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文集第5卷-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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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得有人从中介绍不可。我真不知道怎样进行才好。
先把剧本印出来，也是一个办法，或者可以引起他们的注意。可是，说句寒伧的话，如
果有谁改编改得手滑，把我的戏也编了进去呢？这话似乎是小气得可笑，而且自以为“希奇
弗煞”，然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却也情有可原。
一个人，恋恋于自己的字句与思想，不免流于悭吝，但也是常情罢！我还记得，第一次
看见香港的海的时候，联想到明信片上一抹色的死蓝的海。后来在一本英文书上看见同样的
譬喻，作者说：可以把婆罗洲的海剪下来当作明信片寄回家去，因为那蓝色蓝得如此的浓而
呆。——发现自己所说的话早已让人说过了，说得比自己好呢，使人爽然若失，说得还不及
自己呢，那更伤心了。
这是一层。况且，戏是给人演的，不是给人读的。写了戏，总希望做戏的一个个渡口生
人气给它，让它活过来，在舞台上。人家总想着，写小说的人，编出戏来必定是能读不能演
的。我应当怎样去克服这成见呢？
写文章是比较简单的事，思想通过铅字，直接与读者接触。编戏就不然了，内中牵涉到
无数我所不明白的纷歧复杂的力量。得到了我所信任尊重的导演和演员，还有“天时，地利
，人和”种种问题，不能想，越想心里越乱了。
沿街的房子，楼底下不免嘈杂一点。总不能为了这个躲上楼去罢？
（一九四四年四月）
有女同车
这是句句真言，没有经过一点剪裁与润色，所以不能算小说。
电车这一头坐着两个洋装女子，大约是杂种人罢，不然就是葡萄牙人，像是洋行里的女
打字员。说话的这一个偏于胖，腰间束着三寸宽的黑漆皮带，皮带下面有圆圆的肚子。细眉
毛，肿眼泡，因为脸庞的上半部比较突出，上下截然分为两部。她道：“所以我就一个
礼拜没同他说话。他说‘哈罗’，我也说‘哈罗’。”她冷冷地抬了抬眉毛，连带地把整个
的上半截脸往上托了一托。“你知道，我的脾气是倔强的。是我有理的时候，我总是倔强的
。”
电车那一头也有个女人说到“他”，可是她的他不是恋人而是儿子。因为这是个老板娘
模样的中年太太，梳个乌油油的髻，戴着时行的独粒头喷漆红耳环。听她说话的许是她的内
侄。她说一句，他点一点头，表示领会，她也点一点头，表示语气的加重。她道：“我要翻
翻行头，伊弗拨我翻。难我讲我铜钿弗拨伊用哉！格日子拉电车浪，我教伊买票，伊哪哼话
？‘侬拨我十块洋钿，我就搭侬买！’坏口伐”这里的“伊”，仿佛是个不成材的
丈夫，但是再听下去，原来是儿子。儿子终于做下了更荒唐的事，得罪了母亲：“伊爸爸一
定要伊跽下来，‘跽呀，跽呀！’伊定规弗肯；‘我做啥要跽啊？’一个末讲：‘定规要依
跽。跽呀！跽呀！’难后来伊强弗过咧：
‘好格，好格，我跽！’我说：‘我弗要伊跽。我弗要伊跽呀！’后来旁边人讲：价大
格人，跽下来，阿要难为情，难末喊伊送杯茶，讲一声：‘姆妈覅动气。’一杯茶送得来，
我倒‘叭！’笑出来哉！”
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
永远永远。
（一九四四年四月）
爱
这是真的。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
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
。对门住的年青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
了，轻轻地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
会，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就完了。
后来这女人被亲眷拐了，卖到他乡外县去作妾，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
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
下，那年青人。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
，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
里吗？”
（一九四四年四月）
论 写 作
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先生向我们说：“做文章，开头一定要好，起头起得好，方才能够
抓住读者的注意力。结尾一定也要好，收得好，方才有回味。”我们大家点头领会。她继续
说道：“中间一定也要好——”还未说出所以然来，我们早已哄堂大笑。
然而今天，当我将一篇小说写完了，抄完了，看了又看，终于摇摇头撕毁了的时候，我
想到那位教师的话，不由得悲从中来。
写作果然是一件苦事么？写作不过是发表意见，说话也同样地发表意见，不见得写文章
就比说话难。古时候，纸张笔墨未经发明，名贵的记录与训诲，用漆写在竹简上，手续极其
累赘麻烦，人们难得有书面发表意见的机会，所以作风方面力求其简短含蓄，不许有一句废
