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产床:29位分娩母亲访谈录-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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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生产(3)
胎儿是下午6时39分生的。当时我完全处在深度昏迷中。半个多小时后我睁开眼睛,当我清醒地看到灯下的大夫还在忙碌着,她穿的一件衬衣全被汗水湿透了,要知道这是隆冬季节啊!她脸上的汗水还在往下流。我冲着她一下子哭了,真的,我当时心情特别激动,就是表达不出。
然后,好久我才从这种激动的情绪里出来。我就轻声问了一句:娃呢?大夫一闪身,我看见婆婆怀抱着一个小布包,小布包露一小肉团,婆婆在对我笑。
起初,我真有点不太相信,偏远的小县城,我们这一代(40岁以下)产妇可以在家生产,最关键的是有助产医生陪产。这不是已经赶上了欧美最奢侈的潮流?而这正是每一位产妇内心最渴望的:既保障安全,又自然温馨。
我一直以为,在家生产———这是我国目前城市妇女的奢望。实际的情况是,你在医院里保障了母婴平安(也未必!淑苹大嫂就没有得到保障,当然那是70年代。可80、90年代,手术“黑洞”还少吗?!)同时你也必须承受心理压迫的煎熬。抛开优质服务不谈,因为医院关注的是病,不是人,它同患者所共同考虑的是如何解除病痛。而真正意义上的生产恰恰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种非常正常的自然生理现象。
对偏远农村妇女来说,一直以来我们仍在努力做的,是把她们从自家撒着黄土的土炕上动员到乡、镇卫生院去。这是必须也是迫切要做的。因为不这样就会出现婆婆们那样的坐“空月子”。
一代人有一代人生育的方式和苦恼;一个社会群体的妇女和另一社会群体的妇女面对生育,会有不同的渴望和压迫。我想一个社会的文明首先最应重视和体现的,应该是尽最大能力解除母亲内心的压迫,尽可能满足她们内心的渴望。
在我的访谈中,凡经历过医院生产的母亲,都有共同的体验———生产如生病。在医院生产的经历就如同到白公馆、渣滓洞走了一遭,身心俱损。难道迎接新生命就应该是这样的吗?
两年前曾从一位妇产专家那儿知道“导乐陪产”的概念。这是1996年美国促进自然分娩的医学团体倡导,被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一种分娩服务模式。即一个有爱心、有分娩经历的妇女,在整个产程中给产妇以心理、生理及感情上的支持,使其在舒适、安全轻松的环境下顺利分娩。传统分娩中不良的医疗干预替代了对产妇心理和生理上的支持。这是针对医疗化分娩模式的一项改革和进步。最近从媒体上看到这种服务已在北京上海实施,我想这应该值得母亲们关注。
还有最近一位男性学者的建议特别让我兴奋。他认为社会应该建立诞院。“诞院同医院是完全不同的。它以婴儿(包括母亲?———自加注)为最高原则,甚至它的工作人员也要由心理学系而不是医学系来培养。因为对医学系的学生,他将分娩看成医学上的问题,从而不顾母亲提出的任何要求,他采取的是“催产”而不是“接生”的态度。母亲不是患者,诞生的主动权应掌握在母亲而不是医生手里,医生仅仅是母亲的一位协助者……”
这几天我一直陶醉在“诞院”里,时时有种把理想变为现实的冲动。我想象自己很有钱,马上去建一所诞院,然后马上辞工,去诞院做迎接新生命的人……
