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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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会议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又一纲领性文件。十六条对运动的任务、对象、动力、方法和领导等一系列根本问题都作出了错误的规定。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六条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所谓“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认定青少年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还规定：“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方法。”要充分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这些规定是五一六通知的进一步具体化。这就决定了这场运动是不要各级党组织领导的自下而上的“大民主”运动，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一场内乱。
8月12日，全会根据毛泽东突然提出的意见和候选人名单，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增加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刘少奇的名次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名列第二位，实际上处在了毛泽东的接班人的位置。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主席和副主席，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原来的副主席职务，从此以后即不再提及。会后不久，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这些组织人事的变动，正如毛泽东在闭幕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其目的是为了“保证中央这个决议及公报的实行”。这次中央全会在党内完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法定程序。全会调整的党中央领导机构并没有正常运转，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的很大部分权力逐渐实际上被中央文革小组所掌握。
这次全会成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又一重要标志。
3红卫兵运动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泽东点燃“文化大革命”之火的一个重大措施，就是支持青年学生，让他们成为到全国各地去“煽文化大革命之风，点文化大革命之火”的急先锋。
早在6月初，北京的一些中学就出现了红卫兵组织。为了取得党的领袖的支持，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并送上他们写的《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两张大字报。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热烈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兴起。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师生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使红卫兵运动和大串连走向高潮。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八次在北京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师生和红卫兵1100多万。随同毛泽东接见的林彪多次代表中央发表煽动性讲话，号召造反。在中央文革小组煽起的所谓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狂热下，大批红卫兵冲向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冲向社会，对他们所认定属于“封、资、修”的事物进行大破坏。由于“黑帮”、“牛鬼蛇神”、“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等概念本无确定含义等原因，所以普遍发生了乱揪乱斗的现象，并造成了群众之间“革”与“保”的纠葛和纷争。这是造成全国动乱的重要原因。
10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意见，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同日，中共中央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国。这是“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公开号召。从此，除野战部队以外，全国各级党委都陷于瘫痪或基本瘫痪状态，基层党组织停止了活动，党员停止了组织生活。
“文化大革命”种种混淆是非、混淆敌我的错误做法，引起了广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不满和不同程度的抵制。为了解决所谓“阻力”问题，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陈伯达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他肆意颠倒是非，把党在工作中派工作组的办法和广大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斥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这个会上也大肆鼓吹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谬论，并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说什么“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会后，全国掀起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煽动下，“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泛滥成灾，“横扫”、“火烧”、“罢官”之风刮遍全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被列为“第三号最大的走资派”而打倒，彭德怀被监禁，贺龙遭到残酷迫害。12月，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干预下，中央制定了供工厂试行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供农村试行的《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要求进一步把运动扩展到工厂农村，这是造成全国动乱的又一重要原因。至此，“文化大革命”被全面发动起来了，社会陷于动乱之中。
4全面夺取，全国大动乱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根据毛泽东1966年12月25日在一次会议上的谈话内容，提出1967年“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从此，“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
由于上海在政治经济上所处的重要地位，江青一伙对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十分重视。在他们的策划下，致使上海市委瘫痪和社会生活极度混乱。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身份从北京回到上海，紧急策划夺权。4日、5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先后被造反派夺权。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和指挥下，以王洪文为头目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等32个造反派组织，于6日召开“打倒市委大会”，批判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市人委的主要负责人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等，并将全市八百名局级以上干部揪到会场陪斗。这次大会后，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2月5日，正式成立了新的权力机构——上海人民公社，由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等任副主任。这样，上海的党政大权就被张春桥一伙篡夺了。这就是当时所谓的“一月革命”。毛泽东支持了这一夺权事件，肯定了上海的“一月革命”，把它看作贯彻“文化大革命”方针，彻底改组各级领导的有效方式，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实际上发出了在全国全面夺权的号召。《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也相继发表社论，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这样，由上海开始的夺权行动迅速发展到全国。
在“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北京、青海、内蒙古、天津等省、市、自治区先后被“造反派”夺权。甚至国务院的各部门也发生了夺权。在夺权过程中，一大批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打倒并受到迫害，群众组织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和派性斗争，许多地区发生严重的武斗事件，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极大损失，全国处于大动乱之中。为了稳定局势，中央发布一系列通知、指示，要求学校师生停止大串连，复课闹革命；要求厂矿企业、农村生产队坚持业余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要求维护铁路、港口、交通运输秩序，保护电台、银行、仓库、监狱等。毛泽东决定派当时唯一保持组织系统并具有强大战斗力的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但是，这些规定、措施很少收到实效。在“权”这个根本问题上，许多造反派寸土不让，争夺激烈。支左部队介入后，很难避免支持这一派或那一派，于是在造反派组织同支左部队之间也发生许多纠纷和冲突。不少地方出现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并酿成流血惨案的事件。
这样的严重局势，引起了新中国开国元勋们的担心和忧虑。在1967年1、2月间的中央军委会议上和在2月11、16日周恩来主持的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上，政治局委员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和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同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进行了严正的斗争。斗争围绕着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应不应该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进行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立即向江青汇报，并于16日晚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由江青安排，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对于批评“文化大革命”十分不满，于2月18日夜，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从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叶群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对提意见的老同志进行围攻和批判，周恩来也受到责难。同时，他们借机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
老一辈革命家的二月抗争被压下去之后，无政府主义的狂潮更加高潮。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林彪、江青一伙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制造了一系列恶性事件。在康生的诬陷下，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把1936年薄一波等人经刘少奇请示中央批准决定出狱一事，错定为“自首叛变”，并说这是一个“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的所谓“叛徒集团”。这样，全国刮起了“揪叛徒”的恶风，矛头直指刘少奇，诬蔑他是“叛徒集团的头子”。许多过去曾在白区工作过的老同志，被诬为叛徒，惨遭迫害。与此同时，江青一伙加紧了对刘少奇的迫害活动。江青直接控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伙同康生、谢富治，采取刑讯逼供的办法，制造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伪证。7月，江青、康生、陈伯达等趁毛泽东离京外出之机，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并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于7月18日在中南海组织召开“批判刘少奇大会”，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进行批判，并对刘少奇实行抄家和人身迫害。7、8月间，康生、谢富治、戚本禹等煽动组织“揪刘火线”，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江青还丧心病狂地利用早已查清的国民党在1932年2月伪造的所谓“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