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爱 作者:(德)E.弗洛姆-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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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发达的消费给他们提供了对付心灰意懒的好办法。许多人会有这样的感受：如果觉得紧张或是压力很大，多半会自动地走到冰箱跟前，想找点儿什么吃的或喝的，使自己轻松一下，虽然也许当时并无任何胃口。这样看来，小吃浅酌有时能代替药物的功用，而食物和饮料总要比止痛片可口得多。
　　　　一个被压迫着的人感到自己的内心是虚空的，感到自己象是瘫痪了一样，需要拄着拐杖才能行动。好象他身上有一个开关没有打开。如果此时他消费点什么，那些空虚、瘫痪和无力的感觉会暂时离开。这时他会感到：我到底还是个活人，你看，我吃进了一些东西，我不再是虚无了。他需要填充一些东西来驱散内心的空虚，他觉得自己微乎其微，只有消费能抑制这个念头。他成了一个消费人，一个被动的人。
　　　　我在这里使用了“消极人”的概念。什么是消极？什么是积极？就让我们从这个概念的定义入手、从它们现代的，最为人所熟知的定义入手。积极的活动被理解为（缺几字）确的、需要付出精力的活动。它可以是体力的，也可以是脑力的劳动。体育运动也包括在内，因为我们通常用一种实用的态度来看待它：参加体育运动既能增进健康，又能为国家赢得荣誉，本人更是名利双收。参加运动常常并不因为这一过程本身的乐趣，而是在于某些最后的目的。一个尽职尽责的人，我们就称他是“积极”的。
　　　　在这个意义上，“消极”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没有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我们就是消极的了。让我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一个人坐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着外面的景色。他坐了五分钟、半小时，甚至一小时。他只是在呆呆地看着，什么也不做，使自己沉浸在目光所及的景物之中。我们大概只会觉得这个人很古怪，而根本不会认为这种“沉思”是积极的。再想象一个人在枯坐冥想（虽然在西方文化中这种现象是很罕见的），试图感受自身的存在。如果他有系统地、有规律地去冥想，每次可能要用几个小时。任何一个对这种冥想的知识毫无了解的人，都会把冥想者看成一个消极的人，因为他什么也没有做。可是，他的全部努力就是为了把哪怕是最后一点细微的念头逐出脑海，使思想成为虚无，达到单纯的存在。这对于你来说可能无法想象。哪天你可以试一试，只试两分钟，就可以知道是多么难于做到：这样那样的念头总是顽强地要钻进你的大脑，而你的大脑也总是不由自主地吸收着。
　　　　这种冥想在象印度和中国那样伟大的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幸在我们却不然。我们这些野心勃勃的人干什么都要有目的，都要得到某种结果，达到某种目标。一旦有一次你试着忘掉这些目标，耐心地做一次上述的练习，你也许就会发现它真的能使你焕然一新。
　　　　我在这里想说明的是，现代观点认为，能够产生结果的行为是积极的，否则就是无意义的、消极的。把这一看法和关于我们如何消费的问题结合起来：如果我们消费“坏的富足”提供给我们的过剩的物质，那种看上去的积极就成为真正的消极。有没有一种创造性的积极，一种“好的富足”能让我们不仅仅做一个消费者呢？

　　　　现代社会中的厌倦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近两千年来西方一些思想家——如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歌德、马克思等人——对“积极”和“消极”所做的经典定义。他们一般认为积极是人类天生的活力，是人类肉体和精神的力量源泉。当我谈到人类天生的动力时，你们中间可能会有一些人不太理解，因为我们通常习惯地认为动力和能量都是机器而不是人所具有的。而且人类的力量也是主要用于发明和操作机器。我们对于机器的功能及发展潜力研究得越来越深，同时对于人类所具有的神奇的精神潜力却了解得越来越少。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安提戈涅①　说过：“世上有无数神奇的东西，但没有一种比人更神奇。”这话现在已没有什么人相信了。一枚能飞上月亮的火箭看来比人类神奇得多。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认为自己发明和创造的东西比上帝创造的人更了不起。
　　　　①安提戈涅：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中的女主人公。
　　　　让我们重新回到关于人的意识和他的潜力的话题。人不仅具有语言和思维的能力，还具有更深刻、更内在、更成熟的能力。比如爱和艺术的表现力。这些东西都是潜在的，等待着我们自己去开发。那些思想家们所认为的积极就是充满活力，它的意义就在于：开发和唤醒人类在通常情况下被掩盖和受到压抑的力量。
　　　　我想在这里引用一段马克思的原文。你们在学校里都听到过马克思，各种各样的左派和右派人士在宣传，舆论工具中也反复提到他。但在这里，你们会看到一个全新的、与过去人们对他的认识完全不同的马克思。
