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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案中案 作者:[苏联] 阿·阿达莫夫-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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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疲顿和恼怒的时候,谢尔盖往往沉默寡言,善于自持。在这种情形下,罗巴诺夫却更加健谈。

  “……那里只有兴趣和感觉,”他气乎乎地说,“而我们有确凿的事实。

  我曾看过一篇文章,说机器既能搞翻译,把一种文字译成另一种文字,也能判读潦草的字迹,还能下象棋,甚至可以给病人做诊断。不久将要开始教孩子们来学习,根据每一个孩子的天分因人施教……”

  “算了,别瞎扯了。”

  “我这可不是瞎扯。怎么,你以为控制论在我们这里不适用吗?”

  “人们正在试图应用控制论。现在只为问询提供服务。”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法规、法律、命令、法令多得不得了。”

  “噢,这当然是需要的。这个我没有什么可争论的。”

  “谢谢。”

  “但是在同犯罪行为的斗争中,机器终归还是需要的。”

  “目前人们用它来搞司法统计。”

  “我们的侦查统计也需要。其目的是迅速查清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以何种手段,搞了何种犯罪活动。这可是大事。但主要的还是它得有助于揭露犯罪行为。你看,我们现在手中掌握了多少事实啊。只是应当把这些事实分门别类地、合乎逻辑地编成程序。必须合乎逻辑!怎么,这事机器做不到吗?”

  “做不到。”

  “做得到!”

  “喏,那就是它不愿意做。”

  他们彼此看了一眼,突然笑了起来。

  “我们说定了。”谢尔盖说着,又愁盾苦脸起来,补充道:“我现在需要的不是机器,而是这个姑娘。她将会比任何一台机器告诉我的都要多。”

  派出去的侦查员大约两小时以后才回来,带来的是……费奥多罗夫。

  费奥多罗夫非常惊恐,垂头丧气,以致他进来时没有立刻看见谢尔盖,而当他看见时,似乎却没有立刻认出他来。费奥多罗夫走到桌子跟前,把一张一路上紧攥在大手中揉皱的纸默默地放到了桌子上。

  谢尔盖拿起那张纸,怀着某种新的不愉快即将落在自己头上的感觉读起来:“亲爱的加利娜·扎哈罗夫娜和斯捷潘·格里戈里耶维奇!请原谅我吧,如果你们能够办到的话。我完全陷入了窘境。我死掉都比写信把这告诉你们好。可是我怕死,也怕活,而且还怕见人,连你们也怕见到。但是我仍然爱你们。所以我才写这张便条。我走了,永远走了。甚至……”便条到这里中断了。

  谢尔盖咬了一下嘴唇,默默地把便条给了罗巴诺夫。

  那么,假冒的玛丽娜·伊万诺娃走了,去向不明,她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承认。

  然而,这时支配谢尔盖的主要感觉是怜悯,对这个奇怪的、惊惶失措的姑娘产生的一种强烈的怜悯。他仿佛觉得,一股狂风把不知被谁的手拔掉的一棵小草吹赶到无人知晓的远方了。

  过了一会儿,谢尔盖才想到,姑娘的突然失踪绝非偶然。 

第六章 一个姓普罗霍罗夫的人
 
  一时的不知所措过去以后,谢尔盖对费奥多罗夫说:“那好,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让我们谈谈吧。也许您能帮助我们做点什么。应该寻找您的玛丽娜。”他故意叫姑娘的名字,为的是不再使老人焦急不安。

  所有在座的人都明白了这个意思。他们还明白了一点,即现在应该使他们俩人单独留下来,因为费奥多罗夫只有对谢尔盖才肯开诚布公,而对其他任何人都不会的。

  罗巴诺夫最后一个走出办公室时,怀着希望与慌恐望了谢尔盖一眼,仿佛对他说:“哎,老兄,加把劲,干出点样儿来,出了什么事,你可是亲眼看见了。”而且谢尔盖在朋友的目光中看出有警告的意味:“我们现在还没有审查你的费奥多罗夫,你可不要跟他过于坦言。他本人有许多问题都尚未搞清楚。”于是谢尔盖心领神会地朝他点头告别。

