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皇帝-第1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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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这就犯了大罪！而且还使其它几名考取的举人也遭了牵连，他们的父母兄弟全部被流放到了宁古塔！这事想起来真让人后怕呀！若是我辈有人参加了丁西科举，那今天还能坐在这里吃酒闲谈吗？所以承恩兄，你就想开一些吧。”
孙承恩一脸的苦笑：“突遭厄运，家道中衰，若要重振家业，重竖我兄弟二人在江南的名望，便只有科举入仕了。但愿皇上圣明，替天行道，还我孙氏家门的清白！”
福临听明白了，这个孙承恩心中虽有不满，但对我大清并无二心，也算是个可用之材，且看他的真才实学如何吧。
“还有吴兆赛，他的结局更令人惋惜。响当当的江南才子，千不该万不该落得个如此结局呀！”儒生中又有一人发出了哀叹。
“哼哼。看来这些个儒生多来自江南，他们以朝廷对江南科场舞弊一案的处置颇有不满。朕就是要借机煞一煞你们江南文人的威风！不要一个个学那归庄顾怪，枉有满腹经伦！其实，这尤侗、吴兆赛，还有那方章钺，还有眼前的这位孙肠的哥哥孙承恩，只要你们能够正视现实，将来难免不会没有出头之日！让你们吃吃苦头也好，你们这些个江南才子有时候也太狂妄了！”
福临渐渐陷入了沉思，他自己心里当然再明白不过了，他对江南科场一案的确是从重惩处的。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当然有自己的想法。先说南闱的两名主考官方犹和钱开宗吧，临行前皇上专门召见面谕，令其“敬慎秉公”，而方、犹二人是阳奉阴违，违谕坏法。对此等主考若不予以严办，今后天下巨子谁会遵旨？若都拿皇帝的御旨当做儿戏，这天下岂不乱了套啦？
到了顺治十四年的时候，眼见得清人入主中原已坐稳了江山，少年天子治国有术，倡言“满汉一家”，令广大汉人士子刮目相看，从仿惶苦闷中解脱出来，决心脱胎换骨为新朝效力，于是大江南北老少儒生纷纷埋头苦读圣贤书，制艺八股文章，期望以科举致仕而出人头地，耀祖光宗。然而跃跃欲试的儒生们却时运不济，遭遇到了震惊一时的丁西科场案。这年秋天，南北两地开科取士，称南闱和北闱。在放榜之后，北闱士子鼓噪大闹，扯破了榜文。南闱士子更是群情激愤，怒不可遏，社会鼓荡。
先是由北方的无名氏写了一本《万金记》，万即南闱主考官方犹之姓去掉上面一点，金即南闱另一主考官钱开宗之姓去掉右部，来揭露方钱二人弄权科场，大捞油水的内幕，一时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在江宁书肆十分畅销，舆论哗然。长洲尤西堂侗（即尤侗）又作了一部《钧天乐》，也是讲考试行贿买通关节之事，此书在京师传得满城风雨。当时，“尤侗、汤传楹高才不第，隐姓名为沈白、杨雪，描写主考何图，尽态极妍，三鼎甲贾斯文、程不识、魏无知，亦穷形尽相”，“上震怒，遂是有狱”。
对才子尤侗，顺治帝一向很赏识，常在宫中吟颂他讽刺当朝弊政和表现百姓疾苦的《煮粥行》。顺治极其佩服尤侗的文采，称其为“真才子”。他甚至把尤侗的其它许多诗文也谱成曲，时常令乐工们弹唱，品悟诗文意趣。顺治对尤侗、归庄等人的作品甚为宽容，此类讥刺当朝的诗文若在后朝或前朝，作者必杀无疑。是故当人盛赞年轻的顺治帝的开明之举：“乐府流传入禁廷，月明一面唱珑玲。词人不坐青邱祸，老退闲书贝叶经。”其中的“青邱祸”系指前朝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满大臣高启的一首诗而将其杀死的字祸旧事，而这种事情若发生在稍后的乾隆朝，还不知要株连到多少人呢。
