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成败录-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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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求全国一致积极抗日”的提案，但是三中全会的决议说：“不问其内容如何，惟既出叛逆之行为，及威胁之方式，显系托辞造乱，实国法军纪所不容，应不予置理，以儆效尤。”从中可以看出，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已经把西安事变的性质完全搞颠倒了，张、杨的义举诬指为“叛乱”。而且在张、杨两人之间，蒋更恨杨虎城。后来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说：“此事最出人意料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蒋介石对他认为是“犯上作乱”的人肯定是要惩处的。这时，蒋介石还不打算把杨虎城扣押起来，只是剥夺他手中的权力。
３月，宋子文、顾祝同向杨虎城授意，要他主动去见蒋介石，以便“恢复感情”。２８日，杨虎城到溪口与蒋介石见面。蒋表面上对杨虎城说：“在事变中各方面是有对抗情绪的，他们对你的印象，还转不过来，你继续任职，在感情上会有些不方便。你不如先往欧洲参观一个时期，然后回国任职。出国费用，由政府负责。”暗地里，蒋介石却致电顾祝同说：“虎城以磊落态度，听命辞职，则照中正在杭所谈者，毅然行之，不应提出任何要求条件，示以至诚。则中央不能不体其善意，自能优遇。如其决然辞职出洋，并希望其能在本月内来沪，就当派员帮他筹划一切。”４月２７日，杨虎城被迫辞去所任各职。６月１６日，国民党发布了这样的命令：“兹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
第三，杨请缨抗战，蒋捕杨入狱。杨虎城是一位有满腔热忱的爱国将领，虽然他离职出国，但时刻关注着抗日的时局。在旅途中，他听到日寇进攻卢沟桥的消息后，多次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回国抗战，都遭到蒋介石的拒绝。于是，杨虎城利用到欧美一些国家参观的机会，进行抗日的宣传。当时有人为了杨的安全，劝杨要注意言行，并且还提议，不要过早地回国，杨虎城慷慨激昂地说：“宁使蒋负我，不能使我负国家民族，个人厉害，在所不计。”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杨虎城到达香港，即被军统特务监视起来了。随后，杨虎城飞往陪都武汉，拜访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此时蒋介石打来电话，假称到南昌见杨虎城。１２月２日，杨虎城到南昌，没有见到蒋介石，却被特务头子戴笠囚禁起来。
１９３８年春，蒋介石令戴笠将杨虎城押往长沙、益阳监禁。这年冬天，被转押到贵州省息烽玄天洞。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了，杨虎城非常高兴，满以为自己很快会获得自由。然而，１９４６年春，杨又被押往重庆，囚禁在中美合作所的杨家山。
１９４９年春，代总统李宗仁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和谈条件，下令释放杨虎城。李宗仁一方面给重庆市长杨森一道释放杨虎城的命令，另一方面派一架专机到重庆想把杨接走。杨森接到李宗仁的命令后，拿不定主意，只好打电话给在上海的毛人凤。毛请示在溪口的蒋介石，蒋介石反对释放杨虎城。于是毛人凤等特务头子决定把杨先转移到贵阳。
同年８月，蒋介石从台湾返回重庆，亲自主持对西南地区的破坏活动。９月初，军统特务到贵阳面见杨虎城，佯称蒋介石在重庆要见他。杨虎城信以为真，于１７日回重庆。当天晚上１１点钟，特务们将杨虎城及其儿子拯中，还有杨的年仅９岁的幼女、秘书宋氏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全部杀害。
评析：
杨虎城是一位顶天立地的爱国英雄。在国家和民族处在最危急的关头，最需要统领抗日武装的军事将才的时候，蒋介石因个人的恩怨，把杨虎城囚禁起来，愧对于“抗日领袖”的称号。事隔１０多年后，指使特务将杨虎城夫妇及其子女、秘书全家杀害，连天真无邪的幼女都不放过，再次使他这个毒辣、残暴的独裁者的嘴脸暴露无遗。
术篇第85节 退而不休（1）
蒋“退而不休”，李“总而难统”
以退为进，是蒋介石在政局危困时采用的伎俩。他攫取最高权位后，曾三次“下野”。对他的政治前途影响最大的是第三次。在１９４９年初蒋家王朝即将倾覆的时刻，他被迫“下野”，这是其最为惨痛的也是最后一次“下野”。即使在如此背运之际，他也没有让最难缠的政敌李宗仁占到便宜。
事例：
蒋某人“退而不休”，李宗仁“总而难统”。徒有虚名的李“代总统”，坐在“总统”宝座上，如同放在火上烤。即使这样的“总统”，蒋介石也不让给李宗仁，在败逃台湾的过程中，又把“王冠”夺了回去。
首先，白崇禧落井下石，蒋介石挥泪卸“冠”。１９４８年底至１９４９年初，蒋介石的日子非常不好过。他亲自督战辽沈大决战，４７万人的精锐“国军”却被他的黄埔学生林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全歼。转而奔赴徐州，指挥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其以黄埔系为基础的“国军”被分割包围，即将被全歼。傅作义的部队也被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包围。蒋介石众叛亲离，即使最忠实于他的亲信，也把对“老头子”的不满情绪表露出来。有蒋介石的文胆之称的陈布雷自杀身亡，这说明最知内情的亲信们已意识到蒋记政权濒于破灭，“油尽灯枯”了。美国这个靠山也靠不住了。洋老板早就对蒋介石失去信心了。１９４８年１１月，美国选举总统，蒋下注支持的候选人杜威竞选失败，对蒋介石很不“感兴趣”的杜鲁门蝉联美国总统。蒋既尴尬又失望。接踵而来的，那就是美国后台老板正在酝酿改换“奴才”，而桂系的“老大”李宗仁被他们认为是出来“补天”的最好人选。
