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论坛精华贴欣赏-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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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二十世纪的《金瓶梅》研究走向，大略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从本世纪初至1949年，是《金瓶梅》现代学术研究的开拓期。以吴晗、鲁迅、郑振铎等为代表，以社会历史批评的视角和现代小说的观念，对《金瓶梅》进行新的审视和阐释，历四十余年之久，成绩颇引人注目。第二期从1949年至1976年，是《金瓶梅》研究在国内冷落、海外热闹的时期。由于屡次政治运动影响，国内金学比之其它领域的文学研究，更被视为畏途，研究陷于停滞，二十七年间只有十余篇文章发表，鲜有拓进之作，几无争鸣之声。而在海外汉学界，这一时期却成为金学成果的高产期，涌现出为数众多的力作。第三期为1976年至今，是《金瓶梅》研究在海内外全面走向繁荣的时期。自七十年代末以来，有关《金瓶梅》作者、版本等问题的争鸣不绝，论战激烈，对《金瓶梅》的思想主旨、艺术结构、人物塑造、审美价值的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金学”蔚成热潮，成果斐然，大有与海内外显学“红学”争鼎之势。
　　《金瓶梅》研究有“瓶内”、“瓶外”之说，“瓶外学”乃指小说文本以外的作者、版本、源流之考证求索，重在文献研究，本文所谓《金瓶梅》文献学，即此。回顾百年《金瓶梅》文献学研究，现当代学者继承了乾嘉朴学的优良传统，在考证小说作者，探讨版本流传，求索小说源流时，爬罗剔抉，披沙见金，投注了大量的心力，使《金瓶梅》文献学研究成为金学中最为丰盈充实的一片沃土。本文拟先从横向的作者、版本、源流三个方面，然后结合纵向的三个时期，对二十世纪的《金瓶梅》文献学作一梳理，鉴往知来，以期对二十一世纪《金瓶梅》文献学建设以及整个“金学”研究有所裨益。
　　一、作者研究
　　世纪之初的作者研究以现代学者的“破王世贞说”肇始其端。由于明代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提出“嘉靖间大名士”一说影响殊广，“嘉靖间大名士”人选遂被依次提出，其中流行最广则为嘉靖年间的王世贞。此说为清康熙十二年（1673）宋起凤首倡，谓王世贞父王忬因献“清明上河图”赝画而构罪严嵩父子，后被杀，王世贞为报父仇，特作小说《金瓶梅》献严世蕃以投其所好，小说寓意严氏父子，揭露其丑行。又于书页敷上毒药，毒杀了严世蕃。尔后张竹坡即以此演绎为“苦孝说”，一时流行于世。进入现代之后，此说为著名史学家吴晗等学者所否定。1934年1月，吴晗于《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著名长文《〈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以极其严谨的考证，证实历史上的王世贞父并非因献赝图死，严世蕃亦非中毒身亡，“一切关于王家和《清明上河图》的记载，都是任意捏造，牵强附会”。由此廓清了萦绕于《金瓶梅》之上种种传说的迷雾，有力否定了所谓的“寓意说”和“苦孝说”。吴文进而指出，《金瓶梅》用了大量山东方言，王世贞虽在山东做过官，但并不能由此说明他能用当地方言写书。另外，吴晗还考证出《金瓶梅》应当作于万历十年至卅年之间，所以作者也就不可能是“嘉靖间大名士”。除吴晗外，否定王世贞说的还有鲁迅、郑振铎、王采石，姚灵犀等，一时之间，“王世贞非《金瓶梅》之作者”庶几成为定论矣。
