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蓝与黑作者:王蓝-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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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节，我觉出了最低领袖与郑美庄给予我的友情，异常珍贵。　　
　　我用姑父给我划拨来的钱；买了一些衬衣、背心、袜子，给自己用，另外买了两套尺码不同的中山服，两双皮鞋，和最低领袖分用，他虽然不是战区学生，可是家境贫寒，一向和我的“生活水平”差不多。我也给郑美庄买了礼品，她不需要衣物，我送给她的是许多本有价值的书籍。　　
　　我又自动地，拿出一部分钱借给几个非常窘迫的战区同学。　　
　　贺大哥被捕的事，一直使我精神沮丧，我时常想到：友谊至高无上，钱算得了什么？在能力所及，我应该帮助一些清寒同学。　　
　　可是，没想到，我这么一点点心意，竟触惹起阴家拟定了一个恶狠的攻击我的计划。　　
　　一开始，我只是听到有人讲我发了财，或是讲郑美庄送给了我一大堆钱，再不就是说学校当局与政府当局因为我上次制压学潮有功，按月送我一笔津贴——　　
　　三年来我一直穷惯了，突然换了新“行头”，并且还替同学换了新“行头”，甚而还向外“放账”，难怪会有多事的人花费无聊的心思去猜想我的“经济来源”了。我没有兴致去和这批人一一解说：“这是我姑父的血汗钱，千辛万苦划拨来的！”我不屑和这些人打交道，我知道自从上次学潮事件平息以后，同学中增加了许多对我友好的人，也增加了不少对我嫉恨的人。后一批人在大宿舍里就曾经冷讽热嘲地说过：　　
　　“喂，老兄，咱们可没有资格谈恋爱呀，咱们的肩膀里开不出子弹来呀！”　　
　　“对呀，格老子泡女人我也没得份呀，我的屁股是完整的呀，不像人家曾经被枪子儿穿过两个洞呀！”　　
　　每次我都装着没听见，我觉得我应该容忍下来。几位喜欢打抱不平的同学，几次为此要和那批人动武；可是，我反而加以劝阻。我已再三想过，我总不能做一个自前线退伍下来，却在后方把拳头在自己同胞身上乱挥的人。　　
　　可是，阴家会把别人的容忍视为怯弱。他们终于向我放射更毒的冷箭。　　
　　学校里，一连发生了许多窃案：同学们的钢笔、字典、书籍、毛衣、西装、手表、手电、太阳镜、皮鞋、被单——一再被偷，偷的人技术高超，做案累累，迄未被人查获。突然一天午饭以后，军训教官宣布要突击检查宿舍搜寻赃物，同学们都大表欢迎，于是各宿舍大门一律关闭，开始搜查。　　
　　我实在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我却看得很清楚：教官和几位同学在我的床垫下搜出来一件毛衣，和两张当票——一张当的手表，一张当的西装，而清清楚楚当票上还写着“张醒亚”三个字！那毛衣、手表、西装都正是三个同学不久以前被窃的东西！　　
　　我当然立刻勃然大怒，痛斥这是一种最卑鄙、最无耻的栽赃与陷害！可是消息不胫而走，剎那间便传遍了全校。一些人更乘机而起，大放谣言，说他们早就看到过我深夜携物外；又说因为我一直被大家公认是好学生，所以起初还不大肯相信，如今人赃俱在，并且军训教官在一旁看得一清二楚，当然谁也无话可讲；更说怪不得我近来突然“致富”，原来内幕如此。　　
　　学校派人往那当铺调查，当铺老板已不记得原典当人的面孔，只承认“张醒亚”三个字是他所写，因为他当时问过那个典当人尊姓大名，那个人便告诉了他，是“张醒亚”。　　
　　我理直气壮地抗辩：　　
　　“果真是我所为，为什么当时不用一个化名？”　　