话。后来呢，有了纸，有了笔，可以一摇而就，废话就渐渐多了。到了现在，印刷事业发达
，写文章更成了稀松平常的事，不必郑重出之。最近纸张缺乏，上海的情形又略有变化，执
笔者不得不三思而后写了。
纸的问题不过是暂时的，基本问题还是：养成写作习惯的人，往往没有话找话说，而没
有写作习惯的人，有话没处说。我并不是说有许多天才默默无闻地饿死在阁楼上。比较天才
更为要紧的是普通人。一般的说来，活过半辈子的人，大都有一点真切的生活经验，一点独
到的见解。他们从来没想到把它写下来，事过境迁，就此湮没了。也许是至理名言，也许仅
仅是无足重轻的一句风趣的插诨，然而积少成多，究竟是我们文化遗产的一项损失。举个例
子，我认识一位太太，是很平常的一位典型太太，她对于老年人的脱发有极其精微的观察。
她说：中国老太太从前往往秃头，现在不秃了。老太爷则反是，从前不秃，现在常有秃的。
外国老太太不秃而老太爷秃，为什么呢？研究之下，得到如此的结论：旧时代的中国女人梳
着太紧的发髻，将头发痛苦地往后拉着，所以易秃。男子以前没有戴帽的习惯，现在的中国
男子与西方人一般的长年离不开帽子，戴帽于头发的健康有碍，所以秃头的渐渐多了。然则
外国女人也戴帽子，何以不秃呢？外国女人的帽子忽大忽小，忽而压在眉心，忽而钉在脑后
，时时改变位置，所以不至于影响到头皮的青春活力。
诸如此类，有许多值得一记的话，若是职业文人所说，我就不敢公然剽窃了，可是像他
们不靠这个吃饭的，说过就算了，我就像拾垃圾一般地拾了回来。
职业文人病在“自我表现”表现得过度，以致于无病呻吟，普通人则表现得不够，闷得
慌。年纪青的时候，倒是敢说话，可是没有人理睬他。到了中年，在社会上有了地位，说出
话来有相当份量，谁都乐意听他的，可是正努力地学做人，一味地唯唯否否，出言吐语，切
忌生冷，总拣那烂熟的，人云亦云。等到年纪大了，退休之后，比较不负责任，可以言论自
由了，不幸老年人总是唠叨的居多，听得人不耐烦，任是入情入理的话，也当做耳边风。这
是人生一大悲剧。
真是缺乏听众的人，可以去教书，在讲堂上海阔天空，由你发挥，谁打呵欠，扣谁的分
数——再痛快也没有了。不得已而求其次，惟有请人吃饭，那人家就不能不委曲一点，听你
大展鸿论，推断世界大战何时结束，或是追叙你当年可歌可泣的初恋。
《笑林广记》里有一个人，专好替人写扇子。这一天，看见朋友手摇一把白摺扇，立刻
夺过来要替他写。那朋友双膝跪下。他搀扶不迭道：“写一把扇子并不费事，何必行此大礼
？”
朋友道：“我不是求你写，我是求你别写。”
听说从前有些文人为人所忌，给他们钱叫他们别写，像我这样缺乏社会意识的，恐怕是
享不到这种福了。
李笠翁在《闲情偶寄》里说：“场中作文，有倒骗主司入彀之法。开卷之初，当有奇句
夺目，使之一见而惊，不敢弃之，此一法也。终篇之际，当以媚语摄魂，使之执卷流连，若
难遽别，此一法也。”又要惊人，眩人，又要哄人，媚人，稳住了人，似乎是近于妾妇之道
。由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讨论作者与读者的关系。
西方有这么一句成语：“诗人向他自己说话，被世人偷听了去。”诗人之写诗，纯粹出
于自然，脑子里决不能有旁人的存在。可是一方面我们的学校教育却极力地警告我们，作文
的时候最忌自说自话，时时刻刻都得顾及读者的反应。这样究竟较为安全，除非我们确实知
道自己是例外的旷世奇才。
要迎合读者的心理，办法不外这两条：（一）说人家所要说的；（二）说人家所要听的。
说人家所要说的，是代群众诉冤出气，弄得好，不难一唱百和。可是一般舆论对于左翼
文学有一点常表不满，那就是“诊脉不开方”。逼急了，开个方子，不外乎阶级斗争的大屠
杀。现在的知识分子之谈意识形态，正如某一时期的士大夫谈禅一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
会说，说得多而且精彩。女人很少有犯这毛病的，这可以说是“男人病”的一种，我在这里
不打算多说了。
退一步想，专门描写生活困难罢。固然，大家都抱怨着这日子不容易过，可是你一味地
说怎么苦怎么苦，还有更苦的人说：“这算得了什么？”比较富裕的人也自感到不快，因为
你堵住了他的嘴，使他无从诉苦了。
那么，说人家所要听的罢。大家愿意听些什么呢？越软性越好——换言之，越秽亵越好
么？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错误观念。我们拿《红楼梦》与《金瓶梅》来打比方罢。抛开二者的
文学价值不讲——大众的取舍并不是完全基于文学价值的——何以《红楼梦》比较通俗得多
，只听见有熟读《红楼梦》的，而不大有熟读《金瓶梅》的？但看今日销路广的小说，家传
户诵的也不是“香艳热情”的，而是那温婉，感伤，小市民道德的爱情故事。所以秽亵不秽
亵这一层倒是不成问题的。
低级趣味不得与色情趣味混作一谈，可是在广大的人群中，低级趣味的存在是不可否论
的事实。文章是写给大家看的，单靠一两个知音，你看我的，我看你的，究竟不行。要争取
众多的读者，就得注意到群众兴趣范围的限制。
作者们感到曲高和寡的苦闷，有意地去迎合低级趣味。存心迎合低级趣味的人，多半是
自处甚高，不把读者看在眼里，这就种下了失败的根。既不相信他们那一套，又要利用他们
那一套为号召，结果是有他们的浅薄而没有他们的真挚。读者们不是傻子，很快地就觉得了
。
要低级趣味，非得从里面打出来。我们不必把人我之间划上这么清楚的界限。我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