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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

张爱玲文集第5卷-第74章

小说: 张爱玲文集第5卷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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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文学与艺术。他们滋滋有味地品尝诗词佳句,西洋华章。他们并坐看《诗经》,闻佳句而
举座皆喜;黄昏看晚景,谈时局而惜良辰。两人在谈完古诗篇章后,照样喜孜孜地去西洋糕
店铺实在地品尝点心,具体地生活着。
  这样的短暂相处,确实曾经激发过张爱玲的想象力。在两人相处言谈的日子里,张爱玲
论事论物,皆有回春妙语,精奇譬喻。有一回,胡兰成想要形容张爱玲行坐走路,总是没有
好句。张爱玲代他道:“《金瓶梅》里写孟玉楼,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胡
兰成说“淹然”两字好,要张爱玲细说,张爱玲又道:“有人虽见怎样的好东西亦滴水不入
,有人却像丝棉蘸了胭脂,即刻渗开得一塌糊涂。”又有一回,两人谈到张爱玲的文坛好友
苏青,张爱玲又做了形容:“苏青的美是一个俊字,有人说她世俗,其实她俊俏,她的市俗
也好,她的脸好像喜事人家新蒸的雪白馒头上,上面点有胭脂。”
  由于当时抗战节节胜利,沦陷区的上海眼看可见收复,为汪精卫政府做事的胡兰成预感
到末日将至,便对张爱玲说:“我必定逃得过,惟头两年里要改姓换名,将来与你虽隔了银
河亦必定我得见。”张爱玲又说:“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
在牵你招你。”
  后因时局发展,胡兰成到武汉,创办《大楚报》并撰社论,还拟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创立
“大楚国”,但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很快投降,没有办成,而成为文化汉奸,政府通缉的战犯
。在此期间,他曾与一医院护士周氏女子往来频繁,关系暧昧。此为一个契机,在张爱玲与
胡兰成之间存下小隙。
  一九四五年,日本侵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胡兰成成为政府通缉的
要犯,改名为张嘉仪,逃避于杭州、温州一带,每日以闲适度日。张爱玲曾来温州探望胡兰
成。胡兰成对此也略有不快。胡兰成在张爱玲住温州期间,常携已在温州同居的女子范秀美
前去探望爱玲。张爱玲在温州期间,胡兰成也并不掩饰他与范秀美之亲近,只因爱玲心事正
大,从不往小处想,故尔也没发觉。这次张爱玲是想与胡兰成谈他与武汉小周的事情。她提
出要胡兰成在她与小周之间有个选择,胡兰成不允,在此时,他仍旧想保持他的名士风度,
想要别致地平两地之情,身拥秀美,做三方元首。而张爱玲却第一次责问他:“你与我结婚
时,婚帖上写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胡兰成言他与小周相见无期。张爱玲因叹道:“
你是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
萎谢了。”
  后来,胡兰成也回上海看望过爱玲。但从此两人便有了口角。最初仍是为武汉的小周,
后来胡兰成又告之了范秀美之事,张爱玲伤心之极,与胡兰成语言成牾,轻易不肯流泪的她
也为此伤心落泪。送走胡兰成又几月,张爱玲给胡兰成去一信,曰:“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
  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
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了的。”信中“小吉”是“小劫”的意思,由此可
见张爱玲在这种时候仍重夫妻情份。从此便了结了一段奇世姻缘。不久后,胡兰成与范秀美
结婚。后又逃亡日本,在日本撰写回忆录《今生今世》,又在日本与大汉奸胡世宝的遗孀余
爱珍结婚。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一段婚姻,恰发生于国土沦陷的乱世。
  正如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婚姻,是成就于一个城市的毁灭一样。张胡之恋
,亦如乱世佳人般虽透着奇迹般的传奇性,但终会因其根基的沙砾之散而不能长久。所以,
一旦天下太平,这样的奇世姻缘也随之瓦解,只留下一段不够醒目的“传奇”。人们对张爱
玲的政治态度,也常常追究于这一段婚史,这当然是个人感情的私事。但在平时的活动中,
张爱玲还是守住了一条界线,一九四五年当“第三届大东亚文学会议”在报纸上登出张爱玲
的名单后,很少受舆论影响的张爱玲也特此登报声明:“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
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
,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
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这段文字足以见出张爱玲对此事的郑重其事。这说明,她对自己参加的活动具有什么性
质是清醒的,在她心中,是守住了一条是非界线,在这一点上,她不同于胡兰成,不能因为
她与胡兰成的一段婚姻而将她等同于胡兰成。她不过用自己的方式来对待政治。
第三章 苍凉的美丽
  自一九四五年以后,张爱玲虽还有新作出现,但已不像前两年如喷泉般文思畅涌。“内
外交困的精神综合症,感情的悲剧,创作繁荣陡地萎缩,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现,就像放电影
