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中案 作者:[苏联] 阿·阿达莫夫-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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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疲顿和恼怒的时候，谢尔盖往往沉默寡言，善于自持。在这种情形下，罗巴诺夫却更加健谈。
“……那里只有兴趣和感觉，”他气乎乎地说，“而我们有确凿的事实。
我曾看过一篇文章，说机器既能搞翻译，把一种文字译成另一种文字，也能判读潦草的字迹，还能下象棋，甚至可以给病人做诊断。不久将要开始教孩子们来学习，根据每一个孩子的天分因人施教……”
“算了，别瞎扯了。”
“我这可不是瞎扯。怎么，你以为控制论在我们这里不适用吗？”
“人们正在试图应用控制论。现在只为问询提供服务。”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法规、法律、命令、法令多得不得了。”
“噢，这当然是需要的。这个我没有什么可争论的。”
“谢谢。”
“但是在同犯罪行为的斗争中，机器终归还是需要的。”
“目前人们用它来搞司法统计。”
“我们的侦查统计也需要。其目的是迅速查清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以何种手段，搞了何种犯罪活动。这可是大事。但主要的还是它得有助于揭露犯罪行为。你看，我们现在手中掌握了多少事实啊。只是应当把这些事实分门别类地、合乎逻辑地编成程序。必须合乎逻辑！怎么，这事机器做不到吗？”
“做不到。”
“做得到！”
“喏，那就是它不愿意做。”
他们彼此看了一眼，突然笑了起来。
“我们说定了。”谢尔盖说着，又愁盾苦脸起来，补充道：“我现在需要的不是机器，而是这个姑娘。她将会比任何一台机器告诉我的都要多。”
派出去的侦查员大约两小时以后才回来，带来的是……费奥多罗夫。
费奥多罗夫非常惊恐，垂头丧气，以致他进来时没有立刻看见谢尔盖，而当他看见时，似乎却没有立刻认出他来。费奥多罗夫走到桌子跟前，把一张一路上紧攥在大手中揉皱的纸默默地放到了桌子上。
谢尔盖拿起那张纸，怀着某种新的不愉快即将落在自己头上的感觉读起来：“亲爱的加利娜·扎哈罗夫娜和斯捷潘·格里戈里耶维奇！请原谅我吧，如果你们能够办到的话。我完全陷入了窘境。我死掉都比写信把这告诉你们好。可是我怕死，也怕活，而且还怕见人，连你们也怕见到。但是我仍然爱你们。所以我才写这张便条。我走了，永远走了。甚至……”便条到这里中断了。
谢尔盖咬了一下嘴唇，默默地把便条给了罗巴诺夫。
那么，假冒的玛丽娜·伊万诺娃走了，去向不明，她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承认。
然而，这时支配谢尔盖的主要感觉是怜悯，对这个奇怪的、惊惶失措的姑娘产生的一种强烈的怜悯。他仿佛觉得，一股狂风把不知被谁的手拔掉的一棵小草吹赶到无人知晓的远方了。
过了一会儿，谢尔盖才想到，姑娘的突然失踪绝非偶然。
第六章 一个姓普罗霍罗夫的人
一时的不知所措过去以后，谢尔盖对费奥多罗夫说：“那好，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让我们谈谈吧。也许您能帮助我们做点什么。应该寻找您的玛丽娜。”他故意叫姑娘的名字，为的是不再使老人焦急不安。
所有在座的人都明白了这个意思。他们还明白了一点，即现在应该使他们俩人单独留下来，因为费奥多罗夫只有对谢尔盖才肯开诚布公，而对其他任何人都不会的。
罗巴诺夫最后一个走出办公室时，怀着希望与慌恐望了谢尔盖一眼，仿佛对他说：“哎，老兄，加把劲，干出点样儿来，出了什么事，你可是亲眼看见了。”而且谢尔盖在朋友的目光中看出有警告的意味：“我们现在还没有审查你的费奥多罗夫，你可不要跟他过于坦言。他本人有许多问题都尚未搞清楚。”于是谢尔盖心领神会地朝他点头告别。
费奥多罗夫坐在桌旁，懦弱地把手放在膝头，愁眉苦脸地望着地板。
罗巴诺夫走出去关上门以后，谢尔盖从容不迫地点上烟吸了一口，说道：“您先谈一谈，玛丽娜是怎样到您家来的？要详详细细地讲。你们早就认识吗？”
费奥多罗夫摇了摇头。
“我们根本不认识。”
“那她怎么会来找您呢？”
“事情是这样的。说来话长……”
费奥多罗夫唉声叹气地从稍稍撕开一点口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然后嚓的一下用力划着火柴，贪婪地深深吸了一口烟。
“是这么回事。战争结束以后，我偶然碰上一个人。我们曾在一起服过刑。他因为什么事坐过牢，我现在记不得了。就这样，十年后，我们相遇了。
他一下子就把我认出来了，同时还提到我当年越狱逃跑的事。我害怕极了，心想，完了，这一下我算彻底毁了，得把坐牢的时间补上了。可是他却如此这般地对我说：‘我不打算出卖你，我自己也吃尽了苦头，我知道自由的价值。总而言之，你该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只是你也得给我帮个忙。就是说，你陷入了困境，我也遇到了麻烦。我不知道谁的境况更糟糕。’于是他告诉我说，他结过婚，妻子是母老虎，他离开了她。她和女儿留在了伏尔加格勒，而他去了莫斯科……”