  费奥多罗夫坐在桌旁,懦弱地把手放在膝头,愁眉苦脸地望着地板。

  罗巴诺夫走出去关上门以后,谢尔盖从容不迫地点上烟吸了一口,说道:“您先谈一谈,玛丽娜是怎样到您家来的?要详详细细地讲。你们早就认识吗?”

  费奥多罗夫摇了摇头。

  “我们根本不认识。”

  “那她怎么会来找您呢?”

  “事情是这样的。说来话长……”

  费奥多罗夫唉声叹气地从稍稍撕开一点口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然后嚓的一下用力划着火柴,贪婪地深深吸了一口烟。

  “是这么回事。战争结束以后,我偶然碰上一个人。我们曾在一起服过刑。他因为什么事坐过牢,我现在记不得了。就这样,十年后,我们相遇了。

  他一下子就把我认出来了,同时还提到我当年越狱逃跑的事。我害怕极了,心想,完了,这一下我算彻底毁了,得把坐牢的时间补上了。可是他却如此这般地对我说:‘我不打算出卖你,我自己也吃尽了苦头,我知道自由的价值。总而言之,你该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只是你也得给我帮个忙。就是说,你陷入了困境,我也遇到了麻烦。我不知道谁的境况更糟糕。’于是他告诉我说,他结过婚,妻子是母老虎,他离开了她。她和女儿留在了伏尔加格勒,而他去了莫斯科……”

  一提到伏尔加格勒,谢尔盖不禁警惕起来。又是这个城市!这多半是偶然的巧合。可是在谢尔盖办理的这个案子中,一切都那样错综复杂,已经出现了那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以致谢尔盖每一秒钟都在等待着新的情况出现。

  “……就这样。”费奥多罗夫不紧不慢地继续说。看来,他从自己从容不迫的叙述中渐渐平静下来:“就是说,他在莫斯科安顿下来,经常给女儿寄钱。但有一件事他害怕得要命:千万不能让妻子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他说:‘就让她以为我住在这里,住在博尔斯克好了。我今后把写给她的信寄给你,你再把这些信转寄给她,这样一来,信封上的邮戳就不会是莫斯科的了。我将把你的地址给她,你把她的信给我寄到莫斯科,注明“存局待取”。

  这事给你添麻烦了吧?’我当然满口应承下来。要知道,我原本不答应那件事,可是我怕他,怕极了。虽然他人不坏,这些年来一次也没有提过我的情况。而且我们根本没有再见过面。我只是把他们的信从一个信封里倒腾到另一个信封里。但他们彼此写些什么,我当然不得而知。”

  “您按什么地址把他的信转寄给她呢?”谢尔盖问道,对他的叙述越来越感兴趣。

  “我直接寄给她的姑妈弗拉索娃·阿格里皮娜·伊万诺夫娜。信封上附一笔‘转玛丽娜收’。就是说,她也叫玛丽娜。”

  “她难道看不出来字体不一样吗?”谢尔盖又问道。“就是信上的字体和信封上的字体。”

  “字体是一样的,”费奥多罗夫摇摇头,“他把写好地址的空信封也寄给我了。”

  “这是秘密活动。”谢尔盖心想,忍不住又问:“那么,她的姓氏以及地址,您都不知道喽?他的地址您也不知道吗?”