断了片。”但这一时期,张爱玲仍旧写了不少作品,主要小说创作是《留情》(一九四五年
二月)、《鸿鸾禧》(一九四五年)、《华丽缘》(一九四七年四月)、《多少恨》(一九
四七年)、《相见欢》《浮花浪蕊》(一九五○年),还曾用梁京的笔名在上海《亦报》连
载了长篇小说《十八春》。这些小说的技巧更见圆熟,小说内容虽然亦是一样的男欢女爱的
残缺的爱情故事,但从中可见小说人物的传奇色彩正逐渐减弱,而笃实、平稳的人生一面更
加突出。《十八春》这部长篇小说,虽然亦写的一个令常人难以接受的姐姐合同姐夫陷害妹
妹的传奇故事,但人物内心活动的幽怨与沉静,在生活绝望处的身毁心不毁,都或多或少地
染上一些作者愈加成熟世故的色彩,人生在张爱玲的笔下愈发见其直突,以至小说一经连载
便引起一阵轰动,有个跟曼桢同样遭遇的女子,从报社探悉出张爱玲的地址,竟寻到她的公
寓里来,倚门大哭,使张爱玲感到手足无措。幸好那时她跟姑妈一起住,姑姑下楼去,好容
易将其劝离。从技巧上看,这一时期的小说不如前二年走红时的小说机俏、华丽,但笔锋更
显成熟老道。这与初时张爱玲下笔处所见到的“狂喜”有所不同。张爱玲曾说,她写作时,
非常高兴,写完以后简直是“狂喜!”确实如此,在张爱玲的初期作品里,字里行间皆可见
出作者用词的聪慧的欢喜。
  每每在文章中,便能见出作者用笔时的愉悦与喜气,丝毫不见沾滞。而本时期的作品,
这种欢喜已过,苍凉而廓大的人生背景已不是带喜气的词汇所能描摹的。她只是随着笔锋的
游走,活现出人生背景上挣扎着的平凡魂灵。
  除此外,这一时期她还写了电影剧本。一九四五年初,张爱玲将中篇小说《倾城之恋》
改编成话剧,在上海公演,颇受观众欢迎。此后抗战胜利,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张爱
玲与胡兰成的婚姻破裂,处于转型期的张爱玲,又写了《不了情》、《南北和》、《太太万
岁》等电影剧本。新中国成立以后,除长篇小说《十八春》和中篇小说《小艾》问世并染有
一定的时代气息,略着亮色,张爱玲在大陆再无新作问世。
  一九五○年七月,张爱玲参加了上海市的第一届文代会。
  这是夏衍同志的邀请。老作家夏衍是张爱玲小说的读者之一,抗战结束后,夏衍从重庆
回到上海。一九四九年以后,又是上海文艺界的一号人物,出于爱才,夏衍曾准备邀请张爱
玲做编剧,但因张爱玲较为复杂的名声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张爱玲,张爱玲已远走香港,成为
后话。张爱玲出席上海第一届文代会时,衣着典雅、神色沉静,仍旧不爱与人交谈。她坐在
会场的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有一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沧桑感。一
九五二年,张爱玲写信到香港大学,问是否可以继续读完因战争中断的大学,香港大学来信
言可。于是,张爱玲离开上海到香港。夏衍听到此消息是一片惋惜之情,却不置一词。至此
,张爱玲在人生的旅程上,完成了她的大陆生涯,留下传世精品《传奇》与《流言》,并一
段短暂姻缘,又开始了她的旅外生涯。对于四十年代“横空出世”的张爱玲来说,她的创作
高峰仅有两年,精品也仅有几部。由于她的别才别趣,又没有要成就大业的雄心,又由于现
代文学较丰富的文学内容,还由于解放后的种种运动都使文学与政治紧密联系,张爱玲在现
代文学史上如同流星划过,不曾在大陆得到过更高的重视。以至到目前,即使是对现代文学
史很有研究的学者们,其中也有不少人仍认为张爱玲仅是一个三流作家。从政治倾向上来看
张爱玲,她是入不了“流”的。如柯灵所曾经替她安排过,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主流是
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主流是阶级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主流是抗战文学,除
此以外,皆不能入流。扳着手指算算,偌大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是上海
沦陷,才给了她机会。让她大显身手地肆意挥洒对文学的狂喜的享用。这享用也未必不是一
种对文化遗产的享用和对廓大人生的享用。于是,种种原因,张爱玲的文学生涯只有辉煌的
两年鼎盛期,亦是命中注定。但对张爱玲在文学上的功过得失的评价,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
,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是时间问题,历史终会做出结论。
  自一九五二年张爱玲到香港后,先是供职于美国新闻署的香港办事机构。之后,奉命为
《今日世界》杂志写了两部长篇小说:《秧歌》、《赤地之恋》。这是两部思想倾向十分偏
激的反共作品。
  《秧歌》写的是农村题材。一个在上海帮工的女工月香,回到农村的所见所闻,皆与事
实不符。“土改”后的农民们,虽然拥有地契而喜悦,但仍然不能维持温饱。以至被逼给军
属交钱拜年,而闹成夫妻争死,放火烧仓的悲剧。很显然,这种题材不仅是张爱玲所陌生的
,从根本上也是捏造与歪曲的。
  离开了真实性的“传奇”,除了虚假和苍白,是没有艺术生命力的。《赤地之恋》亦如
《秧歌》般是出自思想意识的片面而命题作文的。小说写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几件大事,从“
土改”、“三反”直至“抗美援朝”,而这三次重大运动,在张爱玲的笔下,皆为“出卖”
农民,“出卖”学生和知识分子,“出卖”基层干部的幕幕骗局。对于这种政治倾向性的小
说,张爱玲显然是捉襟见肘,她仅是体习了一下旧艺,结果连自己也给予了很低的评价。张
爱玲的解释是《赤地之恋》是在授权的情形下写成的,所以非常不满意,因为故事大纲已经
固定了,还有什么地方可供作者发挥的呢?《秧歌》和《赤地之恋》的致命伤在于虚伪,描
写的人、事、情、景全是凭空捏造,因此,便无艺术可言。所以,张爱玲应召而作的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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