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文集第5卷-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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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
像代乳粉的广告。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
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
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
功勋’的‘勋’，不是‘薰风’的‘薰’。”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用骈
散并行的阳湖派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
，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到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去
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
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
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
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己依旧保留着亲切感。更明
显地表示那种态度的有一副对联，是我在电车上看见的，用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字来：
“公婆有理，男女平权。”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他们去罢！各有各的理
。“男女平等”，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罢！——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种满脸油汗
的微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
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摸鱼，然而，
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
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
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
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
话里去！”在“白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
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
《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
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
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一九四三年八月）
洋人看京戏及其他
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看看中国的一切，也不失为一桩有意味的事。头上搭了竹竿，晾
着小孩的开裆裤；柜台上的玻璃缸中盛着“参须露酒”；这一家的扩音机里唱着梅兰芳；那
一家的无线电里卖着癞疥疮药；走到“太白遗风”的招牌底下打点料酒——这都是中国，纷
纭，刺眼，神秘，滑稽。多数的年青人爱中国而不知道他们所爱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无
条件的爱是可钦佩的——唯一的危险就是：迟早理想要撞着了现实，每每使他们倒抽一口凉
气，把心渐渐冷了。我们不幸生活于中国人之间，比不得华侨，可以一辈子安全地隔着适当
的距离崇拜着神圣的祖国。那么，索性看个仔细罢！
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观光一番罢。有了惊讶与眩异，才有明掺，才有靠得住的爱。
为什么我三句离不了京戏呢？因为我对于京戏是个感到浓厚兴趣的外行。对于人生，谁
都是个一知半解的外行罢？我单拣了京戏来说，就为了这适当的态度。
登台票过戏的内行仕女们，听见说你喜欢京戏，总是微微一笑道：“京戏这东西，复杂
得很呀。就连几件行头，那些个讲究，就够你研究一辈子。”可不是，演员穿错了衣服，我
也不懂；唱走了腔，我也不懂。我只知道坐在第一排看武打，欣赏那青罗战袍，飘开来，露
出红里子，玉色裤管里露出玫瑰紫里子，踢蹬得满台灰尘飞扬；还有那惨烈紧张的一长串的
拍板声——用以代表更深夜静，或是吃力的思索，或是猛省后的一身冷汗，没有比这更好的
音响效果了。