蟋蟀在唱歌(1)
受访人:斐然(上海)
年龄:34岁
受教育程度:高中
婚姻状况:1988年结婚
健康情况:1989年生育一次无流产史
职业:幼教
个人档案
怀孕、生产是人体的巨大工程,是女性生命里肉体与精神共同奋斗的一场硬仗。面对挑战,女性对自己的“基础”了解多少?是否有充分的身心准备?而作为一个家庭,在这样特殊的时期,丈夫是看客还是参与者?这至关重要。
蟋蟀在唱歌
我10岁的女儿特别爱笑爱唱,几乎听不到她小嘴巴闲下来的时候。有时候听着她闹出的叽叽喳喳声响,我会想,女儿真的就是当年那只闹在我耳边的小蟋蟀变的。
我是在领了结婚证半年后怀孕的,按我们上海的规矩,没办过结婚仪式就不算结婚。那天,当我把已怀孕的消息告诉丈夫时,他并没表现出要当爸爸那种该有的兴奋和激动,淡淡地说:“既然这样,那就结婚吧。”可我是挺激动的。倒不是因为怀孕,怀孕是稀里糊涂怀的,并不感到紧张、害怕,也没想到今后会有什么问题。我激动,是因为终于要做新娘了。自从一年前母亲去世,家中兄姐们就如大难临头的鸟儿,都各自找自己的归宿,我的心一直惶惶,不知自己这只最小的鸟该落到谁家的屋檐下。
其实,后来我也明白了,当初我丈夫急急忙忙与我领了烫金的结婚证书,一半的原因是他母亲说服了他娶我———因为有结婚证书才能分房。房子没分下,我自然是进不到屋檐下做不成新娘。可是,现在不同了,我怀孕了,这一下子让我觉得有指望了。我真的特别激动,好高兴啊。我要做新娘了,我对肚子里的孩子也是从那时才有了特别的感觉,觉得是她在保佑着我,让我不再过惶惶的日子。
谁知第二天,丈夫变卦了,他轻描淡写地对我说:“我母亲叫你去做人流。”我听了哇地一声蹲在地上就哭了。我说,我愿意把孩子生在平房里,和你妈妈挤挤,几平米也是家。丈夫不听,不耐烦说:“我妈是为你好。”我说:真为我好就快让我做新娘,我们这么不明不白的(指没举行结婚仪式)关系拖下去,是毁我。那天,我们领证后第一次吵得很凶。
我和他家就这么僵起来。我不能不隔三差五去他家,我是他家的人哪,我必须迈入他家的门。可每次去,再也看不到他母亲的笑脸。每次当我迈进屋,我直觉得他一家人的眼神都往我肚子上扫,好像我肚子里长了恶瘤非要拿出开刀。我好怕,总是坐在那里下意识按住肚子,我手一刻也不敢离开,感到一离开,肚子就会被他们捅破。
那一阵,我被各种恶梦惊吓得夜夜不宁。有时梦见被人追杀到悬崖绝壁,有时梦见被人开膛破肚,血流成河……后来连白天也都是令人胆战心惊的各种念头。白天清醒时,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掉入一种特别的状态里,这个状态让一切都变得模模糊糊,心里常特别绝望,又说不清怎么回事。但有一条我特清楚,就是我要保护我的孩子,我一定要生下她。因为我总觉得我跟这个孩子有种神秘的约定。她会保佑我一生平安。
就在这时候,大概怀孕3、4个月吧。房子分下来了。婆婆答应把朝北的10平方米房间作婚房。老天有眼,我心安定多了。丈夫去南京路订了十桌酒席,我拖着虚弱的身子开始四处采购。有时,走在路上突然蹲下来哇哇吐一地,丈夫在旁不但不怜惜,还生气地用脚踹我,边踹边说:看结婚有什么好,你活该讨苦吃。我真的好心酸。我那时真是已搞不清结婚是为讨苦吃呢,还是为结婚而结婚。有一点明白,结了婚肚子里的孩子就有了合法的家,是为孩子。至于当不当新娘已经不让我激动了。
