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与最小-第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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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交战状况，后勤补给等情况，并作出相应调度。一有异动，则立即反映给总指挥，由总指挥协调全盘。刘伯承指挥军事这么多年，第一次觉得指挥一个大的战役这么舒服。
这种现代化的协调指挥作战，对通讯能力的要求很高。德国在西班牙战场上，投入了大批摩托车，山地自行车等，并临时培训了大批通讯兵。德国还提供了足够的战地电话、无线电发报机等现代通讯设备。当时的无线电通讯设备全部用电子管器件制作，非常昂贵，也很容易被损坏。但德国竟然坚持将无线电发报机配备到了营一级以上单位。共和军在部队通讯能力上，比国民军高出一个档次。
对于刘伯承这样的指挥官，部队良好的通讯系统，就好像一个人健康敏锐的神经，正好适合一个超级大脑发挥。
目前尧明往西班牙投入的武器装备都是德国的一些库存，表面上看来，比较落后。比方说，没有坦克，反坦克武器只有少数13。6毫米反坦克步枪，和大批7。9毫米普通步枪用反坦克子弹。德国装甲兵总监古德里安亲自到了西班牙前线，体验装甲作战的战术。然而他第一件作的事情，却是编写步兵反坦克手册，教育步兵怎样使用现有的反坦克武器。阿方索在阵地前20米处隐蔽布置散兵坑，靠7。9毫米反坦克步枪子弹击杀敌军坦克的“反坦克突击”战术，就是古德里安创造的。
古德里安的手册里，还编制了其他的一系列步兵反坦克战术，包括用酒精、汽油，甚至烈酒等，制作土制燃烧瓶，近距离攻击坦克。当然，近距离步兵反坦克作战还包括用手榴弹炸毁坦克履带，手榴弹炸毁坦克散热器，土制炸药包，捣毁坦克潜望镜等方法。幸运的是，意大利的羽量型坦克CV33和CV35坦克也很差劲，竟然没有火炮，只有1挺机枪，对共和军的威胁并不大。
西班牙战场上，德国投入的飞机则是一些淘汰的双机翼飞机，主要用作侦察，偶尔用于轰炸敌方后勤线。由于其速度慢，不能垂直俯冲，很容易被敌军的地面火力揍下来，被禁止用于对前线的火力支援。
相比起来，意大利为佛朗哥提供的CaproniCa。133轰炸机则是本战场上最好的轰炸机。这是一款3引擎轰炸机，其特点是制造成本低，易维护，适应性强。但它速度太慢，几乎没有俯冲能力，也不适合用作在敌方地面火力强大的战场上进行战术轰炸。佛朗哥就将这款飞机用于所谓的“战略轰炸”，空袭马德里的人口众多的平民区。
马德里被轰炸时，人民并没有经过任何防空训练。西班牙人民阵线一边手忙脚乱地编写《防空手册》，一边组织建立防空观察哨，挖地下工事，教导民众进行防空疏散。在轰炸的早期，有数百名平民伤亡，也造成了不少恐慌。幸好当时马德里已经实行军事管制，并没有造成动乱。阿扎尼亚总统还留在马德里，也起到了安定民心的作用。
西班牙人民阵线一边在国际上抗议这种残暴的“战略轰炸”，一边向德国法国紧急求援。无奈之下，德国空军只好再次搞“空城计”，把德国预备役的Bf109战斗机投放了大部分到西班牙战场上，并临时制作了一批木头样品放到了本土机场作伪装。德国国防部长戈林一直提心吊胆，拼命催促军工部长施佩尔加速生产武器。这时候，若好战的邻国波兰发起一场侵略战争，德国很可能崩溃。
德国的Bf109战斗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战斗机，灵活性高，速度快，火力强大，抗击打能力强，各种指标均世界领先。意大利方面最新式的战斗机是Freccia战斗机。意大利战斗机灵活性非常高，但速度慢，并不是Bf109战斗机的对手。