　　1949年之后，金学研究迈入了第二个时期，但为特定的政治环境所限，学术界未能对现代《金瓶梅》研究的得与失做一番认真的总结，金学研究刚刚启动，又被匆匆搁浅。可以说，1949年至1976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只是在“评红”、“批水浒”、“批孔”等一系列政治文化怪异结合的运动中，呈现了一派畸变的热闹风景，真正的学术遭到冷落。《金瓶梅》研究在中国内地成果寥寥，便是明证，在这二十七年间，唯一的一次有关《金瓶梅》的争论是围绕《金瓶梅》的作者展开的，这次争论开启了《金瓶梅》作者研究的一个话题，对后来者影响较大。1954年8月29日，潘开沛在《光明日报》上撰文《〈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指出《金瓶梅》不是哪个大名士、大文学家创作产生的，而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由许多艺人集体创作出来的，是一部集体创作”。此说一出，即引发不同意见，徐梦湘于次年4月17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金瓶梅》完全是“有计划的个人创作”，《金瓶梅》之所以称为“词话”，其中又多说话人的语气和词曲，是因为最初小说由于发展的局限都曾模仿评话创作。潘徐之争只是个开端，但当时学术氛围不可能将论争引向深入，真正的激烈论争要迟至八十年代以后。
　　1976年后思想解禁，学术逐步走向繁荣，《金瓶梅》研究获得新生，尤其是八十年代初开展的作者争鸣更使它骤然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大热点。面对“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这一金学的最大谜团，新时期的研究者多方求索，严谨考证，并进行极其激烈的论战，其参与者之众，求证材料之细，持续时间之长，使得前二时期的作者研究无法望其项背。迄今为止已发表考证、综述论文计百余篇，提出作者人选凡五十余人（包括未坐实某人的）。
　　在清人首倡的“王世贞说”遭到现代学者否定近半个世纪之后，朱星再倡此说，他于1979年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金瓶梅考证》和《〈金瓶梅〉作者是谁》二文，再次确认王世贞是《金瓶梅》的作者。另一学者周钧韬在其专著《金瓶梅新探》中亦支持此说。1980年徐朔方在《杭州大学学报》上发表《〈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提出“李开先说”，此说的支持者有吴晓铃、赵景深，杜维沫以及日本的日下翠等，青年学者卜键还于1988年6月出版了专著《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对此说作了系统的总结。1982年，张远芬在《徐州师院学报》上发表了《金瓶梅作者新证》等文章，提出“贾三近说”。黄霖则在1983年第3期《复旦学报》上首倡“屠隆说”，有魏子云、郑闰、李燃青、吕珏等支持此说。另外，1988年《社会科学研究》第4期发表鲁歌、马征的论文《〈金瓶梅〉作者王稚登考》，提出“王稚登说”。以上合之为《金瓶梅》作者“五大说”。各说在拥有一些支持者的同时，又几乎都面对着强而有力的驳论，以致于众说纷纭，难以定论。
　　在对《金瓶梅》作者人选的考证中，又贯穿了有关作者属性的三种争论，分别是集体创作与个人创作之争、大名士与中下层文人之争、北方人与南方人之争。其中以集体创作与个人创作之争参与者最多、影响最大。争论肇始于前文叙及的潘徐之争，八十年代初期，支持潘开沛的有徐朔方、支冲、赵景深、蔡国梁等学者，其中以徐朔方主张最为有力。徐在《〈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和《〈金瓶梅〉成书新探》二文中，力主“非个人创造说”，而认定《金瓶梅》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产物。这一派观点在八十年代后期有所变化，蔡敦勇的《〈金瓶梅〉作者之谜何以难解》，周中明的《从语言文字看〈金瓶梅〉》话本特色——兼评“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说”》等论文认为，《金瓶梅》是集体创作，“基本上未经刻书人和其他文人的修改润饰”。