我的婚姻生活似乎从举行结婚仪式那天起就昭示着不吉利。新婚那天我和伴娘找到的理发师都不会化妆,当我们做完头发回到家,家人手忙脚乱地为我化好妆,忙乱中婚纱的拉链弄坏了,新郎也不择时机地来了,走到门口定睛一看婚车却是白色的,我当时虽有些不快,可还是上了车。好在酒席上没出什么洋相,可在跨饭店的那十几级台阶时,丈夫并没有与我挽手并肩而行,而是身轻如燕地快速上去了,而我却显得步履沉重,因为我的脚后跟老是踩着曳地的长裙……
怀孕5个多月时,有一天家中有来客,我不知趣地坐在客厅翻晚报,丈夫暗示我说:晚报不在厅里在房里。我说屋里没有,仍继续找。丈夫认为我挺着个大肚子被客人看了难看,甩手就给了我一巴掌。因为有客,我没有闹,忍着泪回到小北屋。可是这一巴掌好像永远没落下,从此耳边始终有隆隆的火车驶过,我心里的感觉好像是一遍遍被火车从身上辗压,我和孩子快压成碎饼。接下来又发生一件事:那天丈夫本该晚上6点就到家,可10点还没回,我就躺在床上看电视《聊斋志异》等他,后来边看边发抖,一下子掉进了几个月前的那种状态里,车祸、血淋淋的场面……
第二天早晨,我的耳边已经听不到任何声音,只有火车隆隆声。到医院检查,说是耳鸣,又查出患有妊娠高血压,住院观察待产。
住院吃过一些药后,火车声消失了。我跟大夫说:左耳边有蟋蟀在唱好听的歌。大夫拍拍我肩膀:“耳鸣慢慢就好了,你该好好听听孩子的胎心音,你听她在唱歌。”哦,自怀孕以来我还真的从来没有认真听过孩子的歌。大夫提醒了我,住院的每天早晨,一睁眼我就竖起耳朵听。对我来说,蟋蟀在唱就是我的孩子在唱,因为我一直分辨不清他们彼此的声音。直到10年后的今天,我的蟋蟀(耳鸣)还在伴随我每一天。可是,我爱听蟋蟀的歌,因为听着会觉得自己那颗心变得软软的,好像被雨滋润过,特别清亮,意识也不模糊。我一直老记得母亲在我小时候说过的,她说孩子最初都是钻进妈妈肚子里的小虫。有时我会恍惚有种感觉,孩子是在用蟋蟀的歌声跟我交流,这是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秘密约定。
蟋蟀在唱歌(2)
我一直住在医院里,医生运用了各种措施也没能把我的血压降下来,最后只好动员我剖腹产。我想起住院当天邻床的产妇刚做了剖腹手术,她向我描述手术怎么怕人,而她丈夫更形象地比喻说剖腹产就是医生当上了东洋鬼子,在病人肚子上劈一刀。我吓坏了。死活不答应剖腹产。可正月初五(2月10日)晚上,我不小心摔了跤,当时医生们把抢救设备都拿来了,还说胎心没有了。这下我吓坏了,要是孩子死在肚子里我也不活了。于是强烈要求剖腹产。可那医生一脸认真样吓唬我:“你现在才想到剖,来不及了!”说完就走了。直到第二天下午三点才通知我家属手术。
天哪!这漫长的十几个小时,你都想不出我怎么过来的。开始老想着大夫说的胎心不见了,我就憋着呼吸死劲听,我的蟋蟀的歌声真是再也听不见了,死一般的安静,然后觉得漫天漆黑,伸手见不到五指,然后,我又意识到了,自己又掉进那种状态里了……
据说护士在术前、术后给我注射过镇静剂。但术后镇静剂还是没能镇住我亢奋的神经。回病房后,我不吃不睡成了神仙,整日兴奋地聊天,与相识的、不相识的,甚至还常常跟护士开玩笑,一天夜里,实在睡不着,听见护士办公室里叽叽喳喳的声音,开始用棉花塞耳朵,还不行,我就跳起来痛骂……
这些都是家人后来告诉我的,据说我还做了不止这几件蠢事。但开始时医生并不知道是病态,一直到后来我已经闹得不像样才发现。可我一点也记不得。我第一次感觉有记忆,清醒时,是明明觉得又听到蟋蟀的歌声。好听呀,我的孩子又有胎心音了,我高兴得直叫,可家人告诉我说:孩子从你肚子里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