志曾经说，农村问题不在农村本身，要跳出农业抓农业。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发展战略得变，真正把农业摆在应有的高度来重视农业。现在什么钱都可以花，就是一到发展农业就没有钱。那么，这是一个发展战略的转变。而发展战略的转变，又有一个人的思想的转变。所以归根到底，我看还有一个体制的改变，就是农村体制要有一个根本的改变。

　　书中的主人公罗成的斗争坚定性这一面写的笔墨是相当多的，灵活性也不能说没有。如果他没有灵活性，不按照我们党现有的一些程序办事，他是寸步难行的。所以必要的程序他还要遵循。当然这里边也有可以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东西，怎么样能够更有效地实现目标的办法？

　　我就简单讲几句外行话，谢谢大家。

政治文化与类武侠小说

　　孟繁华：文艺评论家

　　我特别同意以上几位先生对于《龙年档案》的比较好的这一面的评价。

　　应该说，今年我读了十几个长篇，《龙年档案》这部小说是最好看的小说，但同时也感到它有一些问题，我觉得也需要对《龙年档案》提出批评。我认为真正的文学作品，有价值的作品，才值得去批评。

　　我的文章题目叫做“政治文化与类武侠小说”。

　　九十年代以来官场小说的繁荣，可能来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权力异化导致的官场腐败，它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文学有义务对此做出必要的反映。一个是商业文化的驱使，商业文化可以消费一切。当官场腐败以文学的形式出现在文化市场的时候，事实上已经作为一种可供展示的奇观被消费着。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两种不同的观赏反映。一种是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