　　却有人理直气壮地反驳我：　　
　　“果真是别人所为，又何必非在上面写张醒亚？好汉做事，好汉当呀！”　　
　　接着，有人提议：要全校每位失窃过的同学一律到训导处登记失物及价值，追不回原物时，须由窃盗人照价赔偿。　　
　　失窃单公布了，总价是一万二千元。　　
　　我愤恨极了。我几乎再不能忍耐地想要杀人。可是，我没有对象。并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指明我是窃犯，然而有一大堆人天天在暗中给我制造罪名。奇怪的是：“笑面外交”这一次始终没有讲过一句话。　　
　　最低领袖、维他命Ｇ一大批同学，仍然全心全力为我辟谣辩护；他们被骂得更惨，他们被指称为：偷盗司令的军师和副官！　　
　　郑美庄来宿舍看我两次。我痛苦极了，我不愿跟她讲话。她约我到江边散散步散散心，它怕我这样呆在宿舍里连气带闷会害起病来。我不肯去，我变成一个暴躁乖僻的人。　　
　　真是祸不单行，就在这紧要关头，我突然病倒了。一开始是腹疼，校医恰巧不在，一位药剂生做主给了我两包泻盐，吞服后不但不泻，肚子反而更疼得剧烈，接着发高烧，呕吐——最低领袖吓坏了，他坚决主张找车子连夜送我到重庆的医院。我希望熬过一夜，等天亮后请校医再仔细断一下。我拗不过般低领袖，他和维他命Ｇ三更半夜跑去找到郑美庄，然后他们又到沙坪坝电信局摇电话给郑美庄家叫车子。天朦胧亮，车子来了，我被护送到重庆临江门宽仁医院。　　
　　医生当时判定，我是急性盲肠炎。他直抱怨我不该误吞泻灵，使病情加重，又抱怨我来得过迟，虽然可以马上开刀，却无法保证没有危险，如果一旦盲肠已行溃烂，转变为腹膜炎则恐束手无策——　　
　　入院保证书上的几行大字——病人施行手术后如发生任何不幸情况均与医院无涉——在这剎那，特别令人触目惊心。医生要最低领袖或郑美庄在上面签字盖章，郑美庄突然哭出来了，她叫着：　　
　　“我不要，我不要，我要请你们医生救治他，不要叫他发生任何危险！”　　
　　最低领袖比较冷静，他盖了个手印，嘴里直念叨着：　　
　　“这不过是应办的手续，醒亚会获救的！”　　
　　这时，突然有工役与护士自外面跑进来。　　
　　“格老子，挂球了！”工役叫着。护士也向医生正式报告“防空警报球”高挂起来了。　　
　　医生看看我，镇定地说：　　
　　“没关系，手术必须立刻进行，不能再耽误。”　　
　　大家似无太多惊慌。在重庆，人人都是跑警报的老手。“挂球”，只是“预行警报”——告诉大家，敌机已自汉口或宜昌基地起飞，要大家预作躲避的准备；如果再侦查到敌机确是向西飞来，一俟迫近四川上空，就会挂出两个球，同时拉放“空袭警报”催促大家进入防空洞；如果敌机迫近重庆上空，就会挂上三个球，同时拉放“紧急警报”。也有几次，“预行警报”之后，判明敌机未向四川飞来，过了半小时或一小时后，便解除警报。　　
　　几乎是同时，郑美庄与最低领袖拍拍我肩头：　　
　　“不要怕啊，鬼子飞机不一定来。我们都不走，我们在手术室外边守候你。”　　
　　灌肠，周身汗毛统统刮掉，然后，我倒在一张“推车小床”上，被送进手术室。　　
　　我一直喃喃着：“不要怕，不要怕。”当进入手术室，我禁不住开始恐惧起来。我觉得好阴森。这与上次在另一家医院开刀取子弹的气氛，全然不同，那次是那么轻松，好玩；这一回，在警报声中开刀，怕的不单是敌机来投炸弹，更怕的是敌机纵然不来，也无补我因延迟就医而盲肠已经溃烂的致命悲剧！　　
　　“局部麻醉”的药剂注射进我的后脊椎骨时一阵剧疼，几乎使我忍耐不住地叫出声来。我又险些冒失地提出，要求医生给我改为“全身麻醉”，我宁愿“不省人事”地接受“切割”。我说不出，而我知道医生也不会接受我的无理请求。睁着眼睛，脑筋清醒，如果剖腹之后，医生叹说一声：“唉呀，已转为腹膜炎——”那即是宣判了我的死刑——我越想越怕。　　
