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与文明〔奥地利〕弗洛伊德-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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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病人合作的真正动力；他的虚弱的“自我”加强了；在其影响下，他做出了往往是他力所不及的事；他的病症消失了，他看上去显然地已经恢复健康——仅仅是为了分析学家的缘故。 分析学家可能会羞怯地偷偷承认自己承担了一项艰难的任务，而丝毫不怀疑自己将能够掌握异乎寻常的力量。并且，移情所产生的联系还随之带来了两个进一步的好处。当病人把分析学家置于他的父亲（或母亲）
的位置时，病人同时也把他的“超我”施行于他的“自我”的权力交给了分析学家，因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他的父母就是他的“超我”的起源。 这时，新的“超我”就会有机会接受一种对神经病人进行的后教育（ａｆｔ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这种后教育能纠正病人的父母在教育他时所形成的错误。 然而到了这一步，必须特别注意不要滥用这种新影响。 不论分析学家多么想成为他人的老师、楷模和理想的典范，多么想依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一些人，他都不应该忘记他在精神分析中的任务并不是充当这些角色。 实际上，如果听任自己被自己的偏好所驱使，就会和自己的任务背道而驰。 倘若这样，他就只会是重犯那些以自己的影响摧毁了孩子独立性的父母所犯的错误，只会是以一种新的依赖性来取代病人开始的依赖性。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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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完善和教育病人所做的一切尝试中，分析学家都应该尊重病人的个性。 他能合理地允许自己施加多少影响应取决于病人所表现的压抑的发展程度。 有些神经病人身上保留了浓重的稚气，因此在分析治疗中也只能把他们当作儿童对待。移情的另一个益处是，病人会在我们面前清清楚楚地表现出他生活经历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假如不是移情作用他很可能只会给我们大概地提一下这段经历。 他可以说是在我们面前表演，而不是对我们汇报。如今看一下这个移情的另一方面。 既然移情能再现病人与其父母的关系，他同样也会把这种联系的矛盾性接收过来。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种状况：某一天病人对分析学家的肯定态度会忽然变为否定，亦即敌视的态度。 这通常也是过去的一种反复。 他对父亲的顺从（如果涉及的是他的父亲）
，他要求得到父亲宠爱的行为，都会针对他父亲的一种与性欲有关的愿望中找到其根源。 有时这种要求还会在移情中朝前推进，执意得到满足。 在精神分析的环境中，这种要求只能受到挫折。病人与分析学家之间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性关系的，就算是是更微妙的满足手段，如表示偏爱、亲密等，都很少为分析学家所允许。 这样一种拒绝态度是促使病人转变所必须的；病人在童年时期的遭遇可能就是如此。在积极移情的影响下获得的治疗成功，容易被当成是具有挑逗性质的。 假如消极移情占了上风，这种治疗成功就会像风中的稻壳一样被吹得不见踪影。 我们会惊恐地发现，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耗费的一切辛苦和劳动都是徒劳的。的确，我们原以为是病人获得的永久智力的东西，他对精神分析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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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对其效验的相信，全都一下子消失了。 他的行为像个小孩一样，完全没有任何自己的判断能力，盲目地信任所有他喜爱的人，不相信任何一个陌生人。 这种移情状态的危险明显在于病人对这种状态的性质的误解，没有把它们当成是过去经历的反映，而是看成了新鲜的经验。 倘若他（或她）意识到了潜藏在积极移情后面的强烈的情欲，他就会确认自己已经陷入炽热的恋爱之中；一旦这样移情变化了，他就感觉受了侮辱和忽视，于是把分析学家当做敌人一样仇恨，愿意放弃这种分析治疗。 在这两种极端的状况下，病人都是忘记了治疗开始时他与分析学家达成的协议，对于继续合作已经毫无用处。 分析学家应该时时刻刻把病人从充满威胁的幻觉中解脱出来，而且一次又一次地让他知道他以为是新的现实生活的其实不过是过去的生活经历的一种反映，这是分析学家的任务。 为了预防陷入一种无法获得任何征象的处境，分析学家应该注意不要让爱或恨达到极端。 只要抓住恰当的时机使病人对这种可能性有所准备，而且不放过这种可能性的最初迹象，就会有所收效。依照上述方法谨慎掌握好移情，而且能取得丰硕成果。 假如我们成功地使病人看清了移情现象的真正本质——这通常是能够做到的——，我们就等于是从他手中夺走了他用来抵抗的一件强大的武器，把危险转变成了利益。因为病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以移情形式所获得的体验，这种体验比他用其它方法所能得到的东西都更有说服力。我们认为，如果在移情状态之外以行动来代替回忆，那是非常不理想的。 适合我们的目的的理想行为是病人在不接受治疗的时候应该尽量表现得正常，只在移情中才表现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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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异常的反应。我们用以加强虚弱的“自我”的方法是以扩大其自我认识为开始的。 这当然不是全部内容，只是其中的第一步。 失去这种自我认识，对“自我”来说意味着屈服于威力和影响；这是表现“自我”被“本我”和“超我”的要求禁锢和牵制的第一项明确的迹象。 