而刘辉、傅憎享则认为，成书的《金瓶梅词话》未经文人加工写定，而直到《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刊印才意味着写定的最后完成。在论争的另一方，率先对徐梦湘的观点进行补充论证的是杜维沫，他于1980年3月在《文献》上发表《谈谈〈金瓶梅词话〉成书及其他》，反对潘开沛的集体创作说，认为《金瓶梅》若是集体创作的话本，为何在当时不见流传？从此说的还有朱星、李时人、鲁歌、马征、周钧韬以及美国的浦安迪、日本的日下翠等学者，大多从《金瓶梅》所取得的杰出艺术成就出发，进行颇为有力的论证，这项争论至今未取得统一的意见。
　　新时期以来，《金瓶梅》作者研究蔚为热潮，人们相信，发现《金瓶梅》作者将如世纪之初考定曹雪芹为《红楼梦》的作者一样给人们带来惊喜和崭新的研究视野，为此，学术界还须付出更多的努力。
　　二、版本研究
　　《金瓶梅》版本研究是二十世纪《金瓶梅》考证中的第二个大问题。其在本世纪的最初兴起，乃得力于出版界的有力推动。早在1916年，存宝斋出版了《绘图真本金瓶梅》铅印本，此为《金瓶梅》的第一个删节本。1926年上海卿云图书公司又排印出版《古本金瓶梅》，流传甚广。而真正促成了现代中国出版和研究《金瓶梅》热潮的，则是1931年在山西介休发现了区别于通行的崇祯本的“金瓶梅词话本”，词话本的大量印行引起了研究热。最早专论《金瓶梅》版本者为周越然发表于1935年4月《新文学》创刊号上的《〈金瓶梅〉版本考》。继之者有佚名的《〈金瓶梅〉版本之异同》，此文由姚灵犀收入其编著的我国第一部金学研究集《瓶外卮言》，于1940年由天津书局出版。以上二文可视为对当时《金瓶梅》出版热潮的有力呼应。后文列出三种主要版本：一为词话本，名《金瓶梅词话》，从山西介休购得，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影印百余部，并配以通州王氏所藏崇祯刻本图像，合为完本。二为张评本，即第一奇书本，首有清康熙乙亥（三十四年）清明谢颐所作序文。三为古本，名《古本金瓶梅》，原小玲珑山馆藏，后王仲瞿得之，由上海卿云书局铜字排印。除此三种外，另有四川木刻小本、苏州木刻大本等。该文对三种版本作了比较，认为张评本“内容较词话本为少，而整齐简练差胜”。古本改动最大，亦最劣。
　　在第二时期，中国内地的版本研究较之作者研究更为冷落。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海外金学研究取得许多重要成果。据记载，《金瓶梅》早在江户时代的元禄、宝永年间（1688…1704年）已传至日本，而《金瓶梅》之传入西方是以巴赞（L·Bazin）的法文作品《武松和金莲的故事》（相当于小说第一回）为最早，见于1853年巴黎出版的《现代中国》。此后，遂有海外学者研治《金瓶梅》，其中又以美国学者和日本学者为多。检视五六十年代海外《金瓶梅》文献学研究的诸多成果，美国学者韩南的《〈金瓶梅〉的版本》（注：所据为包振南译稿《〈金瓶梅〉版本及素材来源研究》的第一部分），无疑是这一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撰述。韩南的版本研究极为细致深入，他将视野所及的版本分为三类：A版、B版、C版，各指词话本、崇祯本、张竹坡评本。A版现存三种：A＇；1＇原北京图书馆藏，现藏美国的《金瓶梅词话》，A＇；2＇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残本《金瓶梅词话》，A＇；3＇日光慈眼堂藏本《金瓶梅词话》，韩南认为A＇；1＇版本较早，A＇；2＇、A＇；3＇为A＇；1＇版的重印本。B版包括B＇；1＇王孝慈藏残本，B＇；2＇北大图书馆马廉藏本，B＇；3＇天理中夫图书馆藏本，B＇；4＇内阁文库藏本，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等九个版本和一部刻印本的手抄稿本。C版韩南未作详述，仅指出此类版本的共同特征。在该文中韩南还详细比较A版与B版，对沈德符所言的五回补刻文字，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