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罚-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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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全都招认’。把他客客气气地送到了这个警察分局，也就是送到了这里。于是审问他，问这，问那，叫什么，干什么的，多大年纪，——‘二十二岁’——以及其他等等。问：‘你跟米特列一道干活的时候，在某时某刻，看到楼梯上有什么人吗？’回答：‘大家都知道，总有人上来下去，不过我们没注意。’‘没听到什么响声，什么喧闹声吗？’‘没听到什么特别的响声。’‘当天你知道不知道，米科拉，就在那天那个时候，有这么一个寡妇和她妹妹被人杀害，遭到了抢劫？’‘我什么也不知道。第三天才在小酒店里头一次听阿凡纳西·帕夫雷奇说起这件事。’‘耳环是从哪儿弄来的？’‘在人行道上捡的。’‘为什么第二天你没和米特列一道去干活？’‘因为我喝酒去了。’‘在哪儿喝酒？’‘在某处某处。’‘为什么从杜什金那儿逃跑？’‘因为当时我很害怕。’‘怕什么？’‘怕给我判罪。’‘既然你觉得自己没犯罪，那你怎么会害怕呢？……’嗯，信不信由你，佐西莫夫，这个问题提出来了，而且一字不差，就是这么问的，这我肯定知道，人家准确无误地把原话告诉了我！怎么样？怎么样？”
“啊，不，但罪证是有的。”
“可现在我说的不是罪证，而是问题，说的是他们怎样理解实质！唉，见鬼！……他们一再施加压力，逼供，于是他就招认了：‘不是在人行道上捡的，’他说，‘是在我跟米特列一道油漆的那套房子里捡到的。’‘怎么捡到的？’‘是这么捡到的：我和米特列油漆了一整天，一直到八点钟，已经打算走了，可是米特列拿起刷子，往我脸上抹油漆，他抹了我一脸漆，转身就跑，我在他后面追。我在后面追他，边追边喊；刚一下楼梯，正往大门口跑，我一下子撞到管院子的和几位先生身上，有几位先生跟他在一起，我记不得了，为了这，管院子的把我大骂了一顿，另一个管院子的也骂了我，管院子的人的老婆也跑出来骂我们，有一位先生和一位太太走进大门，他也骂我们，因为我和米特列横躺在那里，拦住了路：我揪住米特列的头发，把他按倒在地上，拿拳头捶他，米特列也从我身子底下揪住我的头发，拿拳头捶我，我们这样打架不是因为谁恨谁，而是因为我们要好，闹着玩儿。后来米特列挣脱出来，往街上跑去，我跟在他后面追，没追上，就一个人回到那套房子里，——因为，得收拾收拾。我动手收拾东西，等着米特列，他也许会回来。在穿堂门后的墙角落里忽然踩到一个小盒子。我一看，有个小盒子，包在纸里。我把纸拆开，看到有几个那么小的小钩，我把小钩扳开——原来小盒子里装着耳环……’”
“在门后边？放在门后边？在门后边？”拉斯科利尼科夫突然高声叫喊，用浑浊、惊恐的目光瞅着拉祖米欣，用一只手撑着，在沙发上慢慢欠起身来。
“是啊……怎么呢？你怎么了？你怎么这样？”拉祖米欣也从座位上欠起身来。
“没什么！……”拉斯科利尼科夫用勉强可以听到的声音回答，又倒在枕头上，转过脸去，对着墙壁。有一会工夫，大家都默不作声。
“大概，他打了个盹儿，还没完全睡醒，”最后，拉祖米欣疑问地望着佐西莫夫说；佐西莫夫轻轻地摇摇头，表示不同意他的说法。
“好，接着说吧，”佐西莫夫说，“以后怎么样了？”
“以后怎么样了？他一看到耳环，立刻把那套房子和米特列全都忘了，拿起帽子，跑到了杜什金那里，大家都已经知道，他从杜什金那里拿到了一个卢布，却对杜什金撒了个谎，说是在人行道上捡的，而且马上就把钱换开，买酒喝了。对于杀人的事，他还是说：‘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到第三天才听说的。’‘为什么到现在你一直不露面呢？’‘因为害怕。’‘为什么要上吊？’‘因为担心。’‘担心什么？’‘给我判罪。’瞧，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现在你是怎么想呢，他们从中得出了什么结论？”
“有什么好想的呢，线索是有的，不管是什么线索吧，可总是线索。事实。你不会认为该把你的油漆工释放了吧？”
“可是现在他们已经认定他就是凶手了！他们已经毫不怀疑……”
“你胡扯；你太性急了。那么耳环呢？你得同意，如果耳环就是在那一天那个时候从老太婆的箱子里落到尼古拉①手里的，——你得同意，它们总得通过某种方式才能落到他的手里，对不对呢？在这类案件的侦查过程中，这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①尼古拉即米科拉。
“怎么落到他手里的！怎么落到他手里的？”拉祖米欣高声叫喊，“难道你，医生，作为一个首先必须研究人、比任何人都更有机会研究人的本性的医生，难道你还没看出，根据所有这些材料来看，这个尼古拉的本性是什么样的吗？难道你还没一眼看出，在审问中他供述的一切都是绝对不容怀疑的实情吗？耳环正是像他供述的那样落到他手里的。他踩到了小盒子，于是把它捡了起来！”
“绝对不容怀疑的实情！可是他自己也供认，从一开始他就撒了谎。”