在这样的背景下，白崇禧趁蒋之危，闹了一场逼宫的闹剧。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４日，白崇禧自武汉发出“亥敬”电称，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云云。这个通电语气尚和缓，但倒蒋的态势咄咄逼人。紧跟着，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河南省主席张轸，直率提出，要求“总统毅然下野”。
蒋介石四面楚歌，夜不能眠，催眠的烈性安眠药再也不灵了。他开始酗酒，据说，每天夜晚都要喝一杯半的威士忌酒。他很想改变目前的困境，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在总统官邸进行新年“团拜”，宴请国民党要员的宴会上，发表了《新年文告》。这个文告是由张群代念的。洋洋洒洒数千字，中心内容是向毛泽东“求和”。至于个人进退是用隐晦的词语表达的。在文告的最后字句中暗示：“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张群念罢，蒋介石扭头问坐在右手的“副总统”李宗仁对文告有什么意见，李回答说：“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蒋的死党们因此在宴会上大声嚎哭。蒋介石愤慨地说：“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１月２１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总统”。同日，下午４时，他乘“美龄号”专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起飞后，他吩咐驾驶员绕空飞行一周，向首都作最后一瞥。“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他心中十分清楚这一别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从此，一代自命不凡的“独裁者”梦断金陵，踏上了不归之路。
其次，蒋介石溪口遥控权柄，李宗仁蹲“总统”宝座如同火上烤。蒋介石从发表《新年文告》起就积极为自己准备退路。一方面，他违背与李宗仁的许诺，在“总统”前面加上了一个“代”字。各报均相继以头条位置刊登了蒋介石的“下野文告”和李宗仁的“继任文告”。李宗仁细读了这两则文告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文告指出，依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关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代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
李宗仁对于这样的文告表示不能接受，拒绝担任“代总统”，结果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威胁道：“德公，我们是老朋友，我愿以老朋友的资格劝劝你。你是知道蒋先生的为人的，你应知道你现在所处的处境。南京现在特务横行，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要争些什么呢？争得不好，你知道在这种局面下，什么皆可发生，你自己的安全，都可能没有保障。”李宗仁听罢，木已成舟，也只好以说不出什么滋味地过把“总统”瘾，管他什么代不代的了。
在下台前，蒋介石做了一系列安排：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薛岳为广东省主席。他把亲信安置在大陆西南、东南、沿海及台湾的重要部门，并密令将大陆的军械、黄金、美钞和故宫文物运往台湾。
蒋介石虽然名义上隐居溪口，实际上，他还是牢牢抓住权柄不放。在溪口小镇架设了７部电台，准备随时操纵局面，而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奔赴溪口，请示总裁面谕的人仍源源不断。溪口取代了南京成为事实上的“陪都”了。２月，行政院长孙科将他的政府机关“疏迁”到广州，声称这一举动，是表明反对李宗仁一月二十七日致电中共主席毛泽东，接受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的投降举动。圈内人也清楚，孙科此举，也是为了报竞选副总统被桂系打败的“一箭之仇”，这就把府院矛盾公之于世了。石头城只剩下一个代总统办公处。至此，李宗仁“代总统”几乎被架空了。
与蒋介石的“退而不休”相比，李宗仁虽然坐上总统宝座，但他到现在才真正搞清楚蒋介石在总统前面加上“代”字含义了，“代”使总统形同虚设。除他的桂系外，几乎没有人听他的。他想获得国库的黄金做军费，可是中央银行没有人听他的话，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黄金被运往台湾。他试图与中共“和谈”，但蒋介石亲信继续抵抗，根本不把他这个“代总统”放在眼里。后来好不容易派出代表团北平，与中共和平谈判。可是“和谈”，也是蒋介石在幕后操纵，没有蒋介石的首肯，任何协定也不能签订。
术篇第86节 退而不休（2）
孙科也与总统彻底闹翻了，于３月７日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大厦即将倾覆，大概谁也不愿出来做国民政府的送葬人，李宗仁求何应钦出来帮忙，何说，他没有蒋先生的赞许，不敢做任何事情。
当然，政坛老手李宗仁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也向老蒋施压。李宗仁对人说，现在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李还威胁说：“我们管不了，就交给蒋吧！总统不过是代理，一走就可以了事的。”李向外放风，请蒋介石出洋。于是中外报纸都登出，国民党几个人物正在劝蒋出洋。蒋介石也做强烈的反应，他对来溪口向他汇报和谈事宜的张治中说：“报纸上早就登出来了。他们逼我下野尚可，逼我亡命不行！如今我是个普通公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