所以，我们必须提供的第一个帮助就是发挥出我们的智力作用并鼓励病人合作。 这项第一步的事情，正如我们所知，将为另一个更艰难的任务铺平道路。 我们不能忽视这个任务中的动力因素，就算是在开始阶段。 我们要从各种不同的来源为我们的工作收集材料——比方说，病人向我们提供的信息以及他的自由联想所传达给我们的东西，病人在移情状态中显示给我们的东西，我们通过释解病人的梦所得到的东西，以及病人因为失言或动作倒错（ｐｏａｐｒａｘｅｓ）而表露的东西。 所有这些材料都有助于我们解释他所遭遇过但却已经遗忘了的事，以及目前正在他身上发生而他并不知道的事。 然而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严格区分我们的认识和他的认识。 我们要避免把我们在早期阶段经常发现的东西马上告诉他，也要避免把我们认为已经发现的全部现象都告诉他。 我们要小心考虑什么时候让他知道我们的某个解释，要等待我们觉得是合适的时机——这并不总是容易判定的。 我们往往要拖延到他本人已经非常接近于了解我们的设想或解释，以致只剩下最后一步时才告诉他，即使这一步事实上是决定性的综合。假如我们采用另一种方法，在他有所准备之前就把我们的种种解释统统地抛给他，让他不知所措，那么，我们的启发不是毫无效果就是激起一阵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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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反抗，这样就会使我们的工作进展更为艰难，甚至会有彻底停止的危险。 可是，如果我们把一切都准备得当，那就通常会出现这样的状况，病人会立刻为我们解释提供进一步的证据，主动地记起他已经忘记了的内心活动或外在事件。我们的解释和他已忘却的细节符合得越贴切，就越容易得到他的响应。 所以，在这种特定情况下，我们的认识也变成了他的认识。提到反抗，我们就触及到了我们的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任务。 我们已经了解到，“自我”是以“反精神注入”的方法来保护自己，抵抗无意识和被抑制的“本我”的不利因素的侵犯，假如“自我”要发挥正常功能，这种防御就必须始终保持完好无损。“自我”越感到受压迫，它便越紧张地依附于（仿佛处在惊惧状态）这种“反精神注入”
，以便保护自己的剩余部分不再受到进一步的侵占。 可是这个防御目的无论如何不符合我们的治疗目的。 恰恰相反，我们所希望的是“自我”信赖我们的援助而变得更大胆。敢于采取攻势以收复失地。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意识到了这种“反精神注入”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抵抗的力量。“自我”惊恐地从这些仿佛危险的、有可能让人不快的任务中退缩了；假如要让“自我”不辜负我们，就必须时时刻刻给他以鼓励和安慰。 这种贯穿于整个治疗过程并在每一个新的疗程重新获取力量的反抗，被称作——并不完全正确——起因于压抑的抵抗（。。 。 。 。 。 。 。 ｒｅ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ｄｕｅｔｏｒｅｐｒｅｓｉｏｎ）。
我们了解这并不是我们面临的唯一反抗。有意思的是我们还观察到，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力量分布在某种程度上颠倒了：当“自我”竭力抵制我们的诱导时，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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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是我们的反对者的无意识却来帮我们的忙了，因为他具有一种自然的“上升力”
（ｕｐ—ｗａｒｄｒｉｖｅ）
，并最希望望冲破已定疆界，推进到“自我”以至意识。如果我们达到了目的，能够诱导“自我”克服它的抵抗，发展下去的斗争就在我们的指导和帮助下进行。 其结果是无所谓的——不论是导致“自我”在重新检查之后接受它以前始终拒绝接受的一种本能要求，还是再次将它排斥，这次是彻底地反对。 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排除了一个永久的危险，都扩大了“自我”的活动范围，都能避免白白消耗能量。克服抵抗是我们工作中最费时间、最麻烦的部分。不过，这是值得的，是由于它能导致“自我”发生有利的变化，使它保持不受移情结果的牵制，还在生活中发挥作用。同时，我们也一直致力于挣脱已经在无意识的影响下发生的“自我”
的变化；因为每当我们能够发现“自我”中的衍生物时，我们总是指出它们不正常的源由，并诱使“自我”去抵抗它们。需要记住的是，任何由于无意识成分的侵入引起的这样的“自我”变化都不应该超出一定的界限，这是我们互助协定的必要条件之一。我们的工作进行得越深入，我们看透神经病人的精神生活的认识就越深刻，两个新的因素也就越明显地迫使我们给以注意，它们作为抵抗的根源，要求得到最密切的注意。 两者都是病人完全不知道的，在我们和病人达成协议时，两者都不能考虑在内；而且它们也不是产生于病人的“自我”的。这两个因素都被列在同一个名称之下，即“患病或受苦的需要”
，但它们有不同的起源，即使在其它方面它们具有同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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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第一个原因被称作内疚或内疚意识，尽管病人既感觉不到也意识不到。 很显然它是由一个变得格外严厉和残酷的“超我”所产生的那部分抵抗。 病人不能恢复健康，反而必须保持病状，因为他只配这样。 这种抵抗并不真正阻碍我们这项运用智力的工作，但它却能使我们的工作不起作用；实际上，它常常允许我们排除病人的某种形式的精神痛苦，但马上准备以另一种形式、也许是某种肉体内的疾病来取代。 内疚感也可以解释我们时不时地在重大灾祸发生之后所观察到的那些十分严重的神经病之所以能够痊愈或好转的原因：关键问题就在于病人应该感到伤心，至于怎样感到悲痛并不十分重要。 十分显著并且也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毫无怨言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