“你听我说。你留心听着：管院子的、科赫、佩斯特里亚科夫、另一个管院子的、第一个管院子的人的妻子、当时正坐在她屋里的一个女人、七等文官克留科夫，就在这时候他正从马车上下来，搀着一位太太的手走进大门，——所有的人，也就是有八个或九个证人，都异口同声地证明，尼古拉把德米特里①按倒在地上，压在他身上用拳头揍他，德米特里也揪住尼古拉的头发，用拳头揍他。他们横躺在路上，拦住了道路；四面八方都在骂他们，可他们却‘像小孩子一样’（证人们的原话），一个压在一个身上，尖声大叫，打架，哈哈大笑，两人争先恐后地哈哈大笑，两人的脸都滑稽得要命，像孩子样互相追赶着，跑到街上去了。你听到了吗？现在请你注意，可别忽略过去：楼上尸体还有热气，听到了吗，发现尸体的时候，尸体还有热气！如果是他们杀的，或者是尼古拉独自一个人杀的，还撬开箱子，抢走了财物，或者仅仅是以某种方式参加了抢劫，那么请允许我向你提个问题，只提一个问题：这样的精神状态，也就是尖声叫喊，哈哈大笑，像小孩子样在大门口打架，——这样的精神状态与斧头、鲜血、恶毒的诡计、小心谨慎、抢劫，能够协调得起来吗？刚刚杀了人，总共才不过过了五分钟或十分钟，——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尸体还有热气，——他们知道马上就会有人来，却突然丢下尸体，让房门散着离开了那套房间，而且丢下了到手的财物，像小孩子样在路上滚作一团，哈哈大笑，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到自己身上来，而异口同声证明这一情况的足有十个证人！”
①德米特里即米特列。
“当然，奇怪！当然，这不可能，不过……”
“不，老兄，不是不过，而是，如果就在那同一天同一时刻落到尼古拉手里的耳环的确是对他不利的物证——然而这物证已直接由他的供词作了说明，所以这还是一个有争议的物证，——那就也应该考虑到那些证明他无罪的事实，何况这些事实都是无法反驳的呢。你是怎么认为呢，根据我们法学的特性来看，他们会不会，或者能不能把仅仅基于心理上不可能、仅仅基于精神状态的事实看作无法反驳的事实，因而可以推翻所有认为有罪的物证，而不管这些物证是什么东西？不，他们决不会接受这样的事实，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的，因为他们发现了那个小盒子，而这个人又想上吊，‘如果他不是觉得自己有罪，就不可能这么做！’这是个主要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着急的原因！你要明白！”
“我看出来了，你在着急。等等，我忘了问一声：有什么能够证明，装着耳环的小盒子确实是老太婆箱子里的东西？”
“这已经证明了，”拉祖米欣皱起眉头，好像不乐意似地回答，“科赫认出了这东西，并且指出了谁是抵押人，后者肯定地证明，东西确实是他的。”
“糟糕。现在还有一个问题：科赫和佩斯特里亚科夫上楼去的时候，有没有人看到过尼古拉，能不能以什么方式证明这一点？”
“问题就在这里了，谁也没看到过他，”拉祖米欣感到遗憾地说，“糟就糟在这里，就连科赫和佩斯特里亚科夫上楼去的时候也没看到他们，虽说他们的证明现在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他们说：‘我们看到，房门开着，想必有人在里面干活，不过打开前门经过的时候没有注意，也记不清当时里面有没有工人了。’”
“嗯哼。所以仅有的能为他们辩护的理由，就是他们互相用拳头捶打和哈哈大笑了。即使这是有力的证据吧，不过……现在请问：你自己对全部事实作何解释呢？如果耳环的确是像他供述的那样拾到的，那你对这一事实又怎样解释呢？”
“我怎样解释吗？可这有什么好解释的：事情是明摆着的！至少侦查这件案子的途径已经清清楚楚，得到证实了，而且正是这个小盒子证实的。真正的凶手无意中失落了这副耳环。科赫和佩斯特里亚科夫在楼上敲门的时候，凶手扣上门躲在里面。科赫干了件蠢事，下楼去了；这时凶手跳出来，也往楼下跑，因为他再没有别的出路。在楼梯上，为了躲开科赫、佩斯特里亚科夫和管院子的，他藏进那套空房子里，而这恰好是在德米特里和尼古拉从屋里跑出去的那个时候，管院子的和那两个人从门前经过的时候，他站在门后，等到脚步声消失了，他才沉着地走下楼去，而这又正好是在德米特里和尼古拉跑到街上去的那个时候，大家都已经散了，大门口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也许有人看到了他，可是没注意；进进出出的人多着呢！当他躲在门后的时候，小盒子从口袋里掉了出来，可他没发觉掉了，因为他顾不上这个。小盒子明确无误地证明，真正的凶手正是站在那里的。全部情况就是如此！”
“不简单！不，老兄，这真够巧妙的。这太巧妙了！”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切凑得太巧了……而且错综复杂……简直像演戏一样。”
“唉！”拉祖米欣大声叫道，但就在这时，房门开了，进来一个从未见过的人，在座的人谁也不认识他。
！
五
这是一位年纪已经不轻的先生，拘谨古板，神态庄严，脸上的表情给人以谨小慎微、牢骚满腹的印象，他一进门，先站在门口，带着令人难受的、毫不掩饰的惊讶神色往四下里打量了一番，仿佛用目光在问：“我这是到了哪里了？”他怀疑地、甚至故意装作有点儿惊恐、甚至是受了侮辱的样子，环顾拉斯科利尼科夫这间狭小、低矮的“船舱”。他又带着同样惊讶的神情把目光转移到拉斯科利尼科夫身上，然后凝神注视着他，拉斯科利尼科夫没穿外衣，头发散乱，没洗过脸，躺在一张小得可怜的脏沙发上，也在拿眼睛盯着来人，细细打量他。随后他又同样慢条斯理地打量衣衫不整、没刮过脸、也没梳过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