当时并没有雷达。机场一般都建得比较靠后，并将观察哨尽量往前建。当敌机袭击我方机场时，我方战斗机才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升空作战。当意大利轰炸机袭击马德里时，由于预警时间不足，德国的Bf109赶到现场时，意大利的空袭往往已经结束了。因此，双方飞机之间的交战机会并不多。Bf109英雄无用武之地。
根据当时的空军军事理论，飞机轰炸敌方战线后方的非军事目标，是无法防御的。在没有雷达预警系统时，这种理论的确成立。
德国参谋们经过精心分析，总结出了敌方轰炸习惯。并让Bf109机群，提前在马德里上空等待，终于成功地拦截了意大利轰炸机群。那次战斗中，Bf109机群大展神威，以3架轻伤，1架被击落的代价，击落了17架意大利轰炸机和护航战斗机。
狂怒的马德里人民用酷刑处死了跳伞的意大利飞行员。那名被击落的Bf109的德国飞行员也很不走运地被暴民们当作意大利飞行员残酷地处死了。当这名飞行员残缺不全的尸体被拼凑到一起，送回德军驻地的时候，古德里安怒不可抑地向西班牙人民阵线提出了抗议。他声称若不能制止对交战人员的虐杀暴行，他将撤出德国所有的援助。他还呼吁交战双方实施日内瓦公约，保护战俘。
在海上，自从上次直布罗陀海战后，国民军牢牢地占据了优势，并不断地偷袭西班牙沿海城市，组织了一些骚扰性的登陆战。人民阵线的对策是用当地民兵延缓敌方登陆，然后紧急驰援。由于战舰在海上移动方便，神出鬼没，共和军在海防上非常被动。
正如刘伯承所料，被各种漫画和政治宣传激怒的佛朗哥将军，将进攻的主要目标集中到了马德里。在马德里战场上，佛朗哥将军逐渐集结了约2万多正规军，80多辆坦克，300门大炮，100架飞机，集中了他手上能调度的大部分主力，开始从西面和南面，进攻共和军在马德里外围部署的防线。
罪与谎言
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战局，刘伯承要求召开了一个全面动员的紧急会议。西班牙总统阿扎尼亚，西班牙共产党自由派领袖依芭露丽，德国军事总参谋古德里安等参与了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刘伯承根据以往作战的经验，提出了在大战前必须解决的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关键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是共和军缺乏作战勇气。
目前共和军的主体防线是设在马德里市外25公里外的一道堵住各交通要道的环形防线。在这条防线外，共和军还有一些控制高地和要点的外围阵地。国民军在一边集结兵力的同时，一边对这些外围阵地发起了进攻。
在战场上，经常可见的是勇悍的国民军军官身先士卒，横冲直闯。而共和军的新兵缺乏经验尚可以原谅，但动不动就溃散和投降，使得作战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还经常形成被动危局。刘伯承以上次阿方索指挥的防御战为例子，说明了如果共和军多一点作战勇气，战况将完全不同。共和军应该能顶住国民军的第一次冲锋，并等待援军赶到，对国民军予以重创。
第二个问题则更敏感了。刘伯承认为，对战局有重大影响的民意并不完全支持共和军。这主要体现在侦察和情报工作上。我方的侦察工作和情报收集工作很难在敌方占领区展开。这使得敌军集结了一个营的兵力，以及多辆坦克，我方却茫然无知。刘伯承还感觉到在作战前期国民军突破我方防线时，对我方的布防兵力似乎比较了解，这说明他们也能有效地收集我方的军事情报。
关于士兵的勇气问题，西班牙总统阿扎尼亚很有些尴尬。目前西班牙共产党已经分裂为少数支持斯大林的莫斯科派和多数支持依芭露丽的自由派。在共和军内，作战最英勇的，不是占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党，工党等组织，而是依芭露丽的共产党自由派。
