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爱 作者:(德)E.弗洛姆-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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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茨：但是你确实经历了与你这种感受截然相反的事物。没有人能说在您的思想和生活中没有现代世界的一席之地，正相反，它的危险，它的希望，都强烈地存在于您的头脑中。
弗洛姆：答案很简单。现代世界吸引我的正是那些能够从中追溯过去的内容。这里有斯宾诺莎，有马克思，有巴霍芬。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神凝思定。在他们那里，我感受到了过去与现代的结合，清楚地看到了现代社会深处的历史根须。有了他们，新旧两个世界不再是格格不入的。正因为如此，我才如此热切地研究一切构成新旧之间联系的内容。
舒尔茨：这种情况发生在您的学生时代还是更早？在您的思想中，这两个世界是什么时候走到一起的？
弗洛姆：正象你刚才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我的一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战争爆发时我才十四岁，并不真正懂得战争是什么。但是没过多久，我就看透了所有那些为战争所做的辩解。然后，我开始被一个问题缠扰了一生，或者说我自己缠扰了那个问题一生。这怎么可能呢？上百万的人去杀死另一些上百万的人，人们让自己被别人杀死，并且这种境况一直延续了四年！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些明显的、没有道理的目的，为了一些丝毫不值得为其做出牺牲的政治概念。这场战争在政治上如何可能？在心理上如何可能？在当时，这些问题苦苦地拆磨着我。我的家庭背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超过其他一切而决定我的思想和感受的因素。
舒尔茨：是哪些书决定了您的方向，我指的不光是那些使您受到正规训练的书，还包括那些对您的个人生活有影响的书。
弗洛姆：我自己也常常思索这个问题。实际上，确有一些书构成了我的生活，或者说，是这些书“产生”了我。我们读的大部分书没有这种力量，但每个人都应自问。有没有这样的一两本书在你的全部发展中占据着绝对中心的位置？
舒尔茨：请原谅我稍微打断您一下。福楼拜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读书并非为了学习，而是为了生活。”
弗洛姆：太妙了！引用得好！我原来不知道这句话。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对我们有影响的书是比较恰当的。当然，任何一本能让人读下去的书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我们，就象如果两个人严肃地谈话，都会感到一点什么，或者不如说都会起一定的变化，只是这种变化十分微小，以致于我们有时察觉不到。
书也是一样，在我的一生中有那么四五本书使我成为我自己，如果不是这些书，我不敢说自己现在是什么样。首先是先知们的书，请注意我不说《旧约》，我在年轻时不象现在对于征服逸南的战争描写那么厌恶，但也并不喜欢，可能至多读过一两次，但是对于赞美诗，尤其是先知的书，直到现在仍是我生命和活力的源泉。
舒尔茨：你有没有打算出几种你的注释本？
弗洛姆：我已经出了一本类似的，叫做《你将与上帝相似》。这是对犹太教传统的诠释。在这本书中，我想对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赞美诗做出区分：一类反映出一种内心的活动，一种从哀伤到欢愉的转变。而另一种则从始至终保待着一致的格调，从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一种伪善，至少是不承认内心的冲突。我们必须这样来理解某些赞美诗：赞美者在一开始时内心充满失望，然后他战胜了自已的沮丧，而后沮丧重又出现，重又被战胜；正是当失望的心情达到顶点时，那神秘的、伴随着宗教式的希望和喜悦的奇迹突然发生了。诗篇第二十二就表达了这样一种感情，它是这样开头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唉哼的言语？”
有一个问题十分有趣，人们常常不明白，为什么耶稣在受难前也说了失望的话，好象与他的信念和自愿的献身不相符合。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在书中做了解释。在犹太教中对赞美诗的引用不象基督教那样按照编码，而是用诗篇的头一句话；这样，象第二十二篇诗篇那样，如果我们不是从头至尾地读，就不会发现，它其实最终表达了一种相信人类必被拯救的、弥赛亚式的感情。这篇诗的开头后来在福音书中加以修改，就是为了避免误解。说到这里，我们有些跑题了。
这就是对我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之一。当我今天读着先知们的书的时候，仍然感到象五十年以前读着它们的时候一样的新鲜和充满生气。
后来的另一次重大影响来自于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最吸引我的是他的哲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它从世俗的角度表达了人类自我认识的理想，和彻底的人道主义精神。马克思认为，人的目的不是去获取和积累僵死的、物质的东西，而是生命的自我实现。马克思的这类思想最先见于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如果对马克思不很了解，当你读到那些文字时很难相信是他写的。这倒不是因为这样的文字罕见于马克思的著作，而是因为斯大林主义者和相当一部分社会主义者严重地歪曲了他的形象。马克思的思想精华就是人的在人道主义意义上的解放。如果拿他的哲学和哥德的做比较，你会发现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读一读另一位最大胆和最激烈的思想家梅斯特·艾克哈特的文章。你也会发现不少与马克思相似的地方。