  “看来是这样。当然,全都乱七八糟。可是这能怪我吗?他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谢尔盖一时间对他的真诚突然产生了怀疑。费奥多罗夫果真不知道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吗?这可是太蹊跷了。

  “……那么后来,他们的女儿死了,”这时费奥多罗夫继续说,“通信越来越少了。我曾以为,他将会完全中断给她写信。可是他没有。他仍然给她写信。不久以前,我收到他写给我的一封信。他请求我收养一个女孩儿,说她遭到了极大的不幸,她在世上没有一个亲人。他说,让她在我家里住一个时期,而在他那里太招眼。他写信说,那姑娘人品好,又文静又端庄,他非常同情她。可见,他也是个古道热肠的人。所以,玛丽诺奇卡就来了……”

  费奥多罗夫沉痛地叹了口气,低下头,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补充说:“可是现在出了这种事。我甚至都不知道如何对我的加利娜·扎哈罗夫娜交代。这个女孩是那样招她疼爱……”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叫谢苗·特洛菲莫维奇,姓普罗霍罗夫。”

  “那么,他的地址您知道吗?”为了以防万一,谢尔盖又问了一遍,“他在哪里工作?”

  “我一无所知。去他的吧,”费奥多罗夫把手一挥,“只要把玛丽诺奇卡找到就行。”

  “不,完全不是‘去他的吧’,”谢尔盖暗自思忖道,“必须紧急查明这个普罗霍罗夫。到那时我们大概才会去寻找玛丽娜。就是说,现在已经顾不上玛丽娜了,而鬼知道她是谁。”

  谢尔盖总算使费奥多罗夫安静下来,答应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查询失踪的姑娘的下落,这才终于跟老头儿告了别。

  这时有一个念头萦绕在他心头。这个念头是费奥多罗夫说出普罗霍罗夫的妻子的名字时产生的。真见鬼,昨天他怎么还没有产生这个念头呢?不过,情况发展得如此迅猛和出其不意,这是完全可以解释清楚的。直到今天早晨以前,谢尔盖还坚信,玛丽娜·伊万诺娃住在费奥多罗夫家里。就是她!而这件事,他是昨天刚刚知道的。当时就产生了那个念头。可是现在,谢尔盖对自己的推测几乎深信不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情况就会发生新的、更加危险的转变。

  因此,费奥多罗夫走出去以后,门还没有来得及关上,谢尔盖就给值班员拨了电话,请他通过专线紧急预定莫斯科的电话,然后给罗巴诺夫打了电话。

  罗巴诺夫走进办公室时,发现谢尔盖正在聚精会神地仔细看摊在桌子上的不知什么照片。罗巴诺夫已经打老远看出了这些照片,不知为什么自己也激动起来。

  “哎,有什么新情况吗?”他走到桌子跟前,急不可耐地问。

  “你自己看吧。”谢尔盖低声回答说,眼睛始终看着那些照片。

  是啊,无庸置疑。谢尔盖的推测得到了印证。正在被寻找的伏尔加格勒的玛丽娜·伊万诺娃的照片与在旅馆里被杀害的那个女人的照片完全吻合。

  两张照片上的人正是同一副面孔。在这一张照片上——脸孔生气勃勃,娇好开朗,有点羞羞答答,神色若有所思,欲笑还藏。另一张照片上——脸孔模糊不清,向后仰着,因疼痛而变得难看了。

  这个女人的证件……在那个女孩手里,即目前还不知道的普罗霍罗夫打发来找费奥多罗夫的那个女孩。

  谢尔盖急切地把费奥多罗夫所谈的情况转告了罗巴诺夫。

  “可是伊万诺娃的身份证是怎么落到这个姑娘手中的呢?”罗巴诺夫问,“是通过普罗霍罗夫吗?那么他又是怎样搞到这些身份证的呢?”

  “她是他的妻子,就这么回事,”谢尔盖确信不疑地说,“他把妻子杀害了。是前妻。”

  “可能是这样。”罗巴诺夫表示赞同。

  “于是他把别人的身份证偷偷地给她放下了,这个卑鄙的家伙。”

  “我有个主意!”罗巴诺夫突然喊道,“一个好主意!”

  “说说看,说说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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