　　　　“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你同人和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与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如果你在恋爱，但没有引起对方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引起对方的爱，如果你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
　　　　很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爱是一种积极的行为。现代的人却很少如此，他们不懂得爱可以创造一切，他们经常关心的几乎唯一的一件事就是被爱，而不是去给予爱。不是通过自己对别人的爱去唤醒他们的爱，去创造出某些新的，世上从未有过的事物。这样，他就会把被爱看成是一种机会，而要得到它就需要买进所有那些可能使你变得可爱的东西，从漱口水到精致的衣服再到昂贵的汽车。我必须承认一个不幸的事实：很多男人之所以被爱是因为他们的赛车。当然，这样的男人爱他们的汽车也甚于爱他们的妻子。在这种情况下，男女双方常常看上去心满意足，但不久就会彼此感到厌倦甚至仇恨，因为他们都受到了欺骗，或至少感到受了欺骗。他们以为自己在爱，而实际上不过在装样。他们并没有感受到真正的爱。
　　　　同样，当我们说一个人是“消极的”，我们并非因为他在那里静坐沉思，或是对着窗外的景色发呆。我们指的是他被一种自己所无法控制的力量所驱使，他不能行动，而只能反应。
　　　　当然，我们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对某种刺激或某种情景做出反应。这些刺激和情景是我们熟悉的，一有适当的信号发出，就会激起特定的反应。巴甫洛夫实验室里的狗学会了将食物与铃声联系在一起，只要一听到铃声就会流口水。当它跑向食物时，它是非常“积极”的，但这种积极不过是对某一刺激的反射。在这里，狗的功能与机器相同。行为主义是这样认为的：人是一个被动的生物，给他某种刺激，他就会做出某种反应，就象在用老鼠、猴子和猫所做的试验中看到的一样。行为主义确信，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根据奖惩原则进行的。奖励和惩罚都是有力的刺激，人类对于它们做出的反应与任何动物可能做出的完全一致，就是去做那些可能得到奖励的、避免做那些可能受到惩罚的事情。他不一定真的要为某些事受惩罚，仅仅受到被惩罚的威胁就足够了。
　　　　现在再来看看什么叫“被驱使”。比如一个醉汉，他大叫大喊，挥动手臂，显得非常“积极”。或者是一个我们称为“疯子”的精神病患者。这种人的情况在医学上称为“活动过度”。他认为自己能够拯救世界，到处发议论、打电报、写信件，忙个不停，显得异常活跃。当然我们知道，在第一个例子中动力来自酒精，而在第二个例子中是病人大脑中生物电流紊乱所致。虽然这两个例子的外在表现都是非常积极的。
　　　　“积极”于是既可以仅仅做为对某种刺激的反应，又可以是形如激情，实为消极的“驱使”和“身不由己”。英语中“Passion”（激情）和“Passive”（消极、被动）分别来自拉丁文“Passio”和“Passivus”　，两词的词干相同，在拉丁文中意为“遭受苦难”。这样看来，如果我们说某人是“充满激情”的，也许并不是对他的赞美。哲学家施莱艾尔马赫曾说“嫉妒是一种热心追求痛苦的激情。”其实不仅嫉妒如此，任何身不由己的激情都是如此，如野心、贪婪、权力欲、暴饮暴食等等。所有的嗜好都是造成痛苦的激情，都是消极的种种形式。在现代的意义中，“激情”具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因而丧失了它原有的纯洁性。我暂时不谈它的原因何在。
　　　　如果人只能单纯地做出反应或身不由己的行动，这样的人就被认为——在经典的意义上——是消极的。仔细观察一下，你会发现他们做出的反应永远是相同的，从来不会改变方向。一切都象是预先计划好的，都不会出乎意料，没有任何个人的特征、任何思维的活力可言。行为主义将人基本上做为机械看待，因而对人的估价也基本上符合机械的原理：某种刺激将引发某种反应。对这种现象所做的研究和发现，以及以这种现象为基础所拟定的种种解决方案，就是行为主义者们所称之为的科学。是的，这可能是一种科学，但不是关于人的科学，因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决不会毫不走样的重复他前一次的行为。在每一时刻他都是不同的，也许不会完全不同，但至少不会完全相同。赫拉克利特对此有着同样的看法，他说：“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因为河水是在不断地流着。我认为，行为主义心理学可能是一门科学，但不是关于人的科学，它更象是一门由异化了的研究者使用异化了的方法、以异化了的人为对象的科学。它或许能够照亮人类本性的某些领域，但却没有触及最有生命力的那一部分，没有说明人之何以成为人。
　　　　我想再举一例来说明积极与消极的区别，这件事情在美国的工业心理学界中影响颇大。西方电子公司委派埃尔顿·　梅友教授去该公司设在芝加哥的霍索恩分厂，试图找到一种使那里的非技术女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这些工人的任务是绕制电磁铁使用的线圈，当然是一种极为单调的、既不需要技巧、也不需要用心的工作。梅友教授认为，也许在上午和下午各拿出十分钟让工人们休息一下、喝杯咖啡，会对工作有所帮助。梅友向工人们解释了自己的试验计划，然后首先在下午实行工间休息。产量立刻上升了，所有的人都为这个方法能起作用感到高兴。梅友进一步在上午实行工间休息，产量又一次上升。劳动条件的改善使产量不断上升，看来梅友的理论已被实践所证明了。
　　　　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个试验可以就此为止，然后向西方电子公司建议：为了提高产量，每天牺牲二十分钟工作时间是合算的。但是埃尔顿·　梅友可不是个一般的人，他想知道如果将这些改善取消会出现什么结果