　　我从没有如此感到过惧怕死亡。我更不甘心落得如此一个死法！如果我这么草率地死在重庆的医院，何如当年死在太行山战场？　　
　　真要命，手术约摸刚刚进行了六、七分钟，“空袭警报”突然吼了起来。那也本是往日听惯了的；然而，不早不晚，在此时此刻，那尖锐的“两短一长”的声响，钻进手术台上不准动弹一下的病患者的耳朵与心脏，着实令人战栗。手术室外起了一阵骚动，我听到美庄在门外哭嚷：　　
　　“求求你们，快把他抬到防空洞去哟——”　　
　　又听到最低领袖劝慰美庄：　　
　　“莫着急，莫着急，翳院一定有紧急措施，我们必须与医院合作——”　　
　　医生与护士们一起警告我：“千万不能动啊，不要怕。”又告诉我：“已经切开了腹壁与筋膜，正要进行肌肉分开，割开腹膜——所以千万不能动。”　　
　　显然，他们不会弃我不顾而去。短暂惊慌之后，我居然镇定下来。　　
　　我想到了“听天由命”，想到了“生死有命”，又想到了中学时代偶尔听牧师讲道时常说的一句话：“人之路的尽头，神之路的开始。”霎时间，似有光亮掠过脑际。我开始祈。人到在自己全然无能为力，山穷水尽处，纔会真正谦卑下来仰望神。　　
　　天哪，“紧急警报”当真叫了起来。那凌厉的声响把我自“半睡眠”　状态中惊醒。近在我身边的医生严肃地宣称：不要理睬，决定继续工作，护士们欣然应诺。又听见美庄与最低领袖，同时在喊：“醒亚，别着急，别怕啊！我们都在这里守候你。我们决不去防空洞，等你手术完毕再一块去——”　　
　　这些充满爱心的话语，听来，直如来自天使。一点不含糊地，日本飞机顷刻即临重庆上空。手术室内依然极度肃静。　　
　　猛听到医生与护士们同时喘了口大气，他们宣布：取出的盲肠下半端已剧烈发炎，且已肿硬，再迟延开刀就会崩溃了，如今费力费时，终告脱险，真是万幸。　　
　　对仁慈的上帝，对勇敢的不顾自身危险来医救我和陪伴我的好心人，我真不知该如何道出感恩、感激与感动。　　
　　手术前后可能已进行了三十多分钟，在“紧急警报”声中，又过了约莫十分钟，创口缝线完毕。我们这一堆人，才开始躲进防空洞，我是被抬进去的。　　
　　洞内，空气很坏，人很多，好不容易挤出一个地方放置我的床位。不少病人正在呻吟不绝。郑美庄与最低领袖一人握住我的一只手。洞内气温很低，我却感到燥热并且开始流汗，她俩不停地为我擦拭。　　
　　“警报”解除了。窜入重庆的敌机并未投弹。后来得知：敌机被我空军健儿拦截发生空战，一架敌机且被击落，毁于重庆近郊弹子石。　　
　　我被推进病房。　　
　　那是三等病房，情形并不比防空洞好太多。住满外科病人，有的喊痛呼救，有的已经安然入睡鼾声如雷。我倒在床上，混身上下仍然淌汗不止，最低领袖和郑美庄继续为我擦拭。护士怕我不能睡好，给了我一包安眠药。朦胧中，只记得郑美庄坐在一个小凳上，伏在我的床头，不住地安慰我：　　
　　“静静睡吧，我守住你——”　　
　　这真是太难为她了；一阵昏迷，我入了梦乡。　　
　　翌晨醒来，太阳已照满病室。郑美庄仍安谧地伏睡在我的床头。　　
　　“我还没有叫她，”最低领袖说，“要她多睡一会儿吧。她长这么大，恐怕从来没受过这种坐着睡觉的洋罪！”　　
　　护士来为我试温度时，邓美庄醒了。她和最低领袖同时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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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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