舒尔茨：确实如此，我们不得不面对马克思的信徒来维护马克思。但是由谁来做这项工作呢？不仅是马克思，今天的人们在引用另外一些大思想家的思想时，也只是为自己个人的目的服务。在我们的大学里和其他地方，有没有正在努力使马克思等人免受僵化的和片面的解释？
弗洛姆：在今天，很少有什么马克思主义专家不是从极端右翼或极端左翼的观点对他进行歪曲。他们利用马克思的思想支撑自己的观点，也利用他为自己的行动和政策辩护，虽然这些行动和政策恰恰是和马克思的思想和所感背道而驰的。俄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和自由的西方资本主义——主要指社会民主党——都奉马克思为权威，然而又都在篡改他。可能你们听起来会觉得我有些狂妄，但我确实认为，除了我和少数几个人外，没有人真正认识马克思。大多数专家们都没有看到，马克思的思想在本质上是宗教的，但在这里，“宗教”并不是树立对某种至高无上的主的信仰。佛教的情况与此类似。在佛教中不承认类似上帝的东西，但仍然是一种宗教，信仰的中心是人人都必须超越自我，超越内心的孤独和自恋，对生活敞开心扉，象梅斯特·艾克哈特说的那样，必须先净化自己，然后达到充实和完整。用各种语言所表达的这种信仰，才是马克思著作的核心。我经常乐于将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某些段落念给各种不同的人士来听。记得有一次，我与著名的佛教禅宗学者铃木先生在一起，我给他念了几段，没有告诉他作者是谁，然后问他．这是不是禅宗？他说：当然是。另有一次，听众是一群渊博的理论界人士，我念了相同的段落，然后让他们猜猜作者。答案从托马斯·阿奎那直到最现代的理论家，就是没有一个人猜到马克思。本来么，他们根本不懂马克思。
象恩斯特·布洛克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天主教学者让·埃尔维斯·卡尔维兹对于马克思的这一面倒是看得很清楚，但是他们的影响比起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学派来说却要微弱得多。
另一个影响我的关键人物是约翰·雅各布·巴霍芬。很遗憾，这是一个并不怎么知名的作者。巴霍芬是第一个发现母系社会的思想家，在大约一百一十年前完成了他的主要著作。但是他的著作的英语节译本五年以前才出现。巴霍芬的发现不仅使我掌握了了解历史的钥匙，还使我吏好地理解了当今的父权社会和越来越重要的个人发展问题。我们对于母亲的期望是什么？俄底浦斯情结的本质是什么？是一种性欲吗？我想不是。恋母倾向有更深刻的根源，这是人对一种特殊人物、一种女神的追求。这女神卸下我们的负担，保护我们不受伤害，提供给我们天堂般的庇护所。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对她的依赖，是不能完全成为自我。因为这样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巴霍芬在二十年代初开始，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另一个主要的影响是佛教。佛教使我明白了可以有一种不要上帝的宗教。我最初接触佛教是在1926年，这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经历之一。我对佛教的兴趣从未减低。后来通过读书和求教于铃木先生研究禅宗，更加深了对佛教的兴趣。
当然，我还没有提到弗洛伊德。我接触他的著作与接触佛教几乎是同时的，而他的理论也成了我的思想的中心内容之一。犹太教先知、马克思、母权制度、佛教和弗洛伊德，就是他们造就了我。
舒尔茨：虽然你对马克思十分了解——也许正因为你对他十分了解——你并不是一般人称之为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感到你和弗洛伊德的关系也是如此。你把弗洛伊德当做出发点，你从他那里出发，离开了他，超越了他。这样看来，你并不属于弗洛伊德主义者的多数，如果我没弄错，你对这个多数还持有相当严厉的批判态度。
弗洛姆：我总是处于少数。对于巴霍芬来说我成为少数是迫不得已，因为本来知道他的人就很少。但在柏林大学，我受过严格的弗洛伊德理论训练，并在一开始完全接受了他关于性欲等等的说法。几年之后，我开始产生了某些怀疑：我发觉自己并不是在临床应用上证实了弗洛伊德的正确，而是将病人的情况生硬地套进弗洛伊德理论的模式。我时常发现，弗洛伊德并不能使我接触病人的实质，解决病人的问题。
舒尔茨：您刚才列举了先知、马克思、巴霍芬、弗洛伊德和佛教。这些东西显然有某些联系，但同时也确实没多少联系。可是你确实能够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就象某种镶嵌艺术那样。你是否认为这种综合的冲动是你的著作的特点？
弗洛姆：我想是的。在我内心的最深处，理智和感情的冲动推翻了这些明显的互不相干的事物之间的藩篱。除了佛教以外，它们都是构成欧洲文化的基石。我想寻求它们的共同给构并加以综合。其实，“综合”这个词用得不对，因为我想表明这些不同的学派只是在一个相同的概念和看法的基础上呈现的许多侧面，就象一块钻石上的很多面一样。比如两个我最喜爱的作家，梅斯特·艾克哈特和马克思，如果我说他们两人同属一类人物，大多数人都会嗤之以鼻；但这两个人通过现象洞察事物深处的能力确实非常相似。我们总是习惯于把作家和他们的著作归类，我们总是强调一点，却看不到本质，看不到全体，我想做的就是将一般人认为分崩离析的欧洲人的思想看成一个具有共同基础的整体，发现其中活跃的因素，并将它们联系起来。在过去的四十年中，这一冲动成为我的一切努力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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