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文集第5卷-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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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又嫌日子过得太快了，突然长高了一大截子，新做的外国衣服，葱绿织锦的，一
次也没有上身，已经不能穿了。以后一想到那件衣服便伤心，认为是终身的遗憾。
有一个时期在继母统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袍
，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
——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一大半是因为自惭形秽，中学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
中学毕业后跟着母亲过。我母亲提出了很公允的办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
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我到香港去读大学，
后来得了两个奖学金，为我母亲省下了一点钱，觉得我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随心所欲地做了
些衣服，至今也还沉溺其中。
色泽的调和，中国人新从西洋学到了“对照”与“和谐”两条规矩——用粗浅的看法，
对照便是红与绿，和谐便是绿与绿。殊不知两种不同的绿，其冲突倾轧是非常显著的；两种
绿越是只推扳一点点，看了越使人不安。红绿对照，有一种可喜的刺激性。可是太直率的对
照，大红大绿，就像圣诞树似的，缺少回味。中国人从前也注重明朗的对照。有两句儿歌：
“红配绿，看不足；红配紫，一泡屎。”《金瓶梅》里，家人媳妇宋惠莲穿着大红袄，借了
条紫裙子穿着；西门庆看着不顺眼，开箱子找了一匹蓝绸与她做裙子。
现代的中国人往往说从前的人不懂得配颜色。古人的对照不是绝对的，而是参差的对照
，譬如说：宝蓝配苹果绿，松花色配大红，葱绿配桃红。我们已经忘记了从前所知道的。
过去的那种婉妙复杂的调和，惟有在日本衣料里可以找到。所以我喜欢到虹口去买东西
，就可惜他们的衣料都像古画似的卷成圆柱形，不能随便参观，非得让店伙一卷一卷慢慢地
打开来。把整个的店铺搅得稀乱而结果什么都不买，是很难为情的事。
和服的裁制极其繁复，衣料上宽绰些的图案往往被埋没了，倒是做了线条简单的中国旗
袍，予人的印象较为明晰。
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图画。买回家来，没交给裁缝之前我常常几次三番拿出来鉴赏
：棕榈树的叶子半掩着缅甸的小庙，雨纷纷的，在红棕色的热带；初夏的池塘，水上结了一
层绿膜，飘着浮萍和断梗的紫的白的丁香，仿佛应当填入“哀江南”的小令里；还有一件，
题材是“雨中花”，白底子上，阴戚的紫色的大花，水滴滴的。
看到了而没买成的我也记得。有一种橄榄绿的暗色绸，上面掠过大的黑影，满蓄着风雷
。还有一种丝质的日本料子，淡湖色，闪着木纹，水纹；每隔一段路，水上飘着两朵茶碗大
的梅花，铁画银钩，像中世纪礼拜堂里的五彩玻璃窗画，红玻璃上嵌着沉重的铁质沿边。
市面上最普遍的是各种叫不出名字来的颜色，青不青，灰不灰，黄不黄，只能做背景的
，那都是中立色，又叫保护色，又叫文明色，又叫混合色。混合色里面也有秘艳可爱的，照
在身上像另一个宇宙里的太阳。但是我总觉得还不够，还不够，像Ｖａｎ Ｇｏｇｈ画图，
画到法国南部烈日下的向日葵，总嫌着色不够强烈，把颜色大量地堆上去，高高凸了起来，
油画变了浮雕。
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这样地生活在自制的
戏剧气氛里，岂不是成了“套中人”了么？（契诃夫的《套中人》，永远穿着雨衣，打着伞
，严严地遮住他自己，连他的表也有表袋，什么都有个套子。）
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
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
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
有天晚上，在月亮底下，我和一个同学在宿舍的走廊上散步，我十二岁，她比我大几岁
。她说：“我是同你很好的，可是不知道你怎样。”因为有月亮，因为我生来是一个写小说
的人，我郑重地低低说道：“我是除了我的母亲，就只有你了。”她当时很感动，连我
也被自己感动了。
还有一件事也使我不安，那更早了，我五岁，我母亲那时候不在中国。我父亲的姨太太
是一个年纪比他大的妓女，名唤老八，苍白的瓜子脸，垂着长长的前留海。她替我做了顶时
髦的雪青丝绒的短袄长裙，向我说：“看我待你多好！你母亲给你们做衣服，总是拿旧的东
拼西改，哪儿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你母亲？”我说：“喜欢你。”因为这
次并没有说谎，想起来更觉耿耿于心了。
吃
小时候常常梦见吃云片糕，吃着吃着，薄薄的糕变成了纸，除了涩，还感到一种难堪的
怅惘。
一直喜欢吃牛奶的泡沫，喝牛奶的时候设法先把碗边的小白珠子吞下去。
《红楼梦》上，贾母问薛宝钗爱听何戏，爱吃何物。宝钗深知老年人喜看热闹戏文，爱
吃甜烂之物，便都拣贾母喜欢的说了。我和老年人一样地爱吃甜的烂的。一切脆薄爽口的，
如腌菜，酱萝卜，蛤蟆酥，都不喜欢，瓜子也不会嗑，细致些的菜如鱼虾完全不会吃，是一
个最安份的“肉食者”。
上海所谓“牛肉庄”是可爱的地方，雪白干净，瓷砖墙上丁字式贴着“汤肉××元，腓
利××元”的深桃红纸条。屋顶上，球形的大白灯上罩着防空的黑布套，衬着大红里子，明
朗得很。白外套的伙计们个个都是红润肥胖，笑嘻嘻的，一只脚踏着板凳，立着看小报。他
们的茄子特别大，他们的洋葱特别香，他们的猪特别的该杀。门口停着塌车，运了两口猪进
来，齐齐整整，尚未开剥，嘴尖有些血渍，肚腹掀开一线，露出大红里子。不知道为什么，