外行的意见是可珍贵的，要不然，为什么美国的新闻记者访问名人的时候总拣些不相干
的题目来讨论呢？譬如说，见了谋杀案的女主角，问她对于世界大局是否乐观；见了拳击冠
军，问他是否赞成莎士比亚的脚本改编时装剧。当然是为了噱头，读者们哈哈笑了，想着：
“我比他懂的多。名人原来也有不如人的地方！”一半却也是因为门外汉的议论比较新鲜戆
拙，不无可取之点。
然而为了避重就轻，还是先谈谈话剧里的平剧罢。《秋海棠》一剧风靡了全上海，不能
不归功于故事里京戏气氛的浓。
紧跟着“秋海棠”空前的成功，同时有五六出话剧以平剧的穿插为号召。中国的写实派
新戏剧自从它的产生到如今，始终是站在平剧的对面的，可是第一出深入民间的话剧之所以
得人心，却是借重了平剧——这现象委实使人吃惊。
为什么京戏在中国是这样的根深蒂固与普及，虽然它的艺术价值并不是毫无问题的？
《秋海棠》里最动人的一句话是京戏的唱词，而京戏又是引用的鼓儿词：“酒逢知己千
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烂熟的口头禅，可是经落魄的秋海棠这么一回味，凭空添上了无
限的苍凉感慨。中国人向来喜欢引经据典。美丽的，精辟的断句，两千年前的老笑话，混在
日常谈吐里自由使用着。这些看不见的纤维，组成了我们活生生的过去。传统的本身增强了
力量，因为它不停地被引用到新的人，新的事物与局面上。但凡有一句适当的成语可用，中
国人是不肯直接地说话的。而仔细想起来，几乎每一种可能的情形都有一句合适的成语来相
配。替人家写篇序就是“佛头着粪”，写篇跋就是“狗尾续貂”。我国近年来流传的隽语，
百分之九十就是成语的巧妙的运用。无怪乎中国学生攻读外国文的时候，人手一编“俗谚集
”，以为只要把那些断句合文法地连缀起来，便是好文章了。
只有在中国，历史仍于日常生活中维持着活跃的演出（历史在这里是笼统地代表着公众
的回忆）。假使我们从这个观点去检讨我们的口头禅，京戏和今日社会的关系也就带着口头
禅的性质。
最流行的几十出京戏，每一出都供给了我们一个没有时间性质的，标准的形势——丈人
嫌贫爱富，子弟不上进，家族之爱与性爱的冲突——“得意缘”，“龙凤呈祥”，“四郎探
母”都可以归入最后的例子，有力地证实了“女性外向”那句话。
《红鬃烈马》无微不至地描写了男性的自私。薛平贵致力于他的事业十八年，泰然地将
他的夫人搁在寒窑里像冰箱里的一尾鱼。有这么一天，他突然不放心起来，星夜赶回家去。
她的一生的最美好的年光已经被贫穷与一个社会叛徒的寂寞给作践完了，然而他以为团
圆的快乐足够抵偿了以前的一切。
他不给她设身处地想一想——他封了她做皇后，在代战公主的领土里做皇后！在一个年
轻的，当权的妾的手里讨生活！难怪她封了皇后之后十八天就死了——她没这福分。可是薛
平贵虽对女人不甚体谅，依旧被写成一个好人。京戏的可爱就在这种浑朴含蓄处。
《玉堂春》代表中国流行着的无数的关于有德性的妓女的故事。良善的妓女是多数人的
理想夫人。既然她仗着她的容貌来谋生，可见她一定是美的，美之外又加上了道德。现代的
中国人放弃了许多积习相沿的理想，这却是一个例外。不久以前有一张影片“香闺风云”，
为了节省广告篇幅，报上除了片名之外，只有一行触目的介绍：“贞烈向导女。”
《乌盆计》叙说一个被谋杀了的鬼魂被幽禁在一只用作便桶的乌盆里。西方人绝对不能
了解，怎么这种污秽可笑的，提也不能提的事竟与崇高的悲剧成份搀杂在一起——除非编戏
的与看戏的全都属于一个不懂幽默的民族。那是因为中国人对于生理作用向抱爽直态度，没
有什么不健康的忌讳，所以乌盆里的灵魂所受的苦难，中国人对之只有恐怖，没有憎嫌与嘲
讪。
“姐儿爱俏”每每过于“爱钞”，于是花钱的大爷在“乌龙院”里饱尝了单恋的痛苦。
剧作者最可悲的便是他没话找话说的那一段：
生：“手拿何物？”
旦：“你的帽子。”
生：“嗳，分明是一只鞋，怎么是帽儿呢？”
旦：“知道你还问！”
逸出平剧范围之外的有近于杂耍性质的“纺棉花”，流行的“新纺棉花”只是全剧中抽
出的一幕。原来的故事叙的是因奸致杀的罪案，从这阴惨的题材里我们抽出来这轰动一时的
喜剧。中国人的幽默是无情的。
“新纺棉花”之叫座固然是为了时装登台，同时也因为主角任意唱两支南腔北调的时候
，观众偶然也可以插嘴进来点戏，台上台下打成一片，愉快的，非正式的空气近于学校里的
游艺余兴。京戏的规矩重，难得这么放纵一下，便招得举国若狂。
中国人喜欢法律，也喜欢犯法。所谓犯法，倒不一定是杀人越货，而是小小的越轨举动
，妙在无目的。路旁竖着“靠右走”的木牌，偏要走到左边去。“纺棉花”的犯规就是一本
这种精神，它并不是对于平剧的基本制度的反抗，只是把人所共仰的金科玉律佻亻达地轻轻
推搡一下——这一类的反对其实即是承认。
中国人每每哄骗自己说他们是邪恶的——从这种假设中他们得到莫大的快乐。路上的行
人追赶电车，车上很拥挤，他看情形它是不肯停了，便恶狠狠地叫道：“不准停！叫你别停
，你敢停么？”——它果然没停。他笑了。
据说全世界惟有中国人骂起人来是有条有理，合逻辑的。
英国人不信地狱之存在也还咒人“下地狱”，又如他们最毒的一个字是“血淋淋的”，
骂人“血淋淋的驴子”，除了说人傻，也没有多大意义，不过取其音调激楚，聊以出气罢了
。中国人却说：“你敢骂我？你不认识你爸爸？”暗示他与对方的母亲有过交情，这便给予
他精神上的满足。
《纺棉花》成功了，因为它是迎合这种吃豆腐嗜好的第一出戏。张三盘问他的妻，谁是
她的恋人。她向观众指了一指，他便向台下作揖谢道：“我出门的时候，内人多蒙照顾。”
于是观众深深感动了。
我们分析平剧的内容，也许会诧异，中国并不是尚武的国家，何以武戏占绝对多数？单
只根据三国志演义的那一串，为数就可观了。最迅疾的变化是在战场上，因此在战争中我们
最容易看得出一个人的个性与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