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月对话-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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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他走后我感受得很直接。因为他从那么遥远的地方带回来的信息跟我在国内听到的差不多。我们中国进步太快了，有很多我们的理念呀，评判的标准呀，真是大同小异。
记者：跟儿子在一起共同的话题是什么？
陈宝国：音乐，但是他喜欢摇滚、现代的音乐。他在学校里自组了两个乐队，很专业的那种；我则喜欢古典音乐。所以他买的碟我不听，我的他也不听。他对英国甲壳虫乐队崇拜的不得了，他们的名曲他都可以弹出来、唱出来，后来我也试着听一下，还真挺好听的。（你在家经常听音乐？）我曾经对此发烧过一段，好多年啦。（对硬件发烧还是对软件发烧？）我全方位的，后来一看达到不了，这玩意太要钱，耳朵越听越高级，无止境的，就一下子刹住了。虽然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听了，仍然不失一个爱好。
后记：
背面
问陈宝国儿子在国外这么多年，是否被“洋化”了很多。他斩钉截铁道“没有，他骨子里还是很中国、很传统的，我希望他别丢了这些种东西。就像中国的饮食文化，任何一个民族都同化不了。”谈到家庭、生活问题，陈宝国几次申明，他不喜欢讲这些，他希望保有一个完全私人化的空间。他笑言“神秘一点好！”但他承认，他这次跟我讲的有点多，有悖于他一向的做人原则——少说多做，踏踏实实演戏。
第四部分：男人四十陈道明 婚姻之道理不明
能争取到面对陈道明的机会，颇费了一番周折。在约定的地点，我刻意先他而到。墨镜、棒球帽、一身运动装束的陈道明准时出现。握手、寒暄，座位由无烟区移到吸烟区。
点着烟，陈道明拿过我的采访提纲看。几分钟的沉默。末了，他淡淡一笑，坦言道：“你提纲里三分之二的问题都废了。因为我不是婚姻专家，所以你提出的有关婚姻的问题我不能以偏概全，也不能以点带面来回答。剧中宋建平和林晓风的婚姻，只是在某个情节和段落上有一定的代表性而已，没有所谓的绝对值。另外，我一向不愿意谈及家庭话题，不要想以《中国式离婚》为突破口打开我们家的‘防盗门’。”
没想到，采访还未开始，陈道明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心里有一点波动，但我脸上的表情尽量平静。
“我觉得咱们放弃提纲，放弃理性，你尽可以提出问题，我努力回答；要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好说，没有意思，我也会选择不回答。”陈道明随即提出这个建议。
事已至此，只能接招。见招拆招。
采访的话题于是由陈道明引出。
“我的片酬经常打折”
陈道明：我觉得现在媒体和演员的关系成了职业的勾连关系，少了一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缺少人性化的沟通，所以造成了很多误区。演员和媒体的关系应该是相濡以沫、唇齿相依。没有媒体就没有演员，没有演员也就没有媒体的存活，尤其是娱乐新闻这一块。没有罪犯哪来的警察啊？但是千万不能说是警察逮小偷，现在的媒体就有点这个意思，惟恐天下不乱，演员也恐怕自己不乱。所以我一向信奉少说废话，我不喜欢做表面文章。这个职业给演员带来太多名利，但一定要学会放弃。当满天下都是你了，这时你离倒霉就不远了。
记者：我觉得你不应该过于回避媒体，通常被媒体伤过的人，才会对媒体有一种本能的抗拒。而大多数的媒体是很善待你的。
陈道明：我不是以这种事件性事实来说话的，而是从我的职业和媒体应该是什么样的良性关系来考虑的。不是说没被伤害或是记者老写我的吹捧文章，我就得经常亮相。我和媒体天天聊天都行，但是我不能和老百姓天天聊天，那就会招人烦了。洋洋洒洒地说一些重复的话，不可能有什么新鲜东西了。我没有那么高的造诣和水平，能对“离婚”的话题说出八个样来，现在媒体关注点的角度大体相同。
记者：你几乎很少让媒体抓住值得炒作的破绽和把柄，惟一对你议论颇多的就是片酬了，比如具体是几位数等。
陈道明：但是估价极为不准。经常有记者问我现在是不是片酬最高的演员，我说我不是最高的，也不知道什么是片酬的高低，我只知道演员的片酬要和整体协调。一个本子你非常喜欢，制片方颤颤巍巍地找你来了，你如何对待？我就会减少自己的片酬，但会说清楚，请把这些钱不要放在制片方的腰包里，而要分给其他演员或放在制作上。我还碰见过，剧组要请另外一个演员，但钱不够，我问好差的数额后，就把自己的片酬降下来给那位演员，把他请来。所以我的片酬经常“打五折”。
记者：五折？按人们通常理解打折的东西可能会有质量问题。
陈道明：不是，我打五折的原因就是要保证质量，保证整体的平均值。这一点并不是说我自己的境界多么高尚，而是不想丢脸。我不想一部片子制作40万，我拿走20万，其他的都是些虾兵蟹将，所以我常说“要钱还得要脸”。
记者：但是国际的一些大牌明星，包括港台明星，心里都有一杆秤，觉得自己的身价是不能掉的。
陈道明：还好，我没有按照这个标准走，我不认为谁红谁就是最好的演员，身价最高就是最好的。一个演员演了一部非常好的戏，价码一下就上去了，但不一定下部戏就好。我评论一个好演员不是以商业价值为基础的。