一提到伏尔加格勒，谢尔盖不禁警惕起来。又是这个城市！这多半是偶然的巧合。可是在谢尔盖办理的这个案子中，一切都那样错综复杂，已经出现了那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以致谢尔盖每一秒钟都在等待着新的情况出现。
“……就这样。”费奥多罗夫不紧不慢地继续说。看来，他从自己从容不迫的叙述中渐渐平静下来：“就是说，他在莫斯科安顿下来，经常给女儿寄钱。但有一件事他害怕得要命：千万不能让妻子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他说：‘就让她以为我住在这里，住在博尔斯克好了。我今后把写给她的信寄给你，你再把这些信转寄给她，这样一来，信封上的邮戳就不会是莫斯科的了。我将把你的地址给她，你把她的信给我寄到莫斯科，注明“存局待取”。
这事给你添麻烦了吧？’我当然满口应承下来。要知道，我原本不答应那件事，可是我怕他，怕极了。虽然他人不坏，这些年来一次也没有提过我的情况。而且我们根本没有再见过面。我只是把他们的信从一个信封里倒腾到另一个信封里。但他们彼此写些什么，我当然不得而知。”
“您按什么地址把他的信转寄给她呢？”谢尔盖问道，对他的叙述越来越感兴趣。
“我直接寄给她的姑妈弗拉索娃·阿格里皮娜·伊万诺夫娜。信封上附一笔‘转玛丽娜收’。就是说，她也叫玛丽娜。”
“她难道看不出来字体不一样吗？”谢尔盖又问道。“就是信上的字体和信封上的字体。”
“字体是一样的，”费奥多罗夫摇摇头，“他把写好地址的空信封也寄给我了。”
“这是秘密活动。”谢尔盖心想，忍不住又问：“那么，她的姓氏以及地址，您都不知道喽？他的地址您也不知道吗？”
“看来是这样。当然，全都乱七八糟。可是这能怪我吗？他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谢尔盖一时间对他的真诚突然产生了怀疑。费奥多罗夫果真不知道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吗？这可是太蹊跷了。
“……那么后来，他们的女儿死了，”这时费奥多罗夫继续说，“通信越来越少了。我曾以为，他将会完全中断给她写信。可是他没有。他仍然给她写信。不久以前，我收到他写给我的一封信。他请求我收养一个女孩儿，说她遭到了极大的不幸，她在世上没有一个亲人。他说，让她在我家里住一个时期，而在他那里太招眼。他写信说，那姑娘人品好，又文静又端庄，他非常同情她。可见，他也是个古道热肠的人。所以，玛丽诺奇卡就来了……”
费奥多罗夫沉痛地叹了口气，低下头，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补充说：“可是现在出了这种事。我甚至都不知道如何对我的加利娜·扎哈罗夫娜交代。这个女孩是那样招她疼爱……”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叫谢苗·特洛菲莫维奇，姓普罗霍罗夫。”
“那么，他的地址您知道吗？”为了以防万一，谢尔盖又问了一遍，“他在哪里工作？”
“我一无所知。去他的吧，”费奥多罗夫把手一挥，“只要把玛丽诺奇卡找到就行。”
“不，完全不是‘去他的吧’，”谢尔盖暗自思忖道，“必须紧急查明这个普罗霍罗夫。到那时我们大概才会去寻找玛丽娜。就是说，现在已经顾不上玛丽娜了，而鬼知道她是谁。”
谢尔盖总算使费奥多罗夫安静下来，答应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查询失踪的姑娘的下落，这才终于跟老头儿告了别。
这时有一个念头萦绕在他心头。这个念头是费奥多罗夫说出普罗霍罗夫的妻子的名字时产生的。真见鬼，昨天他怎么还没有产生这个念头呢？不过，情况发展得如此迅猛和出其不意，这是完全可以解释清楚的。直到今天早晨以前，谢尔盖还坚信，玛丽娜·伊万诺娃住在费奥多罗夫家里。就是她！而这件事，他是昨天刚刚知道的。当时就产生了那个念头。可是现在，谢尔盖对自己的推测几乎深信不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情况就会发生新的、更加危险的转变。
因此，费奥多罗夫走出去以后，门还没有来得及关上，谢尔盖就给值班员拨了电话，请他通过专线紧急预定莫斯科的电话，然后给罗巴诺夫打了电话。
罗巴诺夫走进办公室时，发现谢尔盖正在聚精会神地仔细看摊在桌子上的不知什么照片。罗巴诺夫已经打老远看出了这些照片，不知为什么自己也激动起来。
“哎，有什么新情况吗？”他走到桌子跟前，急不可耐地问。
“你自己看吧。”谢尔盖低声回答说，眼睛始终看着那些照片。
是啊，无庸置疑。谢尔盖的推测得到了印证。正在被寻找的伏尔加格勒的玛丽娜·伊万诺娃的照片与在旅馆里被杀害的那个女人的照片完全吻合。
两张照片上的人正是同一副面孔。在这一张照片上——脸孔生气勃勃，娇好开朗，有点羞羞答答，神色若有所思，欲笑还藏。另一张照片上——脸孔模糊不清，向后仰着，因疼痛而变得难看了。
这个女人的证件……在那个女孩手里，即目前还不知道的普罗霍罗夫打发来找费奥多罗夫的那个女孩。
谢尔盖急切地把费奥多罗夫所谈的情况转告了罗巴诺夫。
“可是伊万诺娃的身份证是怎么落到这个姑娘手中的呢？”罗巴诺夫问，“是通过普罗霍罗夫吗？那么他又是怎样搞到这些身份证的呢？”
“她是他的妻子，就这么回事，”谢尔盖确信不疑地说，“他把妻子杀害了。是前妻。”
“可能是这样。”罗巴诺夫表示赞同。
“于是他把别人的身份证偷偷地给她放下了，这个卑鄙的家伙。”
“我有个主意！”罗巴诺夫突然喊道，“一个好主意！”
“说说看，说说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