看了绝无丝毫不愉快的感觉，一切都是再应当也没有，再合法，再合式也没有。我很愿意在
牛肉庄上找个事，坐在计算机前面专管收钱。那里是空气清新的精神疗养院。凡事想得太多
了是不行的。
上 大 人
坐在电车上，抬头看面前立着的人，尽多相貌堂堂，仪表非俗的，可是鼻孔里很少是干
净的。所以有这句话：“没有谁能够在他的底下人眼前充英雄。”
弟 弟
我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点都不。从小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
长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长辈就爱问他：“你把眼睫毛借给我好不好
？
明天就还你。”然而他总是一口回绝了。有一次，大家说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问道
：“有我好看么？”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虚荣心。
他妒忌我画的图，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
受的压迫。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
做。
一同玩的时候，总是我出主意。我们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我叫月红，
他叫杏红，我使一口宝剑，他使两只铜锤，还有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
昏，金大妈在公众的厨房里咚咚切菜，大家饱餐战饭，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路上
偶尔杀两头老虎，劫得老虎蛋，那是巴斗大的锦毛s聽，剖开来像白煮鸡蛋，可是蛋黄是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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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后母之后，我住读的时候多，难得回家，也不知道我弟弟过的是何等样的生活。有
一次放假，看见他，吃了一惊。他变得高而瘦，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租了许多连环
图画来看。我自己那时候正在读穆时英的《南北极》与巴金的《灭亡》，认为他的口胃大有
纠正的必要，然而他只晃一晃就不见了。大家纷纷告诉我他的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
我比谁都气愤，附和着众人，如此激烈地诋毁他，他们反而倒过来劝我了。
后来，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我父亲打了他一个嘴巴子。我大大地一震，把饭碗挡
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我后母笑了起来道：“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
，你倒哭了！”我丢下了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去，闩上了门，无声地抽咽着。我立在镜子前
面，看我自己的掣动的脸，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
仇。有一天我要报仇。”
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回去了。我弟弟在阳台
上踢球。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
悲哀。
（一九四四年五月）
造 人
我一向是对于年纪大一点的人感到亲切，对于和自己差不多岁数的人稍微有点看不起，
对于小孩则是尊重与恐惧，完全敬而远之。倒不是因为“后生可畏”。多半他们长大成人之
后也都是很平凡的，还不如我们这一代也说不定。
小孩是从生命的泉源里分出来的一点新的力量，所以可敬，可怖。
小孩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糊涂。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为人。
我记得很清楚，小时候怎样渴望把我所知道的全部吐露出来，把长辈们大大地吓唬一下。
青年的特点是善忘，才过了儿童时代便把儿童心理忘得干干净净，直到老年，又渐渐和
儿童接近起来，中间隔了一个时期，俗障最深，与孩子们完全失去接触——刚巧这便是生孩
子的时候。
无怪生孩子的可以生了又生。他们把小孩看做有趣的小傻子，可笑又可爱的累赘。他们
不觉得孩子的眼睛的可怕——那么认真的眼睛，像末日审判的时候，天使的眼睛。
凭空制造出这样一双眼睛，这样的有评判力的脑子，这样的身体，知道最细致的痛苦也
知道快乐，凭空制造了一个人，然后半饥半饱半明半昧地养大他造人是危险的工作。
做父母的不是上帝而被迫处于神的地位。即使你慎重从事，生孩子以前把一切都给他筹
备好了，还保不定他会成为何等样的人物。若是他还没下地之前，一切的环境就是于他不利
的，那他是绝少成功的机会——注定了。
当然哪，环境越艰难，越显出父母之爱的伟大。父母子女之间，处处需要牺牲，因而养
成了克己的美德。
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
具有的——我们似乎不能引以自傲。本能的仁爱只是兽性的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并不在
此。人之所以为人，全在乎高一等的知觉，高一等的理解力。此种论调或者会被认为过于理
智化，过于冷淡，总之，缺乏“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