文字之狱，是明清史上普遍而又独有的特征。当苍颌造字的时候，他或许不会想到本应造福于苍生的文字竟也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吧？当然，罪不在苍颌，不过，当苍颌的在天之灵看到由他创造的文字给后人带来的负面影响——灾难、血光之时，他会不会深深后悔呢？所幸，大清的少年天子顺治帝是一位开明的君主，这种悲剧在他在位的时期基本上没有发生过，这岂不是汉族士人的一大幸事？
须知，明末清初之际，江南一带有不少汉族士大夫在思想上甚至在行动上坚决反清，最典型最有影响的莫过于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三位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了。正如《清史稿》中所写的那样：“天命既定，遗臣逸士，犹不惜九死一生，以图再造。及事不成，虽浮海入山，而回天之志，终不少衰，……呼号奔走，逐坠日以终其身，至老死不变，何其壮欤！”
江南一带由于受明末东林党、复社的流风遗韵的影响，文人士大夫们始终不肯与大清合作，若是当朝天子认真追究起来，那么满朝文武中还能有那么多的汉人大学士和汉官吗？还能有现在的徐元文、熊赐履等人在京城里高谈阔论、谈笑风生的情形吗？
身为帝王，贵为天子，顺治帝竟把骂自己骂得狗血喷头的归庄、尤侗等人的诗文谱成乐曲，佐食下咽，这难到不体现了少年天子的博大胸襟和非凡的气度吗？这对那些饱学而又清高的江南文士不是一个福音吗？所以，徐元文、熊赐履们不再犹豫，不再“执迷不悟”了。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生活和境遇才比他们的父辈们要优裕得多，而他们的才华和能力也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从而博得个青史留名，岂不是善哉？
顺治帝宽厚待士的种种做法在朝中的汉官们最为清楚。比如王崇尚、王熙这俩父子便亲身体验过。父子同朝为官，平日里又备受皇上的赏识，这父子俩也就更加尽心竭力、勤于供职了。可是老虎也有打吨的时候呀，有那么一回，竟差一点送了两父子的命！
那是发生在北闱与南闱两个科举大案之后不久的事情，当时在朝的汉宫多半受到了牵连，就是与此案无关的官员也是人人自危，转眼间便觉矮了三尺，当然那些满洲的王公大臣和大学士们就更加得意洋洋了。
屋漏偏遇连阴雨。有一次退朝时，王熙父子竟不约而同地对朝鲜使臣垂头而泣，泪容悲戚，大失朝仪，被当日的纠仪给事中任克博参了一本！
这还了得？任克博奏称王熙父子“心里念念不忘故明，分明有叛逆形迹”！
对此，王熙父子只得认罪，承认是“情不自禁”，因为当时朝鲜使节一时疏忽竟穿着前明的朝服来上朝，令王熙父子触景生情，黯然神伤！
可是，就汉臣而言，思故明者便为不忠，不思故明者便为忠吗？这个念头在少年天子的脑海中闪过，他当即便有了主张，只用一双明亮的眼睛看着惶恐不安的王熙父子，微微一笑：“身为明巨而不思明者，必非忠臣！朕岂不明此理？起去！”
只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令在场的汉官们欷殻Р灰眩跷醺缸痈羌ざ萌壤嵊簦憾嗝纯砣菔ッ鞯木餮剑 �
既是如此，顺治为什么又要严惩南闱一案中的众多士人呢？主要是南闱之弊，影响太坏，流传太广，不予严惩，难平民愤和士心。江南一带，人才辈出，精英荟萃，物华天宝，非其它地区所能相比。自大清开科取士之后，每一次会试的状元。榜眼、探花，多为江浙才子所得。包括顺治十八年在内，顺治朝前后共举行了八次会试殿试，其中，吕宫、邹忠倚、孙承恩、徐元文、马世俊五名状元是江苏人，史大成是浙江人，只有傅以渐、刘马壮两名状元是山东、湖北人。八名榜眼中，江苏有两名；八名探花里，江苏省有四名，浙江有四名，还不包括在朝的大学士，九卿总督、巡抚等汉宫，他们也多系江浙人士。因此，如果科场弊端太重，真才得不到选拔，势必使朝廷难觅良才，而那些怀才不遇的士人难免滋生不满和对抗情绪，甚至诋毁朝政，动摇民心。所以，顺治帝下决心严惩了南闱科场一案，并且使～些无辜的士人受到了牵连。当然，这里边恐怕也与满洲王公大臣对汉人的不满和挑拨以及汉人太过清高有关。比如那个有名的才子吴兆骞，都说他才思敏捷最善作文章，动辄下笔千言，最有“惊才绝艳”，可是当顺治帝在中南海瀛台亲试该科江南中式的正副榜举子时，这个吴兆赛竟交了一张白卷！