记者：那你不觉得这种观念有些落伍吗？现在连金鸡奖的评奖标准都把票房因素考虑在内，而不是完全看一部作品的艺术价值。
陈道明：你觉得我落伍吗？
记者：起码你的标准跟这个大环境不太接轨。
陈道明：你这是从商业角度考虑，作为演员，我只从一个演员的职业眼光来看。这是两个范畴。不是说我现在就落后了，要是落后，我现在还是拿一集180元。
记者：但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投资商包括观众只认“明星”。所以演员一定要出名，像你说的那种叫好不叫座的演员其实很悲哀，演了十几年的戏还不出名就意味着失败。
陈道明：那不叫失败，只能叫不成功。不成功和失败是不能画等号的。我觉得一个很职业的好演员他没有出名，有他先天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客观因素，可能是机会没到，或是没有把握好机会。什么叫成功者就是一个聪明人把握了他该把握的机会，因为人的一生中上天给你的美好的命运良机是屈指可数的，有的人把握住了，乘风而去；有的人没有把握住，任凭东西南北风，风吹日晒。
第四部分：男人四十我有霸气但不霸道
记者：现在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你觉得自己把握了哪几次重要的机会？
陈道明：如果从过去“一本书主义”来说，演员一次机会就够了。很多演员一文不值的时，突然一夜成名，然后一部戏就吃了二十年。所以演员这个行业是比较独特的行业。我们的体育能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尊重，因为它有标准，多高多快，有硬指标；但演员没有，完全是感觉的概念。
记者：虽然像你说的有些演员一部戏吃十几年，但是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难能可贵的是有的演员戏拍一部是一部。比如大家对你的评价就如此。
陈道明：我觉得不是。我要声明的是，我决不是拍一部戏是一部戏，演一个角色就是一个角色的演员。我也拍过一些烂戏。
记者：你一定是个完美主义者？
陈道明：我还达不到完美。在潜意识里任何人都是完美主义者，但还要看有没有条件，这和个人的心愿又是两回事了。我想我和大家是一样的，做一件事情都想尽善尽美，但往往不尽人意。
记者：你认为烂戏的标准和社会普遍的的认知标准一致吗？
陈道明：有的一致，有的不是，但大体是一个标准。有个别现象，比如我认为是很烂的片子结果收视不错。比如《少年包青天》，收视率很好，很多年轻人是通过《少年包青天》认识我的，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它是烂戏。
记者：你自己的标准会跟着大趋势有所调整吗？
陈道明：我不调整，我不从众。我认为是烂戏别人认为好看的，我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是好戏的别人觉得不怎么样的，我仍认为是好戏。比如《二马》和《一地鸡毛》，虽然反响和收视率一般，但我认为它们是好戏。我觉得一个演员最大的任务就是保证自己演戏质量的所在，但难免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有时受各种因素影响，有情感绑架因素、金钱绑架因素等，也包括拍摄时平均值到不到一定标准的。
有的时候曾经跟我合作过的导演制片人来找我，平时大家相处得不错，他们把一肚子苦水都倒给我，我就成了个垃圾桶，于是我就背着一个垃圾桶上战场了。
记者：你是个很有同情心的人？
陈道明：也不是，算是性情中人吧。你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冷板一块。就像接受贵报的采访一样。
记者：所以想要采访你的记者，采用“情感绑架因素”也许会奏效。今天能跟你面对面，很多人都很羡慕我。
陈道明：不会的，我真的没这么重要。我自己什么样最清楚，我只能说是相对地更职业化，或者说是有一定影响的演员，但从商业标准和艺术标准综合指标来衡量说，我不是很重要。我可能在某个局部、某个方位，有一定的存在值，不是绝对值。
记者：如你之前所说自己不是泛娱乐化的人，正因如此才是媒体关注的目标，因为有关你的报道很罕见？
陈道明：我罕见吗？一年也做两三次采访呢。（但是别人也许是有二三十次甚至百次。）那是他们努力的一种方式，我不好妄加评论。就像有些人要出名而刺杀里根一样，首先我不反对他们这种努力方式。
记者：那你的努力方式是什么？
陈道明：我觉得演员就是拿角色和观众交流的，不用别的废话。对演得不好的戏还说什么废话呢？演得好的戏也不用非听到别人的溢美之词，冲你竖大拇指才罢休，我觉得这都是说废话。
记者：你通常在什么时候才有想说话的欲望？
陈道明：比如像现在这样和你聊天，说我自己想说的话的时候。我不愿意别人搭完台我去跳舞，也不希望我搭完台让别人在这个范围内跳舞。
记者：你不希望别人给你搭台，某种程度是你个性的一种表现。你身边的人包括很多跟你合作过的人都说你有点“霸气”？ 他们甚至有些怕你。
陈道明：如果你理解为“霸气”我可以接受，霸气不霸道就行了。这就跟傲气和傲骨的区分一样。我可能有时会有霸气，但决不会霸道，不能把坚持原则和对质量要求高而不去执行粗糙的东西称为一种霸道。怕我的人是他们对自己不自信。
第四部分：男人四十最具男性魅力的演员
当然每个人偶尔都会做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