“刘总指挥，你的意思是，共和军在战斗的生死关头往往主动投降？”，阿扎尼亚问道。
“可是我们不是已经向军队和民众大力宣传，说佛朗哥将军的部队残酷屠杀战俘，连受伤人员，战地医护人员都不放过吗？”，依芭露丽皱眉头道。
“在前期大家还相信我们的宣传，因为我们也在不断地处决战俘。当然，那些人都是罪有应得。”，一个阿扎尼亚手下西班牙将军尴尬地瞟了古德里安将军一眼，说道：“但自从古德里安将军提出按日内瓦公约处置战俘后。我们履行了优待俘虏的政策，抓了好多战俘，却只是把他们关了起来。现在军中谣传，说佛朗哥的国民军也会同样处置战俘。所以投降的人就多了。”
大家都沉默了。这是一个敏感话题。战争的残酷程度，对作战中的勇气有很大影响。人在生死关头，总是抱有侥幸心理。
“中国有句兵法，叫住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要让人民和军队都知道，马德里没有退路。”，刘伯承皱着眉头说道。他是一个军事家，又不是西班牙人。共和军如何进行宣传和动员，主要还得靠阿扎尼亚和依芭露丽。
“置之死地而后生，好生动的成语！”，依芭露丽拍案而起，眼中露出了激动的神色。“我们手上还有一千多名共和军的俘虏，都是罪有应得的敌人。我们干脆把他们都枪毙了，让那些软蛋知道，佛朗哥也会同样地枪毙我们的俘虏。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
“这……”，大家面面相觑。在军事上从容自若的刘伯承登时目瞪口呆。问题是他提出来的，却没有想到闹出了这样一个局面，他自然不便出面反对。于是他与古德里安交换了一个眼色，由古德里安出面坚决反对。阿扎尼亚总统心中却对西班牙共产党有很深的忌讳。他看见依芭露丽冲动地自毁声誉，面上不动声色，说了几句轻描淡写的劝慰的话，心中却巴不得依芭露丽赶紧冲出去行动。
依芭露丽性格中带着一种桀骜不羁。她把在场的所有人，包括强烈反对的古德里安，都当“懦夫”骂了一遍，在一群人面面相觑中，兴冲冲地带着警卫，枪决战俘去了。
然而她的警卫队在枪决了一小批战俘后，却被一个牧师制止住了。
“反动教士，连他一起都枪毙了吧！”，依芭露丽对前来汇报的警卫说道。
“不是，那个牧师是个中国人。据说是那个德国姓尧的从美国特地请来帮助我们的。大家都不敢对他轻举妄动。”，那个警卫神色紧张地说道。
“德国，美国，中国？”，依芭露丽心中打了一个突。当一个人的身份中，同时带有这三种背景的时候，她再胆大，也不敢轻举妄为。
这位中国牧师叫李睿宗，他来自美国的大波士顿地区。他已经有60多岁的年纪，外表却好像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他神态安详从容，除了一脸微笑外，似乎看惯了人世沧桑，并没有带着常人的喜怒哀乐。依芭露丽一见到这样的看起来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心中就怒火万丈。她最痛恨那种成天喊着上帝的名字，却维护统治者，无视人民疾苦的教士。
李睿宗牧师非常敏锐，他一眼就看出了依芭露丽的想法。“我心中和你一样，也充满了惊涛骇浪。只是我的职责是为上帝在这个世界上传播平安和喜乐。我已经习惯把内心的情绪隐藏起来了。”，他微笑着说道。
接着，李睿宗博士开始向依芭露丽介绍自己。他是一个美籍华人，是一个神学博士。他同时也主攻犯罪学，法律等专业，还兼有一个法律学学位。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牧师。尧明一开始，只是想请他帮忙，帮助在美国的基督教徒中，宣传日本在中国犯下的暴行。
“尧先生是想让我先到中国去的。但在睡梦中，上帝的声音却启发我，让我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