于是众议哗然。因为殿试有规定，“不完卷者，锒铛下狱”，吴兆骞不是没做完卷子，而是一个字也没写！原因何在？有人说他是惊魂未定——皇上亲自覆试之曰，“堂上命二书一赋一诗，试官罗列侦视，堂下列武士，银裆而外，黄铜之夹棍，腰市之刀，悉森布焉”，并且，“每举一人，命护军二员持刀夹两旁，与试者悉惴惴其慓，几不能下笔。”在此恶劣形势之下，一向下笔千言的吴兆骞竟“战栗不能握笔”，“不能终卷”。也有人说吴兆骞是恃才傲物，故意卖弄而制造了这个轰动朝野的白卷事件。其实，是吴兆骞看到殿试如同刑场般的景象，一时感慨万端，把笔一扔，朗声说道：“焉有吴兆骞而以一举人行贿的吗？”真是清高得很，太过狂妄了。
顺治一怒之下，将吴兆骞连同其父母妻子兄弟一起发配到了宁古塔。顺治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顺治帝在刑部奏折上谕批：方犹、钱开宗俱着即正法，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叶楚槐等十八名同考官处绞刑，妻子家奴，籍没入官。方章钺、吴兆骞等八名考生，俱著责四十板，家产籍没人官，父母妻子流徙宁古塔！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在这一次殿试中，江南才子吴珂鸣同样身带刑具，在护军营的军校持刀监视的情况下，写出了为世人传颂的佳作，文列第一成为解元，不久，顺治帝特赐他进士及第。所以，吴兆骞的结局完全是他咎由自取的。
然而，仅仅是因为一人中举有舞弊之事，就要连父母兄弟子女都要连坐，充军到数千里之外的荒凉边境，冰天雪地，人迹罕至，特别是宁古塔，清人称“其他重冰积雪，非复世界，中国人亦无至其地者。诸流人虽各拟遣，而说者谓之半道，为虎狼所食，猿穴所攫，或饥人所啖，无得生也”。如此看来，顺治帝这样的惩处未免太重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纵观中国古代列朝对犯人的惩罚，虽然条例繁杂，但大致可以概括为打、杀、流放三种。表面上看起来，流放可以使人免受皮肉之苦，似乎更能够保全性命，比起前两种惩罚而言，更像是一种较为仁厚的惩罚。其实不然！受过鞭刑、答刑的犯人当时是皮开肉绽，伤痕累累，可是过不久伤口便会愈合。而杀头不过是碗大的疤，长痛不如短痛，倒也利落。至于流放，对犯人来说却是一种一辈子受折磨的酷刑，死了倒也罢了，问题是只要是一息尚存，便要忍受这种无休止的精神折磨。因为朝廷动辄将犯人的全家、全族甚至几族一起流放，突然在一夜之间原本是锦衣玉食的家庭遭到查封，籍没人官而且家人降为奴仆，为防止逃跑，一路上须带枷远行。普通百姓一般不会遭流放，要么就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要么落草为寇做一个绿林好汉，偏偏就苦了那些饱读圣贤书的“名士”和“才子”，稍有不慎便会遭此厄运，而且原本不相干的亲族也要受到牵连。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判决，处罚之重，到了完全离谱的程度！
后人有这样的诗句：“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上半辽阳。”其实这里边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